觀《荒蠻故事》有感

　　政治正確，太正確了

　　──觀《荒蠻故事》有感

　　陳軍 中國戲劇出版社

　　政治正確，太正確了──觀《荒蠻故事》有感

　　《荒蠻故事》（Wild Tales ）是2014年戛納電影節參賽作品，達米安·斯茲弗隆導演，阿爾莫多瓦兄弟監製。影片由六組簡短而頗富戲劇性的小故事組成，分別是：引子《帕斯特納克》（Pasternak ），"盧瑟（loser）"加百列·帕斯特納克悲摧一生，駕駛飛機滿載"仇敵"同歸於盡；《老鼠》（The Rats ），善良姑娘偶遇"殺父"仇人，左右為難間同事為其兩肋插刀；《歸西路》（Road to Hell ），倆"路怒症"患者公路上互不相讓，先羞辱后撕打終雙雙殞命；《小炸彈》（Bombita），爆破工程師一根筋踏上維權不歸路，丟工作被離婚轉又成人民英雄；《賬單》（The Bill ），富二代酒後駕車撞死懷孕婦女，老爹拿金錢耍手段保兒子轉危為安；《直至死亡將我們分開》（Till Death Do Us Apart），新郎官婚禮現場與情人打情罵俏，新娘子欲報復卻與新郎熱吻收場。這六組故事的人物及事件互不相關，把它們放在一起的理由，用台灣的譯名來解釋可能比較恰當：《生命中最抓狂的小事》。

　　影片一經推出，網上便引發熱議，有網友評論說它是搞笑版的《天註定》。這個評論很準確地抓住了兩者的一致性，即強烈的代入感。在《天註定》里，我們很容易辨識出影片的人物情節與當下中國底層老百姓以及熱點新聞的關聯。《荒蠻故事》說的儘管都是外國人的奇聞趣事，但它居然也同我們的生活互為映照。尤其是《天註定》的山西村民大海和《小炸彈》的爆破工程師西蒙，這兩個人物的維權故事對於我們中國的老百姓來說是再熟悉不過了。

　　毋庸置疑，影視作品能夠引發即時的討論，往往是由於它們反映了我們急切關注的當下問題，觸碰到了我們當下的現實焦慮。值得一說的是，《荒蠻故事》的六個短片在介入現實這個問題上有深有淺，程度不一，在藝術層次上，它們是有差別的。在《帕斯特納克》《老鼠》《歸西路》和《直至死亡將我們分開》這四個短片中，導演介入現實的分寸掌握得恰到好處，他像上帝一樣鎮定自若，以因為全知所以冷靜的心態，把那種遭受侮辱后"抓狂"到覺得對方該死恨不得弄死對方的心情娓娓道來。而《小炸彈》和《賬單》則太介入現實，尤其是前者，導演在此失控了。我所說的"失控"並不是說導演在技術上（比如畫面節奏，劇情銜接等）的失控──在技術上，導演一直穩定在很高的水準；而是說，導演因為過於介入現實，被急切希望政治應該儘快正確起來（法律清明、個人權益得到維護）的這股子意氣給捕獲了。於是導演從上帝的位置降下來，介入了人間的紛爭，並開始像那些遇到"抓狂"小事的主人公一樣意氣用事。

　　《小炸彈》的維權故事頗富浪漫色彩。工程師西蒙由於違章停車，被要求去指定地點支付違章費后取車。西蒙堅稱違章地點並無禁止停車的指示牌，是相關市政工作沒有到位，而不是自己違章。收費員反駁說，他只根據違章罰單來辦事。西蒙無奈交錢取車，改天來到投訴處申訴。在投訴處，西蒙據理力爭，工作人員反誣西蒙是不懂法還要反抗法律的罪人。西蒙一怒之下當眾發飆，砸爛了工作台，結果第一次蹲進監獄。被保釋后，西蒙丟了工作，妻子提出離婚。一無所有的西蒙索性意氣用事，在收費站引爆了汽車表示抗議。這一炸雖讓西蒙再次蹲進大牢，可他卻成了維權的城市英雄，還贏回了妻子的心。這則小故事最耐人尋味的地方是，西蒙在公共場所引爆汽車是一種嚴重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但影片卻美化、浪漫化了他的意氣用事。危害公共安全的做法之所以能被美化和浪漫化，一方面是因為西蒙在業務上敬業出色，業務外還算兼顧家庭，絕對算得上新時代的好男人，一開始他就獲得了我們的同情。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從市政服務部門理應服務到家方便百姓的角度來說，西蒙的維權合情合理。然而相關工作人員對西蒙的投訴毫不作為，一概官僚做派。換句話說，好男人西蒙是被權力巨大而又不負責任的市政部門逼上了維權道路，他的炸彈是衝著不人性化的市政服務部門去的──這是多少被逼上維權道路的老百姓想做而不敢做的。面對這樣的維權，有過坎坷維權經歷以及同情維權者的人們（當然包括導演）多多少少都會對西蒙的行為表示理解甚至敬佩，我們幾乎很難把西蒙醜化、罪惡化。

　　在一定程度上，現代社會就是在公民各自維護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形成的妥協社會，維權幾乎是現代人日常生活的一項內容，尤其是，當公民向比自身強大得多的權力機構或政府部門維權的時候，維權往往還會被描述成一件政治正確的事情。從這個角度看，《小炸彈》美好浪漫的大團圓結局（大受歡迎，妻女回歸）既廉價且次要。想想《人民公敵》，同樣是維權，一旦維權的內容與人民利益衝突，人民英雄分分鐘被打成人民公敵。重要的是，一旦劇情預設了無辜的個體和權力巨大又不人性化的政府的相互衝突，無需多說，維權者的政治正確就有了保障，哪怕你成了狼狽不堪的"人民公敵",維權者仍然極易被想象或塑造成浪漫的英雄形象。更何況，導演還在緊跟《小炸彈》的短片《賬單》中為我們描述了特權階層為維護自身利益時無所不用其極的那些手段。兩個短片一關聯，無論導演主動也好，無意也好，一旦做出類似個體是無辜的及政府是骯髒的這樣的預設，他就只能從上帝"高冷"的位置上降下來，把作品的控制權拱手交給政治正確的激情，否則，怎麼向歷史和人民交代？

　　如果導演總想着要向歷史和人民交代，把創作權交給政治正確，這樣的創作狀態，可以用尼採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一書中對荷馬的評價來描述："輕鬆"和"輕率".然而，正像荷馬的"輕鬆"和"輕率"反倒正好抵消古希臘人過於"激奮的情緒",《小炸彈》導演的"輕鬆"和"輕率"及其結果（快意恩仇的維權方式，浪漫團圓的維權成果）的的確確為我們狠狠地出了一口惡氣，讓我們追求正義的意氣獲得了發泄。

　　話說回來，《小炸彈》帶來的爽快到底是意氣用事。意氣用事後，我們可以冷靜地問個問題，《小炸彈》足夠讓人解氣，在政治上，它相當正確。若作為詩，它正確嗎？

　　怪問題！難道政治正確不夠代表詩的正確嗎，詩還想怎樣？當然夠，政治正確的詩當然可以作為詩的一種，它當然有其存在的價值和意義。我想問的是──用政治可能不太正確的話來描述就是──可不可以有這樣的詩，無辜的個人照例還是無辜的個人，而向來為所欲為的政府有一些時候也正確了起來，然後兩者起了衝突？比如說《安提戈涅》。我們常常聽到的一種說法是，安提戈涅是一個勇於向強權政府對抗的女性英雄（歌德、瓦格納、別林斯基等均有此說）。安提戈涅與強權政府的對抗倒是不含水分，但其政治正確性和英雄性還不算無懈可擊，因為她反對政府（克瑞翁）的理由恰恰是因為政府做了一件政治正確的事情。關於這一點，偉大的黑格爾已經做了極為有說服力的闡釋。如果說忒拜城被敵國攻陷並且頒發了禁葬令，或者克瑞翁完全出於一己私慾而頒布禁葬令，那麼安提戈涅的政治正確性和英雄性才算板上釘釘。但索福克勒斯沒有去編織或者尋找這樣的素材。寫一個政治正確的故事，並且用政治正確來打動觀眾並不是他的追求。為什麼？是因為索福克勒斯天真到認為克瑞翁代表的政府永遠在做政治正確的事情，還是說索福克勒斯看不見克瑞翁式的政府官員的私慾、腐敗和暗箱操作，抑或是索福克勒斯沒有一顆詩人該有的悲憫的心？絕無可能！原因只有一個，索福克勒斯擺脫了政治正確的訴求和宰制，追求一種比政治正確高得多的事物。

　　亞里士多德是懂得索福克勒斯的，按照他的說法，索福克勒斯的作品描述了人的"可能性",是具有"哲學性"的作品。亞里士多德說的"可能性",當然不是指現實中的將來的可能，而應該被理解為從理論分析上說的、哲學上的可能，即它是上帝全知視角對人性的一種全面的理解，這種全面性、整體性就是哲學家渴求的事物。哲學家欲求上帝的全知，是的，索福克勒斯這樣的詩人也欲求全知。

　　然而，詩人本性多愁善感，哲學家式追求全知的激情很容易被因為悲憫情懷泛濫而生出的追求政治正確的意氣所取代。特別是在關於人的權利這一問題上，自文藝復興以來，高揚人的主體性早已成為西方社會以及當代世界最大的政治正確。受此干擾，裹挾其中的詩人幾乎遺忘了邁向哲學全知高度的慾望和能力。遠的不說，近兩年在網上十分紅火的韓國電影《辯護人》，就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政治正確的電影。《小炸彈》的西蒙還只是向官僚的市政部門維護自己的權益，導演已然無法控制自己的意氣。《辯護人》中的主人公律師宋宇錫主動維護無辜學生和無辜市民的權益，而維權的對立面恰恰又是腐敗黑暗透頂的專制政府。面對如此一正一邪的故事及歷史背景，導演的失控更是無以復加。影片最讓人驚訝的地方是，受宋宇錫維權意氣激發從而出庭作證的軍人最終被害，但導演在渲染主人公的英雄性上太過意氣用事，連反思軍人被害這一筆都略去不談，大概被害軍人也被導演當作英雄給打發了。再說一遍，政治正確的詩當然是有價值和意義的詩，比如，在個體權益還未被充分尊重的地方，高揚個體權益的作品尤其具有意義。而在維護個體權益已然成為共識的地方，《小炸彈》《辯護人》這樣的作品則具有反思和記取教訓的意義。我這裡只是指出，這些作品是一種政治上正確的詩。由於詩人把創作權交給了政治正確，他們無能也無意於追求哲學的全知。

　　順帶提一筆，說到政治正確，戰爭題材的影視作品在這個問題上往往是最難處理的。比如說《色·戒》。革命者王佳芝是否可以愛上漢奸易先生實在是當年影片公映后最大的熱點話題。一種依附在民族主義立場的強有力的批評是，革命者愛上漢奸屬於政治不正確。另一種持人道主義、世界主義立場的更強有力的觀點則指出，王佳芝固然是一個革命者，但她首先是一個人，一個女人，她有權利愛上任何一個人，哪怕對方是漢奸。因為在人的權利面前，民族、國家這些宏大而虛無縹緲的事物都是次一等的，甚至是不重要的。民族主義立場和人道主義、世界主義立場，都屬於政治正確的立場，"手撕鬼子劇"屬於民族主義立場支持下政治正確爆棚的作品，《色·戒》（也包括陸川的《南京！南京！》）雖然挑戰了民族主義立場，但在絕對個體價值、普世的人道主義這些所向披靡的價值上，太政治正確了。能夠在這兩個政治正確的立場上保持較好平衡的作品是罕見的，尤其在中國。令人欣慰的是，2011年電視劇《懸崖》在這一點上做到了極致，它在

　　很長的時間裡會作為影視界的標杆而存在。

　　最後說一遍，政治正確的詩自有它的價值。不過我們要記得，在政治正確的詩人旁邊，坐着索福克勒斯、莎士比亞（他是不是人文主義者至今爭論不休）……在《小炸彈》《辯護人》《色·戒》旁邊，還矗立着《安提戈涅》《懸崖》……

　　（本文刊登在《戲劇與影視評論》第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