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個全面體會

　　四個全面體會（一）

　　2014年年底，習近平總書記在江蘇調研時提出，要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習近平首次提出的"四個全面",是其治國理政方略的頂層設計，是中國復興偉業的戰略路線圖。"四個全面"構成了一個嚴密的體系，有着很強的學理支持和經驗支撐。理解"四個全面",是讀懂中國故事，讀懂中國復興的重要窗口。

　　1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現代國家轉型的必要前提

　　由習近平擔任起草組組長的十八大報告首次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並確定了時間表，即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中國古籍上就有"小康"的說法，古代思想家孟子提出"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今天，中國執政黨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對中國未來社會長治久安的重要戰略考量。

　　"小康社會",有學者認為，某種意義上，就是中國特色的"中產社會".在國際上，中產階層是社會穩定的重要力量已成為共識。無論是歷史學家巴林頓·摩爾，還是政治學家李普賽特，都強調中產階層的壯大對於社會民主、社會穩定的重要性。中產階層最講究"理性",而"理性"則是現代社會的最重要特徵。無論英美等西方國家，還是日本、韓國、新加坡等亞洲國家，都是中產社會，這種社會呈現出更加穩定的形態。從社會結構上說，與其說美國等西方社會的穩定源於民主，不如說源自中產階層的崛起。反觀中東和南亞、拉美的一些國家，中產階層弱小、窮人眾多，不僅社會不穩、經濟不穩，還會出現政治危機和政治失序狀態。這些經驗告訴我們，一個穩定的民主社會，首先是一個中產社會。有中產的民主才是好民主、優質社會，沒有中產的民主往往是壞民主、劣質社會。

　　因此，"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現代化國家，首先是一個"小康"之國，即中產之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就是要使中產階層普遍化，成為社會階層的主流。

　　比較政治學研究表明，中產階層是最維護現行體制的因素和力量，是現代國家轉型的重要潤滑劑。

　　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中產階層與民主政治相關聯。但是，如果西方寄望中國出現挑戰中國共產黨執政權威和導向西式民主的中產階層，則會貽笑大方。《民主與專制的社會起源》作者巴林頓·摩爾依據大量歷史事實，嚴重質疑資本主義和西方民主是進入現代工業社會的唯一通道和最終歸宿，認為西方民主只是特定歷史環境中結出的果實，而通向現代社會的歷史道路和與之適應的政體形態是形形色色的。也就是說，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即建立中國的中產社會，只會支撐中國執政黨的正當性，提升中國復興的進程，而不是其他。

　　2"全面深化改革":

　　破除分利集團的有力武器

　　在中國共產黨黨史上，十一大以來的歷次三中全會均被賦予了改革色彩。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戰略決議，正是在向外界宣示，習近平引領下的中國將是一個空前改革的時代，一個負起歷史擔當的時代。中國共產黨的成功、中國道路的成功，最大的密鑰便是保持改革的常態。

　　美國經濟學家奧爾森對國家衰落的原因作出了一個令人信服的一般性解釋，即大量分利集團、分利聯盟的存在。他認為，在邊界不變的穩定社會中，隨着時間的推移，將會出現大量的集體行動組織或集團。這種特殊的利益組織或集團，不僅降低經濟效率，而且加劇政治生活中的分歧。更為嚴重的是，分利集團一旦大到一定程度，就會成為排他性組織，儘力限制或分散社會其他成員的收入和價值。經過幾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政治經濟系統里形成了一些分利集團，尋租腐敗、貧富分化、缺乏正義都與此相關。然而，建設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主義國家，必須阻止分利集團的蠶食，必須打破體制機制的羈絆，敢於啃硬骨頭，敢於涉險灘。

　　需要指出的是，分利集團在很多個國家都是存在的，包括英美等發達國家。破除利益集團需要一場革命，然而這樣的革命在西方是舉步維艱的。西方政黨政治內耗嚴重，日益淪為"否決政治",並且政黨競爭嚴重依賴分利集團，公共政策被挾持現象嚴重。中國的全面深改，卻是一場全方位的革命。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一攬子改革舉措，在世界改革史上都是罕見的。中國執政黨內部相繼成立多個工作小組，並由高層領導人擔任組長，便是保持國家的相對自主性，使公共決策既不受分利集團的影響，也不為非理性選民所左右。美國經濟學家布賴恩·卡普蘭在《理性選民的神話：為何民主制度選擇不良政策》里提出，美國人引以為豪的民主制度其實縱容了選民的胡鬧，導致不良政策大行其道。可見，中國共產黨黨內成立多個議事協調小組的做法是多麼的睿智。此舉可以保持中央決策的相對自主性，不受利益集團和非理性選民的干擾。

　　改革必然觸及利益，勢必會遭到特殊利益集團的阻礙。那麼，改革的動力來自哪裡？無疑，來自人民的力量，來自實現中國復興的力量。突破既得利益，讓改革落地，需要有決心、有擔當。無論是十八大以來的鐵腕反腐，還是政治經濟社會等領域的利益再分配，都顯出中國執政黨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嚮往的堅定決心，以及最高領導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個人擔當。

　　3"全面依法治國":

　　良治社會的應有之義

　　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決定，是中國共產黨黨史上第一個關於加強法治建設的專門決定。"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縱觀人類政治文明史，法治和人治問題是每個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都要面對和解決的一個問題。

　　"歷史終結論"的提出者弗朗西斯·福山最近提出，一個秩序良好的社會需要三個構成要素：強政府、法治和民主負責制。而且，三者之間有着嚴格的時間順序。民主並不是第一位，強政府才是。尚未獲得實施有效統治的能力就進行民主化的政府無一例外地都會遭受失敗。縱觀世界各國，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后發展國家，國家的良政善治無不依賴於法治。例如同樣深受儒家影響的新加坡，國家治理的最大特徵便是推崇法治精神。反觀之，那些忽視法治、法治鬆弛的國家或地區，卻常常與國亂民怨聯繫在一起。

　　事實上，中國正是在這樣的漸進順序上走着自己的現代化道路。中國曾經是開發國家制度的先行者，是創造韋伯式現代國家的第一個世界文明。然而，中國歷史上缺乏法治傳統，現代法治進程也是充滿坎坷。法治興則國家興，法治衰則國家亂。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實現執政黨長期執政，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必須依靠法治。

　　四中全會以法治為主題，滲透着習近平等領導人對國家治理的深入思考。親身經歷了"文革"劫難的習近平等領導人，深知如果國家沒有法治，人人都無安全感。

　　當今中國問題的最大癥結便是法治權威不足。群體性事件、信訪不信法、"塔西佗陷阱"等無不是由於法律權威不足所致。要想解決中國"成長中的煩惱",依靠法治權威無疑是最現代、最文明、最有效的手段。

　　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了180多項重要法治改革舉措，許多都是涉及利益關係調整的"硬骨頭".法治領域的改革與政治改革密切相連，改革難度大，社會關注度高，特別需要自我革新的勇氣。然而，法治改革關涉執政黨能否長期執政，關涉良治社會能否順利實現，關涉中國復興能否到來，意義非凡，必須下死決心。

　　4"全面從嚴治黨":

　　中國復興的政黨力量保證

　　"全面從嚴治黨",是習近平去年10月在總結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講話時正式提出的。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體學習曾專門安排了黨建內容，習近平在講話中指出"要營造一個良好從政環境"、"要有一個好的政治生態".黨內潛規則盛行，政治生態受到污染，從政環境不夠純潔，根源在於沒有做到全面從嚴治黨。在習近平的認知里，中國要出問題主要出在中國共產黨黨內，蘇聯亡黨的最大教訓便是治黨不力。只要把這個黨管好、治好，中國的現代化就有了強有力的政黨力量保證，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就大有希望。

　　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在歷史比較的基礎上得出結論，在處於現代化進程之中的國家，一黨制度較之多元政黨體制更趨向於穩定，多黨制是脆弱的政黨體制；就政治發展而言，重要的不是政黨的數量而是政黨制度的力量和適應性。處於現代化轉型的中國，目前的政黨制度是合適的，是符合國家演進一般規律的。這與福山認為良好秩序的首要條件便是強國家是一致的。因此，只要堅持從嚴治黨、制度治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就是有序穩定的，就是可以實現的。從現實來看，實現中國的現代化和民族復興，除了中國共產黨無任何其他政黨能夠擔當。一個管理嚴格、制度執行力強的中國共產黨，是實現中國復興的重要保證。如果黨內不純潔，缺乏正氣，被團團伙伙、利益集團充斥，制度和規矩成為軟約束，是不可能引領國家走向復興的。這也是為什麼習近平多次強調"三嚴三實"要求、嚴肅黨內政治生活、"黨建是最大政績"的重要原因。

　　當前，黨內一些領導幹部在理想信念、廉潔從政、制度執行等方面存在着問題。這說明，全面從嚴治黨是非常必要的、非常緊迫的。在中國的政治體系里，如果沒有政黨治理的制度化、現代化，就不可能有國家治理的制度化、現代化。因此，全面從嚴治黨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從這個角度說，能否從嚴治黨，關係到能否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關係到能否實現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關係到能否使依法治國落到實處。

　　可以說，"四個全面"是一份莊嚴的政治承諾，背後隱藏着深層的中國復興邏輯。相比西方政黨政治的空頭支票，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承諾給人印象深刻，是執政治理的一大基石。中國共產黨作為當今世界最大的政黨、最大的執政黨，有着一份強烈的歷史擔當，那就是讓人民過上好日子，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世界最大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治理下的國家，如果順利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那麼，世人的制度偏見、政黨非議當可休矣。

　　四個全面體會（二）

　　大國復興需要思想引領。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治國理政中，特別注重思想的力量，尤其注重運用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來分析解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進程中面臨的一系列突出矛盾、難題和問題，深得馬克思主義哲學智慧的滋養。

　　實際上，一個民族要復興，沒有高瞻遠矚和深思熟慮的戰略布局幾乎是不可能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立足歷史和時代的高度，科學判定當代中國發展的歷史方位和世界發展形勢，精準把握時代精神，堅持"問題導向"和"科學思維",以全局視野和戰略眼光謀划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布局。"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提出，根本上是運用了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主要是堅持歷史發展規律與人的主觀能動性的辯證統一。

　　一段時期以來，西方對中國有一種誤解和誤判，認為中國的成功，對內主要靠"摸着石頭過河",對外主要靠"搭全球化便車",由於缺乏自身明確的"頂層設計"與"價值觀特質",因此中國的成功具有極大的偶然性和不可持續性。"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提出有力地回擊了這種誤解和誤判，它表明中國在"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基礎上逐漸形成"價值自覺"和"價值自信",將有力推動從"物質中國"和"經濟中國"走向"精神中國"和"價值中國".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立足中國實際、總結中國經驗、針對中國問題。概括起來當前中國面臨的主要問題是：經濟總量領先下的人均落後，先富起來之後的共富挑戰，資源環境約束下的轉型壓力，創新能力與發展需求脫節，國內外安全風險疊加交織，治理現代化目標任重道遠。破解"中國問題"既要堅持歷史發展規律，科學發展，又要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順勢而為。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融合了"歷史視野"（過去、現在、未來）、"政治視野"（堅持人民主體地位、維護國家和人民根本利益、尋求最大公約數）和"世界視野"（中國機遇與世界機遇、"一帶一路"戰略、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真正做到了反思歷史又不囿於歷史、立足當下又不陷於物化、追求夢想又不流於空想，既堅持歷史必然性，又堅持價值合理性。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貫穿着"大局思維"和"系統思維".習近平總書記主要從國內、國際和黨的建設三個維度，對"大局思維"和"系統思維"作了深刻闡述：從國內看，就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全面深化改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從國際看，就是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為我國發展爭取良好外部條件，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從黨的建設看，就是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提供根本保障。

　　如何實現"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關鍵就在於堅持中國道路、凝聚中國力量、深化改革創新、堅持黨的領導。這是"有原則的實踐",必將進一步深化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和黨的建設規律的認識。

　　四個全面體會（三）

　　"四個全面"是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治國理政的頂層設計；又是中華民族復興偉業的戰略路線圖。此時提出，非同尋常。

　　經多年努力，現在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接近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對當代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人和習近平總書記本人，是一個神聖時刻。歷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同時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和挑戰，光明的前途上充滿困難和風險。把握機遇，克服困難，就能為民族復興做出歷史性的貢獻；如果應對失當，也會喪失時機，愧對先人與後代。在這樣的時間節點上，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表現出強烈的責任意識、擔當精神。十八大剛剛結束，習近平就說，"我們的責任，就是要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接過歷史的接力棒，繼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奮鬥，使中華民族更加堅強有力地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古人云，"不謀大局不足以謀一隅".此時，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以馬克思主義者的遠見卓識和科學態度從戰略高度思考如何實現完成這一任務。

　　歷史昭示未來，經驗是認識規律、形成科學認識的基礎。經過多年探索，如何實現民族復興大業已經聚焦於幾個基本問題；通過系統總結歷史經驗，全黨也形成幾個基本認識：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如何實現？需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一步步地把藍圖變為現實。在總體達到小康的基礎上繼續努力奮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承上啟下、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決定性措施，也是實現民族復興偉業的關鍵一步。全面建成小康把現實任務與長遠目標結合起來，使民族復興得到牢固基石。

　　——全面建成小康的動力從何而來？唯有改革。30多年的實踐證明，改革作為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釋放出這一嶄新制度的不盡活力。中國的發展、巨變得益於改革開放，這是中國人民也是全世界一切有識之士的共識。同時證明，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通過改革建立健全各方面都比較完善的體制是長期的過程，現在改革正未有窮期，仍然在路上。這裡既有以往改革未解決的深層次矛盾和長期積累的問題，也有發展中新出現的問題。解決這些矛盾和問題，已經刻不容緩，不僅改革的情勢更緊迫，而且面對的困難更繁多。

　　——如何兼顧改革、發展和穩定？答案是依法治國。發展是硬道理、改革是硬措施、穩定是硬任務，每一方面都不可動搖，如何在實踐中使三者統一起來，只能依靠法治。健全的法治是現代文明社會的標誌，法律是現代國家最高、最根本的規範，法治興則國家興，法治衰則國家亂。一些發展中國家也曾進入過發展快車道，但未能在經濟發展的同時以有效措施健全法治。法治缺失使經濟發展戰略不能長期保持穩定，發展中出現的矛盾無法在制度框架下化解，引發人心不穩、政局動蕩。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面臨的矛盾更突出，更必須充分發揮法律對人們行為的規範作用、對社會矛盾的調節作用、對社會穩定的維護作用、對發展的促進作用；在法治基礎上推進改革，使改革成為常態，改革措施會減少隨意性，使國家發展進步和長治久安得到根本保證。

　　——作為民族復興領導力量的中國共產黨如何建設好？必須從嚴治黨。世界政治文明史表明，一個國家政治發展不在於政黨數量，而在於政黨制度的適應性和政黨執政能力。發展中國家的多黨制是脆弱的，一黨長期執政比多黨競爭、輪流執政更有助於保持穩定和促進發展。近代中國所以被列強欺辱，腐朽落後的封建制度和它造成的一盤散沙狀態是根本原因。同樣民族復興不能自發實現，需要全體人民在先進政治力量領導下長期共同奮鬥。中國實行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政治協商制度，完全符合國情民意，只有中國共產黨能夠承擔領導民族復興大業。這既是歷史結論，更是現實需要。 全面建成小康的關鍵在黨，也就提出了"打鐵還需自身硬"的問題。從嚴治黨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先進性和歷史使命決定的，是黨的一貫性要求，在今天尤為迫切。

　　由此可見，"四個全面"是由新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奠基和催生的。它是國家宏觀發展的大思路，治國理政的大手筆，更是深刻認識現代化建設規律的大智慧。它是歷史必然性和馬克思主義政黨自覺性、創造性的完美結合，是在把握客觀規律基礎上做出的主動戰略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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