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莽漢派”詩人萬夏（孫文濤）

　　四川“莽漢派”詩人萬夏

　　孫文濤

　　80年代初，有一陣四川的詩壇掀起洶湧和躁動——此就是萬夏開創的“莽漢”詩派誕生之時。“莽漢”也，不同於縮頭龜臉，一把揪下舊世界的鬍鬚也！萬夏是這個詩派“表達人物”，其實我想，如果沒有他，大概也不會有“莽漢”派。萬夏是有氣派的詩人，在我的印象里，20多歲時候的他可說是我所見過的詩人中形象很“像”李白（氣質）者，俊逸、飄灑，豪爽，又喜歡喝白酒（似乎還有些嗜酒），我想李白見了大約也會喜歡這個年輕詩人。唉，80年代真“太浪漫”。

　　大約1983年或1984年，萬夏來了東北，坐火車到長春。那是一個早春，嚴寒料峭，他似乎穿得單薄，我們為他借了一件軍棉大衣捂上，他說（有些讚美地）：“一踏上東北的土地，覺得大地非常的踏實可靠”（以隱喻東北人情）。萬夏着實受到我們一幫“業餘詩人”的大為歡迎，因為在此之前，長春曾流傳過他油印的詩集《打擊樂》（至今我回憶初次讀過的感覺，仍覺頭腦中轟隆）。那時萬夏可不像其後的胖和壯，留大絡腮，滄桑里泡過來的漢子。他那時小白臉，大學生似的病態和蒼白，又瘦削，管我們要吉他彈，一個標準的南方才子型“青春詩人”。在酒桌上，他邊彈邊唱——

　　風，告訴我，春在哪裡，

　　不要問我從哪裡來。

　　但願這隻來自天府蜀國錦山秀水中的鷗鳥永不疲倦！

　　二次相逢在1985年早春，二月，我去雲南途經成都，下車，走訪萬夏。並在他家裡見到石光華、女詩人劉濤（后信奉天主教願上帝保佑她），還有雄心悲愴地要走長江之源的詩人黎正光（不知後來走了沒有），萬夏住他母親的“小斗室”，說它“斗室”真很確切，很窄小，壁上掛滿了他的畫，一種類似黑白木刻效果的“現代”思維的畫。覺得萬夏與其說是個“詩人”，不如說他更像“畫家”，字跡里夾雜着甲骨文，有時叫你猜，我喜歡他的信，很短，字特別大，有的又偏太小，排列起像一幅書法墨跡。他對漢字有種特別“鍾愛”。

　　他招待我吃一餐飯，喝白酒，吃一盤辣子雞塊（簡直是雞肉滾上層辣子末、辣極了），聽劉濤唱歌。那時我們吉林省這個落後、閉塞而保守的地方連跳迪斯科舞，都會令人大驚失色，還到處抓“黑舞會”，更惶論他們敢辦的“四川青年詩人協會”之類組織。我沿着錦江走，天空飄灑下細細春雨，又潮又暖，我像一下子從凍土苔原蘇醒，拔出腳來般快活。見了宋瑋（他和兄弟宋渠共為四川詩界“活躍分子”），石光華（他是個詩歌理論的激烈論者，“整體主義”，）

　　唉，當年經過的錦江春水今流向何處？

　　——萬夏怎能變成一個“商人”？

　　流光容易把人拋。當年曾使我激動不已的《打擊樂》是一句也記不起來了。萬夏也在歲月中銷蝕。其後又蹦出了第三代、第四代詩人，萬夏及80年代的群像黯淡下去，遺忘和消隱——。其實我們生活里“詩人的成長”純屬一種偶然，像海洋的物種，海這麼大，浪這麼涌，瞬息變幻，誰會保證一種“會發光的魚”永遠珍貴呢？萬夏來自“大學生”幫，不像我們當年東北城市裡這群“工人”幫（又遜了一籌），訊息靈敏，乘風而進，膽大妄為，氣膽包天，所以他的詩“一炮中的”，隆的一聲給新詩的創造里程留下久久印痕（儘管有人認為“莽漢”不成熟，我認為即是“莽漢”成熟什麼莽撞闖去者也）

　　“莽漢”派詩，打破了新詩說當年為止的慢節奏、傳統韻律，他們注重漢字的“根性”，重新組合了漢字，鼓滿帆的風一樣將疾馳的思想灌注進詩（可惜這種進步后又倒退）。萬夏的詩當時是種“呼籲”，是種“大喊大叫”“打擊樂”。萬夏的詩作公開發表不多，大概在當年他不願去敲門恭拜（這完全不合其氣質），因此也不易得到刊物和“權威”的青睞，——有點像民間的“浪跡詩人”。（好象原蘇聯有彈唱詩人維索斯基、奧庫賈瓦，大受歡迎，而這樣的獨特我們當年還沒有！）萬夏80年代初“浪跡”過長江以北多省，身上只帶30元錢，靠朗誦和散發他的詩集（油印，那年頭常視為可疑的“危險”品），而處處受到詩友免費接待，真不簡單！可見當年訊息閉塞、渴望交流之一斑。但萬夏的詩主要在四川內外“民間”流傳。後來我聽說萬夏在川也“屢遭”坎磨，情難所狀。

　　再見萬夏，十餘年矣。在京郊，八里庄。聽說萬夏90年代開始不久就當了“書商”（在我印象中，萬夏好象沒有過真正的職業，他命定的職業——大學后就是落魄“詩人”）偏偏讓寫書人當了格格不入的、古人痛斥不已的“商”！萬夏當年在成都布後街鹽道的家，似乎和一貧如洗差不了多少，他有一個母親（好象沒有父親）勉力維繫生活，萬夏又不務“正業”，整天和寫詩的文友混在一起，抽得煙氣衝天，酒味撲鼻。後來，我在東北聽說萬夏在京成了“大款”（又一個難聽不雅的辭兒，款，是指什麼，現款？布料？）

　　萬夏來了，晚8點，來到位於北京東郊一條黑糊糊衚衕，魯院作家班宿舍門前，我們又在一起喝酒，我提議為“歷十二年又相見”乾杯，萬夏如今真成了“海量”，能一氣喝半箱啤酒，不醉也不上廁所。雄獅般的頭（臉依然很白），寬厚有力的臂膀，成了一個大“男子漢”，但仍然一點也不像印象里“商人”。我喜歡本色透底的人。相信他靈魂乾淨，詩人該是一顆純粹的靈魂，不要像那般小虱子、變色龍，那次有魯院四川寫小說的周忠陵、四川的一個女同學、吉林寫長篇的趙中月，還有誰，忘了。

　　感喟當年，主要是我。萬夏沒有什麼，主要喝酒，我猜李白喝酒就這麼認真，酒會解憂。我有些惋惜萬夏。但轉念也只能如此，還有什麼更好的生活嗎？！當名窮而酸的小文人嗎，一天一天埋沒自己。但現在他不也一天一天埋沒自己嗎？和一幫劣質煙草般的“書商”混在一起，在商言商（言商對於詩人大概不會如言韻那麼雅樂吧），不外是錢、侃、抽、喝、牌，外加一點黃。多半剩下從前的所謂“半吊子”文化人，才狠下心來，撈錢不息。我猜萬夏的內心是矛盾的。他一直說，想出一本最近寫的小說，寫的“很棒”。我鼓勵要早點出啊，文人入海常如泥牛，當年計籌“賺了錢好好寫作後半生”，有幾個兌現了？變化了流程就改變了目標。但人生常是“陌上塵”“風中篷”，“動如參與商”。

　　那年，我就覺得你的歌暗埋隱傷。真想長嘯幾聲你80年代浩氣長歌的詩，只是手邊沒你的詩集。

　　我永遠相信“莽漢”派們很洶湧，很氣勢，很寬闊，像一陣呼嘯過萬千腦際殘留餘音的嗡嗡大風——

　　“風，告訴我，春已消逝

　　海鷗飛了好遠好遠”

　　（1985年初見萬夏時他在成都酒桌上唱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