輕輕走進那座紅色小洋樓

　　“我相信，我將永遠相信，人生雖是到處充滿了黑暗，但這黑暗的中間，時時有一點光明在閃耀着……（我）將認真地開始做一個無私的光明的找求者了。”

　　這段話是我所敬仰的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張聞天在1925年所寫的抒情小說《飄零的黃葉》上的一句話。那一年，張聞天年僅25歲。

　　當我在無錫聽說張聞天生命最後的時節所居住的地方是無錫，並且那所房子依然還保存完好的時候，我就在一個星期天去了那所屋子。

　　那是一棟褐紅色的小洋樓。說是小洋樓，不過是相對於那個年代說的。什麼年代呢？就是上世紀三十年代。因為那棟房子大約建於那個年代，西班牙式的建築風格，紅色的磚瓦，紅色的牆壁，相對於成片的青磚灰瓦的江南民居，在那個年代里稱其為小洋樓也不為過。只是這房子大小相對於現在的居民樓宇來說，那可真是小巫見大巫了。

　　我們去的那天是一大中午。天氣熱得處處冒煙，街面上人流稀少，在一群比較矮小的居民區里我們找到了這座已經並不顯眼的房屋。

　　進了院門，便見有一漢白玉半身塑像立在院中央，戴一寬邊眼鏡，溫文儒雅，淡定從容，微笑着，滿懷着一種希望目視着前方。我正待細細端詳着，有一中年男子從左邊的屋裡奔出來，攔着，讓我們登記一下。我於是進了院里左邊的登記室，細細看了一番登記薄上的人員名單，發現來自祖國四面八方的人還真不少。我於是想，這座房屋原來的主人雖然已經故去30多年了，但記得他、懷念他的還是大有人在，他是個對中國革命做過特殊貢獻的人，值得後人瞻仰。

　　張聞天，1900年生人，上海南浦人。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后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並任教。1930年底回國後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犯過左傾錯誤，但能知過改過，是王明“左傾”路線最早覺悟並最早改過的一位中央領導。在推舉毛澤東做新的中央領導過程中發揮了極其不尋常的作用。長征勝利到延安后，長期協助毛澤東做黨中央的日常工作。解放后當過第一任駐蘇聯大使和外交部副部長，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他一生是個喜歡讀書，喜歡做調查研究，喜歡實事求是的人。只是在1959年年廬山會議上被打成反黨成員，與彭德懷一起受到不公正的批判，以後雖掛着一頂社會科學院特約研究員的閑職，長期銷聲匿跡於人們的視野，但他一直沒有停止過思考，沒有停止過調查研究。“文革”後期，即1970年代的中期他住在無錫，也就是這座小洋樓里，過着不大自由的生活。1976年7月1日病逝於這裡。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張聞天獲得平反昭雪。以後，隨着歲月的流失和政治人物一個個離開人世成為歷史的時候，張聞天鮮為人知的那段在黨的歷史上發揮過的特殊作用，以及他的實事求是不折不撓的精神才為人所知。

　　我輕輕地走進那窄窄的樓道，登上那狹小的紅木樓梯，細細瞻仰了張聞天的生平事迹展覽和他的起居卧室。一個一個的房間都很狹小，也就十幾平方米，特別是他的床鋪，仍然是七十年代的模樣，一條海軍藍的床單，一床厚厚的疊着的棉被，還有在牆角上掛着的幾件的確良襯衣。

　　再看看牆壁上掛着的張聞天和家人在太湖邊上的幾張合影照片：打着褶皺白色襯衫，與那時大多數人穿着一樣的藍色褲子，那幅似乎戴了幾十年的寬邊眼鏡後面露着一雙和善微笑的眼睛。讓人絲毫感覺不到他是個很滄桑的政治老人，他就像是個平民百姓，一個中國式的在那個年代里的知識分子。

　　可敬的是，就是這樣一個老人，他一生都在追求者真理，都在思考和學習。

　　“文革”中，張聞天被審訊、批鬥達20多次，和妻子劉英被監禁於一牆之隔的寓所達523天，之後被遣送於廣東肇慶，以一個名叫“張普”的身份默默過着一個“普通勞動者”的生活，沒有熟人，沒有電話，生活拮据而孤獨閉塞，有一次突發心臟病，是矮小的妻子借來一輛平板車請人幫忙推到距離住處很遠很遠的醫院去的，而那時兩位相濡以沫的老人已年過七十了。就是在那樣艱難的環境里，張聞天依然沒有放棄信仰，沒有放棄思考和學習。在那些年裡，張聞天寫了數十萬字的筆記和文章，即使不能發表，不能給別人看，他也依然在讀、在寫。據說，那時張聞天的視力只有0.2。我感動地聽着這些事迹介紹，爬在玻璃板上細細端詳着那副老式的眼鏡，靜靜地被置放在一本厚厚的翻開來的書籍旁。那是他讀過多次的一本書，書頁里划著紅紅藍藍的讀書筆跡，還有小如楷字般公正的讀書心得在書頁的空白處密密麻麻地排列着，特別是一些經濟方面的書，記寫的讀書筆記厚厚的一沓一沓的。那些書頁雖已泛黃，字跡雖已久遠而呈模糊狀，但我分明看到一位老者戴一厚重的眼鏡，在昏黃的燈下伏案讀書寫作時的情景，他時而低頭沉思，時而仰頭望着窗外的滿天星頭默默無語，時而起身背着雙手在那狹小的屋裡來回踱步……

　　據說，到了1975年，張聞天的身體狀況每況日下，經中央批准，一家人才從廣東肇慶來到無錫養病。在生命的最後時節，張聞天連一本稍厚一點的書都拿不起來了，他就想辦法把書折成小薄本，堅持學習。即使這樣，他還堅持邁着蹣跚的步履，以一個名叫“張普”的名字，出現在喧鬧的人流街頭、菜市場上，體驗考察着民情國情，他毫不懷疑自己掌握着真理，他說：“書可焚燒，書可禁讀，但禁不住寫書人的思想的波濤。不是嗎，我過去寫的讀書筆記，被掠奪一空，今天我又重寫了一大沓！”他的文章語言樸實，處處閃爍着真理的光芒。比如，他在《衡量黨的路線政策的最高尺度》一文中說：“黨所制定的政治路線和策略，究竟正確與否，究竟有什麼優缺點，只有在群眾的實踐中加以檢驗。凡是給群眾造成損失的路線和策略，就是有錯誤的或有缺點的；相反凡是給群眾取得成就的，就是正確的或有優點的。群眾的實踐，是衡量黨的路線和政策的最高尺度。除此之外，就沒有別的尺度。”這確實是一段金石之言，直至1978年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之後，張聞天在1973年提出的“群眾的實踐”是檢驗的“最高尺度”的觀點才為全黨所接受，成為全黨的共識。特別是他鮮明地提出了中國的社會主義必須走市場經濟才有出路的論斷，對我們黨的路線和方針政策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順利轉型，無疑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我想，這是他晚年留給我們黨最珍貴的理論財富。他的這種孜孜以求地學習思考的精神，值得我們學習和敬仰。其次是一筆晚年解凍的存款和補發的工資，一共4萬元，他一併囑託妻子作為“最後一次黨費”交給組織。

　　他交待給兒女們的是：靠自己健康發展，不事張揚，熱愛讀書，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普通人。他的大女兒現已年近90，是一位沒有退休金的尋常百姓；他的二女兒最早在外交部工作，當1955年中央號召各直屬機關精簡機構分流人員的時候，時任外交部任副部長的張聞天讓女兒帶頭離開了外交部機關，在上海自行車廠當了一名普通工人。他和劉英的獨生兒子在他的鼓勵下，去了新疆，在生產建設兵團里種過田、趕過大車、放過牛。父親去世時，兒子都沒有見過父親一面。張聞天平反后，才在組織的安排下，被安排到南京一家圖書館工作，一直工作到退休。

　　張聞天在他生前的筆記上這樣寫道：“生命如流水，只有在它的急流奔向前去的時候，才美麗，才有意義。”

　　我懷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從那幢小洋樓里走出來。此時的陽光正是午後的斜陽，院里的幾棵樹木正鬱鬱蔥蔥地釋放着澀澀的綠葉味兒，瀰漫在院角落裡。我輕步走到院門口，在那座光彩奕奕的張聞天半身銅像前，畢恭畢敬地站立在一旁照了一張像，留作永遠的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