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夢想而拆除記憶，這可能嗎？(胡芳彬，號求懂先生)

　　父母的父母都過世得早，在父母對我三十年的教育里未曾有爺爺、奶奶、外公、外婆等各式各樣的概念與稱謂，這些都只能是父母在世時與別人的交談中傳遞給我的記憶罷了。

　　聽說，父親在他的父母所生養的十個子女中排行最小。在父母的哥哥姐姐中，除了二伯父、三伯父我見到過外，其餘的四伯父與六個姑母都不曾與我謀過面，只是在那些年的農曆七月半祭祖燒紙時——在父親一聲聲深情的呼喚中成為我永久的記憶。也聽說，母親的父母連同母親未滿四歲的弟弟在1941年夏天燕山河坪頭髮生百年一遇的泥石流時被埋身亡，那時還處在民國時期。八歲而孤的母親只能隨終身未娶的伯外祖父生活，這是母親在世時給我講過不止一遍的事實，在我的腦里已經有了永久的存儲空間。

　　父親是在20歲時倒插門到母親家的，聽說他們1949年大婚時當地還沒有解放，本地的土匪們也抬着賀禮來參加婚禮，土匪們對天鳴放的槍彈就如現在富貴人家辦婚宴所鳴放鞭炮的場面那樣壯觀，彈殼成堆。土匪們的賀禮，主人只能先收下，用酒肉款待這些土匪們后，再將他們送來的賀禮加上些別的禮物退還，方能永保平安。

　　婚後的父母親獨自在劉溝大坪頭搭建了新的茅草屋，生活得自由自在。1952年大姐出生，由於當時家離學校太遠，所以大姐是我們姐弟八人中唯一的文盲。1958年，中華大地大躍進——大鍊鋼鐵，在生產大隊育嬰院里的二哥因當時的看護工作未盡心儘力而至外傷夭折了。1962年，隨着人民公社化的深入，供銷社不再供給山裡住戶食鹽，父母被迫舉家遷移到村民聚居區，租住於崗崗上萬家院子五年後又租住於其坎下的蘇家院子七年，我就出生在蘇家院子里，那是在1970年，是大姐十六歲出嫁后的第三個年頭。

　　1973年底，大哥初中畢業后，當時為了夢想有個屬於我們一家七口人永久的家，18歲的大哥擔負起了籌建瓦蓋木房子的重擔。1974年動工興建時，我四歲，我清楚地記得：給我家建房的木工師傅右眉頭上有一個大財包，人稱“包兒木匠”。在“先治坡后治窩，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的年代里，房基地被那些生產大隊的領導定在了石灰窯邊的土坡上，房后是高坡坎，房前也是高坎坡，都堆滿了碎小的三棱八角的石灰石，房南是石灰窯，房北卻有源自龍蒼溝暗河的冬暖夏涼的甘美湧泉。在我五歲時，為了撿拾掉在房前高坎邊的玉米饃渣，前傾過度的身子失去平衡后滾摔至高坎下的大路上，滾動中左小腿肚被三棱八角的碎小石灰石扎了個居然沒流多少血的大洞。三十八年後的今天，那留下的傷疤痕依然非常醒目。

　　大哥主持新建的瓦蓋木房子，已經年代久遠，漏雨了，傾斜了。在父母去逝之後的十三年裡，我雖然已經如父親一樣做了多年的倒插門女婿，但我仍然不願意這房子被淋垮掉，分別於2000年冬天和2003年冬天出錢請人翻修了兩次。正如有人說的“有錢可以買到遮風蔽雨的房子，但是不一定買得到家的溫暖”一樣，我喜歡家的溫暖，那是我健康成長的地方。

　　在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和2013年“4-20”蘆山大地震中，已經久歷風雨三十九年的瓦蓋木房子被震壞得不成樣子了：椽子斷裂、瓦掉落摔碎、木板壁移位脫落、房子整體朝前傾斜角度超過了15度，房屋前地基呈長線開裂，變成了危房，不能再住人了。迫不得已，我只得於無可奈何中組織人員拆除了這木房子。在2013年5月30日拆除房屋時，每一聲瓦片落地摔碎的聲音都深深地刺痛我過往記憶的神經，扎進我心靈深處。

　　為了有一個居住條件良好、安全而舒適的住所這個夢想，我拆除了多年的舊時記憶，這可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