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女人（threedaughtersofchina）(45)

　　（承上）

　　to my grandmother and my father who did not live to see this book---jungchang

　　jungchang作品 鄉村老羊翻譯

　　儘管有所有這些報告和活動，階級敵人，對我來說，對我們這代人的大多數來說，仍然是抽象的，不真實的影子。他們已成為過去，離我忒遙遠了。對他們，毛澤東不能給出日常的、實實在在的形式。其中的一個原因，很矛盾地，就是他砸碎過去，碎得非常徹底。然而，對敵人形象的期待卻根植在我們當中。

　　同時，毛澤東種下了神話自己的種子。我的同齡人和我一起被淹沒在這種粗魯的、然而卻非常有效的強行灌輸之中。強行灌輸很管用，部分是因為，毛澤東精明地佔領了道德高地：就像對敵人嚴厲被看作是對人民忠誠，所以，完全服從他被披上了騙人的外衣，服從他就是忠誠無私。很難搞清楚華麗辭藻背後的真正內容，特別是在你從成年人那裡得不到可供選擇的觀點的時侯。事實上，成年人與提升毛澤東的迷信度兩者之間是積極串通的。

　　兩千多年來，中國都有一個皇帝形象，皇帝集國家權力和精神權威於一身。宗教感情，在世界其他地方，是朝向上帝的，在中國，總是被導向，朝向皇帝。我的父母，像億萬中國人一樣，受到了這一傳統的影響。

　　毛澤東通過給自己披上神秘外衣的方法，使自己更像上帝。他總是顯得在很遙遠的地方，在人夠不着的地方。他躲開電台，那時候又沒有電視。除了他的宮廷成員，幾乎沒有人能夠與他有聯繫。即使是那些在最高層的他的同事也只能在一種正式的會見中才能見到他。離開延安之後，我父親僅僅見過他幾次，只是在一些大型會議上見過他。我母親只見過他一次，當時，1958年，他來成都，召喚所有18級以上的官員與他照集體合影。在經歷了大躍進的尷尬局面之後，他幾乎完全從人們的視線中消失了。

　　毛澤東，一位皇帝，適合中國歷史上的其中一個圖案：全國範圍的農民起義的領袖，他摧毀了一個舊的王朝，成為一個揮舞着絕對權力的聰明的新皇帝。並且，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毛澤東為自己贏得了好天子---好皇帝的身份。是他結束了國內戰爭，是他帶來了和平和穩定。這些都是中國人一直非常渴望得到的東西----他們甚至說，“在和平時代做一隻狗也比在戰爭年代做一個人強。”是在毛澤東的統治之下，中國才成為被世界重視的一股力量，很多中國人才不再有這樣的感覺：做中國人可恥，做中國人羞辱。這對他們來說意味深長。現實當中，毛澤東把中國帶回到中央帝國的年代，並且，在美國的幫助之下，中國把自己和世界隔離開來。他通過蒙蔽他們，不讓他們看到外部世界的方法，讓中國人重新感到自己偉大，自己優越。然而，對中國人來說，民族自豪如此重要，以至於大多數中國人對毛澤東都心存感激，他們沒有發現他的個人迷信的冒犯性，起初的時候肯定沒有發現。近乎完全不能了解信息和體制化的餵食假信息意味着：大多數中國人沒有辦法把毛澤東的成功和他的失敗區別開來，或者，無法評價，在共產黨取得的成就上，毛澤東相對於其他領導人所扮演的角色。

　　在構建毛澤東個人迷信的過程中，恐懼從來都沒有缺少過。很多人都淪落到這樣的境地，他們甚至不敢思想，以免他們的思想並非本意地流露出來。儘管他們欣賞非正統的思想，他們當中幾乎沒有人向孩子提起這些非正統思想，因為，他們很可能脫口而出，說給其他孩子，這會給他們自己，也會給他們的父母帶來災難。在學習雷鋒的年月里，反覆灌輸給孩子們的是：我們第一要忠誠、唯一要忠誠的人是毛澤東。一手首流行歌曲這樣唱道：“爹親，娘親，但是，誰也沒有毛主席親。”我們被訓練這樣思想，任何人，包括我們的父母，要是不忠誠毛澤東，他就是我們的敵人。很多父母都鼓勵自己的孩子成長為一個順從者。因為，這對他們的未來是一個萬全之策。

　　自我審查甚至涉及到基本的信息。我從來沒聽說過玉林，或者我姥姥的其他親戚，也沒有人告訴我我母親1955年曾經被拘留，或者關於那次饑饉----實際上，是任何可能在我身上播下對國家、或者是對毛澤東懷疑的種子的事情。我父母，實際上像中國的每一對父母一樣，從來沒有對他們的孩子說過不正統的話。

　　1965年，我的新年決心是“我要服從我姥姥”----這是一個傳統的中國表決心要好好表現的方法。我父親搖着頭說，“你不能這樣說，你只能這樣說，‘我服從毛主席’”。那年的三月，在我十三歲生日的時候，我父親的禮物不是通常的科幻小說，而是一部書，裡面包括四篇毛主席的哲學著作。

　　只有一位成年人對我說過與官方宣傳相衝突的話，她就是鄧小平的繼母，鄧小平的繼母有時會住在公寓樓區里，和她女兒住在一起，她的女兒在省政府工作。她們家緊挨着我們家。鄧小平的繼母喜歡孩子，我經常出入她家的公寓。當我的朋友和我一起從食堂里偷了腌菜，或者從大院花園裡采了西瓜花和藥草，我們害怕遭到責罵，不敢把它們帶回家裡，所以，我們經常去她的公寓，在那，她會把它們洗乾淨、煎熟給我們吃。因為我們在吃非法得來的東西，這就更加令人感到興奮。當時，她大約有七十歲，但是，看上去要年輕多了，她有一雙小腳，還有一張柔和、光滑，但卻堅毅的面龐。她總是穿一件灰色的棉布上衣，穿一雙黑色的棉布鞋。衣服和鞋都是她自己做的。她很隨和，待我們就像同齡人。我喜歡坐在她的廚房裡和她聊天。當我十三歲的時候，有一次，在一個很情感的“憶苦”會後，我徑直來到她的家裡，我對任何不得不在國民黨統治下生活的人都充滿憐憫之情。我說：“鄧奶奶，你在國民黨統治下一定吃了很多苦，你是怎樣吃苦的？士兵們一定搶劫過你，他們是怎樣搶劫你的？還有那些嗜血的地主，他們對你都做了些什麼？”“，噢”她回答說，“他們不總是搶劫，-----他們也不總是魔鬼----”她的話像炸彈一樣擊中了我。我如此震驚，以至於我從來沒把她說的話告訴過任何人。

　　在當時，我們當中沒有人知道，迷信毛澤東和強調階級鬥爭是毛澤東與國家主席劉少奇、黨的總書記鄧小平之間進行決戰的部分計劃。毛澤東對劉和鄧的所作所為很不高興。自從饑饉以來，他們一直都在放寬對經濟和社會這兩者的管理。對毛澤東來說，他們走的道路與其說是社會主義，不如說是帶有資本主義的味道。特別令他憤恨的是那條被他稱為是“資本主義道路”的道路證明是成功的。而同時，他選擇的道路，證明是一場災難。作為一個講求實際的人，毛澤東認識到了這一點，並且不得不准許他們走他們的道路。但是，當國家剛一好到能承受實驗的時候，當他剛一積攢起足夠的能量來驅除他在黨內的強大敵人的時候，他就又計劃將他的想法強加給這個國家。

　　毛澤東發現平和進步的想法令人窒息。一位不安分的軍事領袖，一位戰神詩人，他需要行動----粗魯的行動，----他把持久的人與人之間的鬥爭看作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他自己的共產黨已經變得太過容忍，太過軟弱，追求和諧勝過追求衝突，這已經不適合他的口味。自1959年以來，已經很長時間沒有政治運動了，在政治運動里，人們彼此之間互相爭鬥。

　　並且，毛澤東是痛楚的。他覺得，他的反對者用讓他顯得無能的方法羞辱了他。他得報復，並且，他知道，他的反對者擁有廣泛的支持，他需要大規模地增加他的權威，要達到這一點，他需要被神化。

　　在經濟恢復的同時，毛澤東也在等待時機。但是，當經濟得到改善，特別是在1964年之後，他開始公開他強烈的對抗。自1960年出以來，相對寬鬆的政策環境開始減弱。

　　1964年，大院里每周一次的舞會停止了。來自香港的電影也不再放映了。我母親毛茸茸的捲髮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又短又直的頭髮。她的汗衫和上衣不再是花色的，也不再是顯露身材的緊身裝。上衣由素顏色的布料剪裁而成，看上去就像管子。看見她不穿裙子了，我感到特別憂傷。我記得，就在幾天之前，我是怎樣看着她從自行車上下來，優雅地將藍白方格裙子撩起，撩到膝蓋以上。我靠在懸鈴樹斑駁的樹榦上，懸鈴樹在大院外的馬路旁構成了一部分林間空地。當她騎車朝我而來的時候，裙子飄起來就像一面扇子。在夏日的晚上，我推着竹制的嬰兒車，小方坐在嬰兒車裡，等着她回家。

　　我姥姥，現在五十五歲上下，顯得比我母親更有女人味。儘管她的上衣-----仍然是傳統的樣式----全都變成了一樣的淺灰色，她對她的又長又厚的黑髮給予特別的照料。按照中國的傳統，對於中年婦女來說，頭髮得挽到離肩膀很高地方，意思是已過三十歲，共產黨繼承了這一傳統。我姥姥總是在她頭的後部打一個整齊的髮髻，但是，她總是在她的髮髻上插上花，有時是一對兒象牙色的木蘭花，有時是一朵由兩片墨綠色葉子捧起的白色的茉莉花蕾，白色的茉莉花蕾襯托出她柔亮的黑髮。她從不使用從商店裡買來的香波，她認為香波會使她的頭髮暗淡乾澀，但是，她會煮一種果實，是一種叫甜蜜蝗蟲草的果實，使用這種果實的汁液。她會摩擦這種果實，讓她產生香水泡沫。她會慢慢地讓她大卷的黑髮浸泡到白色、閃亮、溜滑的液體當中。她把她木質的梳子浸泡在柚子籽的汁液里，這樣，梳子就會順滑地梳理她的頭髮，同時，釋放出淡淡的芳香。梳最後一下的時候，她在梳子上抹上她自己製作的桂花水，因為，香水已經開始從商店裡消失了。我還記着看見她梳理她的頭髮，這是她為打發時光唯一能做的一件事。她做其他任何事情都非常麻利。她還會用一隻黑色的碳素筆輕塗她的眉毛，並且在她的鼻子上塗一點粉末。當我看見她在鏡子里很特別、很刻意的眉開眼笑的時候，我就想，這一定是她最愜意的時刻。

　　看她給她的臉化妝是一件很奇特的事情。儘管從我還是小孩的時候起，我就看她化妝。現在，書里、電影里給自己化妝的女人永遠都是壞角色，例如小老婆。我模糊地知道一些我可愛的姥姥曾經是小老婆的事情，但是，我正在學會活在矛盾的想法和真實的現實之間，正在習慣把它們隔離開來。當我和我姥姥外出購物時，我開始意識到，她化着妝，甭管多麼謹慎，她都和其他人不同，還有她頭上的那些花。人們留神看她。她身姿挺拔，以一種適度的自知之明的神態驕傲地步行。

　　她可以僥倖過關，因為她住在大院里。要是她住在外面，在一個居委會的管理之下，她就會完蛋，居委會監督着任何沒有工作，因而也沒有工作單位的成年人。居委會裡通常包括退休的男人和老年家庭主婦。他們中的一些人名聲很臭，因為他們管別人的閑事，並且仗勢欺人。要是我姥姥處在這樣一個居委會的管理之下，她就會收到反對的暗示，或者是公開的批評。但是大院里沒有居委會。是的，她每周得和大院里其他的岳父母、女僕、保姆去參加一個會議，被告知黨的政策。但是，她主要還是一個人獃著。實際上，她享受這些會議；會議是她與其他女人聊天的機會。會後回到家裡，她總是為最新的閑話而眉開眼笑。

　　1964年秋天我上中學后，政治就越來越多地侵入我的生活。我們上學的第一天就被告知，我們能在這兒上學要感謝毛澤東，因為她的“階級路線”被應用於我們的學年註冊。毛澤東指責中學和大學吸納了太多資產階級的孩子。現在，他做出指示，優先權要授給有“好背景”（出身好）的兒女。這意味着，得有工人、農民、黨的官員做父母，特別是做爸爸。“階級路線”原則應用於整個社會意味着，與過去任何時候相比，一個人的一切都是由他的家庭和出生的隨機性來決定的。

　　然而，很多家庭的成份是模稜兩可的：一個工人可能曾經被國民黨辦公室雇傭；一個職員不屬於任何類別；一個知識分子是不良分子。但是，要是他是一個黨員會怎麼樣？這類父母的孩子該怎樣界定？很多負責註冊的官員決定採用保險的方法，這意味着，給父母是黨的官員的孩子更多的偏愛，這類孩子在我們班上佔了一半。

　　我的新學校，第四中學，是全省重點中的重點學校，錄取在四川全省入學考試中獲得最高考分的學生。去年，學生入學還完全由考試的結果來決定。我入學這年，考試成績和家庭背景就同等重要了。

　　兩個考試卷，數學我得了100分，語文我得了100分“+”。我父親不斷地向我灌輸這樣的理念，我不能依賴父母的名聲。我不喜歡這樣的暗示，是“階級路線”幫助我進了重點中學。但是，不久，我就不再考慮這個問題了，如果這是毛主席說的，它就一定有益處。

　　就是在這一時期，“高幹的孩子”（高幹子弟）幾乎成為他們自己的一個階層。他們養成了一種派頭。這種派頭毫無疑問地將他們自己認同為精英人群的成員，這種派頭還流露出一種有強大後盾、不可觸碰的氣息。很多高幹的孩子現在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傲慢和蠻橫。從毛澤東到他下屬的相關官員都得到了關於高幹子弟行為的反映，高幹子弟的行為成為報紙上的一個一以貫之的主題。所有這一切，只是強化了一個理念，他們是一個特殊的群體。

　　我父親反覆提醒我們要反對這種派頭，反對與其它高幹的孩子構成派別，其結果是，我幾乎沒有什麼朋友，因為我很少碰到任何來自其他背景的孩子，當我確實與他們聯繫上了，我發現，我們如此受到家庭背景重要性的限制，如此缺乏可共享的經歷，以至於我們彼此之間似乎沒有什麼共通點。

　　當我走進新的學校的時候，兩位老師來看我父母，詢問他們讓我學習哪種外國語。他們選擇英語而不是俄語，俄語是唯一的其它選擇。老師還想知道，我一年級時是否想上物理課或化學課。我父母說，他們把這個留給學校來決定。

　　從走進學校的那一刻起，我就喜歡上了這所學校。校門很壯觀，有藍瓦的大屋頂和雕刻的房椽。一段石階拾級而上通向大門，走廊由六根紅漆的木質柱子支撐，兩排對稱的松柏提升了通向學校內部的甬道的莊嚴氛圍。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