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女人（threedaughtersofchina）(39)

　　（承上）

　　to my grandmother and my father who did not live to see this book---jungchang

　　jungchang作品 鄉村老羊翻譯

　　1958年底，大躍進進入高潮的時候，一個巨大的建設工程開始啟動：首都北京十大建築，工程得在十個月內完成，以紀念1959年10月1號共和國建立十周年。

　　人民大會堂是十大建築之一，是蘇聯式的廊柱式建築，坐落在天安門廣場的西側。大會堂的正面由大理石建城，足足有四分之一英里長。大會堂的主宴會廳裝有枝形吊燈，宴會廳可以容納幾千人。這是開重要會議的地方，也是領導人接見外賓的地方。所有的會議廳都非常寬敞，以中國各省的名字命名。我父親負責四川廳的裝修工作。裝修工作完成後，他邀請與四川關係密切的黨的領導來視察。鄧小平來了，他是四川人，還有賀龍元帥，他是著名的羅賓漢式的人物，是紅軍的創始人之一，也是鄧小平的親密朋友。

　　在一個地點，我父親被叫走了，留下這兩個人和另一位他們的老同事-----實際上是鄧小平的兄弟-----他們在那裡聊天。當他回來走進會議廳的時候，他聽到賀元帥對鄧的兄弟說，“實際上應該是他坐在那個位子上，”邊說邊指向鄧小平。在那一刻，他們看見了我父親並立即停止了談話。

　　在這之後，我父親處在極度的恐懼狀態之中。他知道，他無意間聽到了國家領導層之間不和的暗示。可以想見，任何作為，或者不作為都可能使他陷入極度的麻煩之中。實際上，什麼事也沒有發生，但是，當他在差不多十年後告訴我們這件事情時，他說，自那以後，他活得非常害怕，害怕有災難發生。“就聽到一點叛亂的話，”他說，它使用了一個短語，意思是“一個砍頭的罪過。”

　　我父親無意間聽到的不是別的，只是對毛澤東失望的一種表示。很多頂層領導人都有這種情緒，不只是新的國家主席，劉少奇。

　　1959年秋，劉少奇來到成都視察一個叫“red splendor”“紅麗”的公社。去年，毛澤東對這個公社的天文數字的稻米產量給予熱情表揚。在劉少奇到來之前，當地官員把他們認為可能讓他們露餡的人都聚攏起來，把他們鎖在一座廟裡面。但是，劉少奇有一個“mole”“內線，”當他走過這座廟的時候，他停下來，要求進裡面看看。官員們找了各種各樣的借口，甚至聲稱廟快要塌了，但是，劉少奇就是不說不進去了。最終，那把生鏽的大鎖被打開了，一群穿着破爛的農民磕磕絆絆的走了出來，走進日光之下。窘迫的地方官員試圖向劉少奇解釋，說這些都是“麻煩製造者，”他們被鎖在這裡，是因為他們可能會傷害到尊貴的客人。農民沉默不語。公社的官員，儘管無能，不理解政策，卻掌握着令人敬畏的生殺大權。要是他們想懲罰某人，他們就會讓他干最累的活兒，吃最少的食物，還會編造借口欺負他，批鬥他，甚至逮捕他。

　　劉主席問了一些問題，但是，農民只是微笑，只是嘟噥。依照他們的觀點，得罪劉主席比得罪地方的老闆境況要好一些。幾分鐘之後，主席就要離開去北京了，而公社的老闆會伴隨他們的餘生。

　　在這之後不久，另一位高級領導也來到成都----朱德元帥----由毛澤東的一位私人秘書陪同。朱德出生在四川，曾經是紅軍的司令員，是共產黨勝利事業的軍事締造者。從1949年起，他就開始保持低調。他視察了成都附近的幾個公社。之後，他在絲河岸邊散步，欣賞河岸上的亭子、竹林和柳樹掩映下的茶館，他興緻勃勃地說：“四川確實是天府之國------。”他是以詩歌的風範來講這些話的，毛澤東的秘書以傳統的詩人的做派接上了詩歌的下一句：“很可惜，該死的浮誇風和偽共產主義毀掉了這一卻。”我母親和他們在一起，她心裡想：我完全同意他們這樣說。

　　懷疑他的同事，並且，對在廬山遭到攻擊仍然感到憤怒，毛澤東頑固地堅持他的瘋狂的經濟政策。儘管他不是不知道由這些政策造成的災難，他謹慎地准許對一些最不切實際的政策做修改，他的“臉面”不准許他完全放棄。與此同時，因為開始進入六十年代，大饑饉在全國範圍內蔓延開來。

　　在成都，每個成年人的月口糧被減到19磅米，3.5盎司食用油，3.5盎司肉，當然得是在這些都有的情況之下。任何其他的東西都很難搞到，甚至圓白菜也很難搞到。很多人都被水腫折磨着，狀況是這樣的，因為缺乏營養，液體沉積在皮膚之下，病人皮膚變黃，身體腫脹。最流行的治療方法是吃chlorella小球藻，小球藻被認為富含蛋白質。小球藻靠吸收人尿生長，所以，人們不去廁所了，而是把尿撒在痰盂里，然後把小球藻的種子丟進痰盂里，過不了幾天，他們就會長成像綠色魚卵樣的東西，再把它們從尿中舀出來，洗凈，再和大米一起蒸熟。這東西吃起來真的很噁心，但是，確實可以消腫。

　　像每個其他的人一樣，我父親只能享受有限的口糧，但是，作為高級官員，他享有一些特權。在我們的大院，有兩個食堂，小食堂是為部主任和他們的妻子孩子服務的，大食堂為其他所有人服務，包括像我姥姥，俊英姑姑，和女僕這樣的人。大多數時間裡，我們在食堂打飯，然後把飯帶回家裡吃。食堂里食物品種比在街上賣得多。省政府有自己的農田，另外還有縣政府送來的“禮物，”這些寶貴的供應在兩個食堂之間分配，小食堂得到了更多的實惠。

　　作為黨的官員，我父母還擁有特別的食品票證。我曾經和我姥姥一起到大院外面的一個特供商店買食品。我母親的票證是藍色的，每個月，她有權利買五個雞蛋，差不多一盎司黃豆，和同樣重量的糖。我父親的票證是黃色的，他有權利買兩倍於我母親的食品，因為他的級別更高。我的家人把從食堂買來的飯菜和從其它來源弄來的飯菜放在一起，大家一起享用。大人總是讓着孩子，讓他們多吃一些，所以我不會感覺飢餓。但是，大人都出現了營養不良的狀況，我姥姥染上了輕微的浮腫。她在家裡種小球藻，我知道大人在吃小球藻，儘管他們沒有告訴我那是幹什麼用的。有一次，我嘗了一點兒，我立刻把它啐出來，因為忒噁心了。我從來沒有再吃過它。

　　我一點兒也不知道，饑饉已蔓延到我的身邊。一天，在我上學的路上，我正在吃一個小花捲，一個人衝上來從我手裡把花捲搶走了。我很震驚，當我醒過味來的時候，我看見一個又黑又瘦的背影，穿着短褲，光着腳丫，沿着泥濘的街巷跑去，邊跑，邊把手送向嘴邊，吞食着花捲。當我把發生的事告訴我父母，我父親的眼神非常悲涼。他拍着我的頭說，“你是幸運的，其他像你一樣的孩子正在挨餓。”

　　那時候，我經常得去醫院看牙齒。無論什麼時候我去那，看到令人恐怖的景象：很多人的四肢腫得閃閃發亮、幾乎透明，和水桶一樣粗，我就想吐。病人是被用手推車送到醫院的，那停着好多手推車.。當我問我的牙醫他們怎麼了，她嘆息着說，“水腫，”我問她水腫是怎麼回事，她嘟噥着說了些什麼，我模糊的理解為與食物有關。

　　得水腫的人大多數是農民。因為沒有口糧作保證，飢餓在農村更為嚴重。政府的政策是糧食首先供給城市，並且，公社的官員用強迫手段從農民那裡搶糧食。在很多地區，那些企圖隱藏糧食的農民被逮捕，或者被毆打，被用刑。那些不願意從飢餓的農民手裡弄糧食的公社官員就自己解職了，有的遭到了身體上的虐待。結果是，在全中國，那些實際上種糧食的農民成百萬的死亡。

　　我之後了解到，在這次大饑饉中，我的幾個親戚，他們有的在四川，有的在滿洲里，都死掉了。他們當中有我父親智障的弟弟。他的母親1958年就去世了，饑饉來臨時，他沒有能力應對，因為他不聽任何人的建議。口糧以月為基礎發放，他在幾天之內就把口糧吃完了，剩下的那些天就沒有吃的了。不久，他就被餓死了。我姥姥的妹妹，蘭，和她的丈夫，“忠實”裴五也都死了。因為他們和國民黨情報機關舊有的關係，他們曾被下放到滿洲里北部很遠的並不友好的農村。因為糧食要吃光了，村子依據自己的不成文的優先政策發放供給，裴五的被摒棄的身份意味着，他和他的妻子在第一批被拒絕發放糧食的人群當中。他們的孩子活下來了，因為他們的父母把他們的糧食給他們吃了。玉林的媳婦也死了。末了兒的時候，玉林把他枕頭裡的填充物都吃了，還吃了大蒜的蒜辮。

　　我八歲的時候，一天夜裡，一個小個子、長相非常老、臉上布滿皺紋的女人走進我家。她看上去那麼瘦，那麼虛弱，似乎一陣風就能把她吹倒。就在我母親跟前，她倒在了地上，前額磕在地板上。他管我母親叫“我女兒的救星，”她是我們女僕的母親。“要不是你，”她說，“我女兒活不下來------”我沒有理解這句話的全部含義，直到一個月之後，我們的女僕收到一封來信，信上說，她母親在來訪我家之後不久就死了。當時，她來我家是來送信兒的，她的丈夫和小兒子都死了。我永遠忘不了我們女僕那撕心裂肺的哭泣聲，他站在涼台上，背靠一根木柱，用手帕捂住她的呻吟聲。我姥姥雙腿交叉坐在床上，也在那哭泣。我聽見我姥姥自言自語地說：“共產黨是好，但是，這些人都死了-----”幾年之後，我聽說，在這之後不久，我們女僕的另一個哥哥和一個姐夫也死了。在飢餓的公社，在領糧食的單子中，地主家庭被列在單子的最底部。

　　1989年，一位一直從事飢餓救濟工作的官員告訴我說，他相信，四川被餓死的人的總數字是七百萬。這個數字占這個富裕省份總人口的10%。在全國，一個被接受的死亡估計總數字是約三千萬。

　　1960年的一天，在宜賓，俊英姑姑挨門鄰居的三歲女兒失蹤了。幾周之後，這位鄰居看見一個小女孩在街上玩，她穿的衣服很像是她女兒的。她把這件事報告給警察。調查證明，那個小女孩的父母在賣風乾的肉食。他們誘拐和謀殺了一些小孩，以高價把人肉當兔肉賣。那對夫婦被鎮壓了，案子被按了下來沒有聲張，但是大家都知道，那時有殺害小孩的事件發生。

　　若干年之後，我碰到我父親的一位老同事，他是一個善良、有能力，不裝腔作勢的人。他充滿感情的對我談起大饑饉期間他在一個公社看到的事情。35%的農民都死了。在一個地區，糧食是豐收了-----然而，卻幾乎沒有收上來，因為男人們都被拽去鍊鋼了，公社食堂又浪費了儲藏的大部分糧食。一天，一個男人闖進他的屋裡，跪倒在地上，嘶叫着說，他犯下了一個可怕的罪行，並央求懲罰他。最終，事實弄清楚了，他殺了自己的孩子並把孩子吃掉了。飢餓就像一股難以控制的魔力驅使他操起了屠刀。眼淚流淌在官員的臉頰上，他命令，逮捕那個農民，做為對兒童殺手的警告，那個農民被槍斃了。

　　一個官員對饑饉原因的解釋是，赫魯曉夫突然強迫中國償還大筆借款，這些借款是在朝鮮戰爭期間為援助北朝鮮而借貸的。國家利用了廣大人民曾經的經歷。他們曾經是無地的農民，他們還記得，狠心的債主朝他們狂吠着強迫他們還租或還貸。通過把蘇聯當成一個狠心的債主，毛澤東樹起了一個外部敵人，讓他來承受譴責，從而重振廣大人民的士氣。

　　另一個被提到的原因是“前所未有的自然災害。”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每年，壞天氣總會在一些地方造成糧食短缺。除了最高級的官員，沒有人能了解全國範圍的天氣信息。實際上，因為人口是不流動的，幾乎沒有人知道，毗鄰的地區發生了什麼，或者，甚至不知道山的那邊發生了什麼。當時，很多人認為，今天也還這樣認為，饑饉是由自然災害引起的。我沒有全景的構圖，但是，我認識所有那些人，他們來自中國不同地區，他們都和我談過話。他們當中幾乎沒有人了解他們地區的自然災害，他們只有要講的關於飢餓致死的故事。

　　1962年初，在7000人頂級官員大會上，毛澤東說，饑饉70%是由自然災害引起的，30%是由人為失誤引起的，劉少奇主席顯然是一時心血來潮，他插話說，饑饉30%是由自然災害引起的，70%是由人為失誤引起的。我父親在大會上，當他回來的時候，他對我母親說：“我擔心少奇同志會遇到麻煩。”

　　當講話被傳達到像我母親這樣的低級官員時，劉主席的評估已經被刪除了，普通民眾甚至連毛澤東的評估數字也沒被告知，這種對信息的隱瞞有助於使人民保持安靜。更不用說還有這樣的事實，在過去幾年之內，大多數持不同政見者已經被殺掉了，或者是被鎮壓了。對於普通民眾來說，他們很難搞清楚共產黨是否應該受到譴責。就官員來說，他們沒有腐敗，沒有囤積糧食。黨的官員的境況僅比普通民眾強一點點。事實上，在一些村莊，他們最先挨餓-----並且最先餓死。這次饑饉比國民黨統治下的任何飢餓事件來得更加嚴重，但是，不同的是：在國民黨統治時期，與飢餓同時來臨的是明目張胆、不受約束的鋪張浪費。

　　（待續）

　　譯者建議：讀jungchang的書要採取批判的態度，有兩點值得注意：首先，對毛澤東的評價要以1981年《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文件為準；其次，關於書中的一些爆料，爆料也許可能是真的，但是寫在書里，卻不太符合社會審美意識。老羊曾考慮刪節，但卻很糾結，不知如何着手，最後還是和盤托出，請文友定奪。畢竟，盡信書，不如無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