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女人（threedaughtersofchina）(36)

　　(承上)

　　to my grandmother and my father who did not live to see this book---jungchang

　　jungchang作品 鄉村老羊翻譯

　　我母親的矛盾心情是一個典型，全中國成百萬的官員都面臨著同樣的矛盾。在成都，反右鬥爭開始的時候很緩慢，很痛苦。省機關決定弄出一個人來做榜樣，一位姓侯的先生，他是一個研究機構的黨的書記，研究機構的成員由來自全四川的頂級科學家構成。他被期待抓出相當數量的右派分子，但是，他彙報說，在他的機構中沒有一個右派分子。“這怎麼可能呢？”他的老闆說。一些科學家曾經在國外，在西方學習。“他們一定受到了西方社會的污染，你怎能期待他們在共產黨的統治之下而感到快樂？在他們當中怎麼可能沒有右派呢？”侯先生說，事實是，他們是在國內被挑選出來出國的，這證明了他們不反對共產黨，他甚至走得更遠，以他個人的名義為他們打保票。他曾經被警告過好幾次，讓他修正他的做法。最後，他自己被宣布為右派分子，被開除出黨，被從工作崗位上解職。他的行政級別急劇下降，這意味着他的工資被大幅削減，他被下放到研究機構的實驗室做掃地的工作，這家研究機構以前一直是由他來經營的。

　　我母親認識侯先生，羨慕他能堅持他的原則。她和他結成了深厚的友誼，友誼一直保持到了今天。她曾和他一起度過很多夜晚，向他傾吐自己焦慮的心情。但是，從他的命運中，她看到了自己的命運，要是她不能完成她自己的右派名額的話。

　　每天，在例行的沒完沒了的會議之後，我母親得向市裡黨的機關彙報運動進行的情況。在成都負責運動的是一位姓尹的先生，一個又瘦，又高，相當傲慢的男人。我母親得給他弄出數字來，以證明有多少右派分子被揪了出來，沒必要非得有名字，要緊的是數字。

　　但是，她到哪去找她的100多個“反共產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最終，她的一個副手，一位姓孔的先生，他分管東城區教育，宣布說，有幾所學校的女校長指認了她們學校的一些老師。有一位是一所小學的老師，她的丈夫，一個國民黨官員，在國內戰爭中被殺了。她曾經說過什麼，大意是，“今天的中國比過去還要糟糕。”有一天，她和女校長吵了起來，女校長批評她作風鬆懈，她勃然大怒，揍了女校長。其他幾名老師試圖阻止她，其中一人告訴她小心點，因為女校長懷孕了。她被人打小報告說，她嘶叫着說，她要“幹掉那個共產黨雜種。”（意思是嬰兒在那個女人的子宮裡）

　　在另一個案子中，一名教師，她的丈夫隨國民黨逃到了台灣，被打小報告，說她向其他年輕教師炫耀她丈夫給她的首飾，想讓她們嫉妒她在國民黨統治下的生活。這些年輕教師還說，她告訴她們，很遺憾，美國人沒有贏得朝鮮戰爭，沒有開進中國。

　　孔先生說，他對事實作了調查。調查不是由我母親做出的決定。試圖保護右派，懷疑她同事的誠實，需要格外小心。

　　醫院的院長和副職經營着衛生局，他們自己沒有提出任何右派的名字。但是，有幾名醫生被更高的權力機關成都市政府貼上了右派的標籤，早先，他們曾在由市權力機關組織的會議上提出過批評意見。

　　所有這些右派加在一起也不到十個，離定額還差得很遠。到這時，尹先生對我母親和她的同事缺乏熱情的表現很是煩惱。他對她說，她不能識別出右派，這本身就證明，她自己就是“右派的材料”。被貼上右派的標籤不光意味着在政治上遭到摒棄，經濟上失去工作，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的孩子和家庭會遭到歧視，他們的前程會被毀掉。孩子在學校，在他們居住的街道會受到排擠。居委會會對他家進行刺探，看看是誰拜訪了他們。要是一個右派被下放到了農村，農民就會讓她和她的家人干最累的活。沒有人知道衝擊到底會有多大，這種不確定性本身就是恐懼的強有力的原因。

　　這是一個我母親要面對的矛盾。要是他被貼上了右派的標籤，她就得聲明和她的孩子斷絕關係，要不然就會毀了他們的前程。我父親很可能會被強迫與她離婚，或者他也被列入黑名單，永遠遭到懷疑。即使我母親犧牲自己與他離婚了，全家人還是會被標記為嫌疑人，永遠會這樣。但是，救她自己和家人的代價非常高，要搭上一百多個無辜的人和他們的家人。

　　關於這個，我母親沒有對我父親說，他能拿出什麼辦法呢？她覺着很不忿，因為他的高位，他不需要去處理具體的案子，做這種痛苦決定的是低級的和中級的官員，例如，尹先生，我母親，她的副手，女校長，和醫院的醫生們。

　　在我母親城區的一個機構是成都第二教師培訓學院，教師培訓學院的學生被授予學位，學位涵蓋學費和生活費用，所以這些學院自然就能吸引出身貧窮家庭的學生。第一條把四川，“天府糧倉，”和中國其它地方連接起來的鐵路最近竣工。因此，大量的糧食突然被從四川運輸到中國其它地方，幾乎在一夜之間，很多商品的價格漲到兩倍甚至三倍。學院的學生髮現，他們的生活水準實際上下降了一半，他們發起一場示威，要求更高的助學金。尹先生把學生的行動比作1956年匈牙利政變裴多菲的行動。他聲稱學生“和匈牙利知識分子志同道合。”他下達命令，每一個參加示威的學生都應該被劃為右派。學院有大約300名學生，其中有130人參加了示威，他們所有人都被尹先生貼上了右派的標籤。儘管學院不在我母親的管理之下，因為她只管理小學，但是，學院位於她的城區，所以，城市的權力機關武斷地將學生算作了她的名額。

　　我母親因為缺乏主動性而沒有得到原諒。尹先生把她的名字作為右派嫌疑分子記下來準備做進一步的調查。但是，在他能做任何事之前，他自己卻被譴責為右派分子。

　　1957年三月，他去北京參加全國省市級公共事務部部長會議。在小組討論中，鼓勵代表們就他們那些地區做事的方法提出意見。尹先生對四川黨委第一書記李井泉提出了一些抱怨，但是，他並沒有什麼惡意。李井泉總是被人們稱為李政委。在這次會議上，我父親是四川代表團的頭，所以，當他們回來后，寫例行彙報就落到了他的頭上。當時，反右鬥爭已經開始，李政委決定，他不喜歡尹先生在會上說的話。他向代表團的副頭查證，但是這個人很精明，尹先生開始提批評意見時，他離會去了廁所。在運動的後期，李政委給尹先生貼上了右派的標籤。我父親聽到這個消息后，變得極為不安。他被這樣的想法折磨着，尹先生倒台，他負有部分責任。我母親試圖說服他，情況不是這樣：“不是你的錯”她對他說。但是，對這件事，他一直很痛苦。

　　很多官員利用運動來解決個人之間的過結。一些官員發現，完成名額的一個輕鬆的方法就是把他們的敵人祭獻出去。另一些人則完全是出於積怨。在宜賓，婷夫婦清洗了很多有才能的人，他們和這些人合不來，或者他們嫉妒這些人。幾乎所有我父親在那裡的助手都被譴責為右派分子，這些人都是他挑選和提拔的。一個我父親非常喜歡的前助理被貼上了“極右分子”的標籤。他的罪行就是他的一句話，大意是，中國對蘇聯的依靠不應該是“絕對”地。在當時，黨聲稱，依賴蘇聯應該是絕對地。他被判刑三年，在中國的一個勞改農場幹活，在一個荒涼的山區修建公路。在那，他的很多囚犯夥伴都死了。

　　反右鬥爭總體上沒有影響到社會的穩定。農民和工人繼續過着他們的日子。當一年後，運動結束的時候，至少有550000人被貼上了右派的標籤----包括學生、教師、作家、畫家、科學家和其他職業人士。他們大多數被解僱了工作，成為體力勞動者，在工廠或者在農場幹活。有的被送到勞改農場乾重體力勞動。他們和他們的家人變成了二等公民。教訓是嚴酷和清晰的：任何批評都是不能被容忍的。從那個節點開始，人們停止了抱怨，或者，根本就不開口講話了。一個流行的說法總結了當時的氣氛：“三反運動后，沒人敢管錢了；反右鬥爭后，沒人敢開口了。”

　　但是，1957年的悲劇不光是讓人們沉默了下來。掉進深淵的可能性現在變得不可預測。名額制度加上個人積怨意味着，任何人，可能不因為任何事情而遭到迫害。

　　方言準確地描述了這種氛圍。在各式各樣的右派分子當中，有“抽籤右派”，人們得通過抽籤的手段來決定誰應該被命名為右派；還有“廁所右派”，那些被發現在很長、很拖沓的會議當中管不住自己，離會去廁所的人被提名為右派。還有一些右派，他們被說成是“有毒，但是沒有放出來”（有毒不放）；這些人因為沒有說任何話、沒有得罪任何人而被命名為右派。當一個老闆不喜歡某個人，他就會說：“他看上去不像好人，”或者“他的父親被共產黨鎮壓了，他怎能不憤恨，他只是沒有公開說出來。”一個好心眼的單位領導有時會做相反的事情，“我該接發誰呢？我不能對任何人做這種事。就說是我吧。”它通常被叫做“自認右派。”

　　對很多人來說，1957年是一個分水嶺。我母親依然忠誠共產主義事業，但是，在具體實踐中，她開始出現懷疑。她和她的朋友侯先生，那位被清洗的研究所主任，談起她的懷疑，但是，她從不向我父親透漏她的懷疑----不是因為他沒有懷疑。而是因為他不會就懷疑與她展開討論。黨的規定，就像軍事命令，禁止黨員在他們中間議論黨的政策。黨章規定，每位黨員都必須無條件地服從黨的組織，下級官員必須服從上級官員。要是你有不同意見，你只能可以向上級官員提出，上級官員被認為是黨組織的化身。這種團隊紀律是取得勝利的關鍵，共產黨在延安時期和更早的時期就一直堅持這種團隊紀律。這是一種令人敬畏的權利器械，因為社會需要這種器械，社會上的人際關係超越任何其他的規定，我父親完全遵守這種紀律。他堅信，要是紀律遭到公開的挑戰，革命就無法得以存活，得以持續。在革命的過程中，你必須得為你這邊而戰，儘管你這邊不夠完美----只要你認為這邊比那邊好就成了。團結是絕對地、迫切需要地。

　　我母親能夠看出，我父親極盡所能和黨保持密切關係，她自己則是一個外來者。一天，當她小心地對形勢做了一些批評的評論，並從他那裡得到回應后，她痛苦地說，“你是一個優秀的共產黨人，但卻是一個糟糕的丈夫。”我父親點頭同意，他說他知道。

　　十四年之後，我父親告訴我們這些孩子1957年差一點兒就發生在他身上的事。自從他早年在延安的日子，當時他是一個二十歲的年輕人，他一直是一位叫丁玲的著名女作家的好朋友。1957年3月，當時他在北京帶領四川代表團開公共事務（民政，我一直譯成公共事務----譯者）大會，她捎信邀請他到天津，挨着北京，去拜訪她。我父親很想去，但是，還是決定不去，因為他得急着回家。幾個月之後，丁玲被貼上了中國頭號右派分子的標籤。“要是我去看了她的話，”我父親告訴我們，“我也會被打成右派的。”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