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女人（threedaughtersofchina）(48)

　　（承上）

　　to my grandmother and my father who did not live to see this book---jungchang

　　jungchang作品 鄉村老羊翻譯

　　毛澤東含糊的鬥爭號召令廣大人民和大多數黨的幹部感到非常困惑。幾乎沒有人知道他的意圖，或者到底誰是這次鬥爭的敵人。我的父親母親像其他黨的高級官員一樣，能夠看出，毛澤東已經決定要懲罰一些官員。但是，他們不知道，哪些人是要被懲罰的官員。很有可能就是他們自己。惶恐和困惑令他們難以承受。

　　與此同時，毛澤東為他自己做了最為重要的組織動作：他建立了自己個人的指揮鏈條，這個鏈條在黨的機器之外運行，儘管，----正式宣稱這個鏈條處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的領導之下，通過正式宣布這個方法，----他就可以裝作這個鏈條執行黨的命令。

　　首先，他挑選林彪元帥做他的副手。1959年，林彪繼彭德懷之後任國防部長，他在部隊中大力推進毛澤東的個人迷信。毛澤東還建立了一個新的機構，文化革命領導小組，領導小組處在他的前秘書陳伯達的領導之下，情報頭目康生和毛夫人是這個小組的實際領導。文化革命領導小組成了文化革命的領導中心。

　　接下來，毛澤東向媒體進軍，首先是人民日報。人民日報因為是黨的官方報紙，所以最具有權威性，廣大人民已經習慣了把它當成共和國的聲音。五月31號，他任命陳伯達接管了人民日報，這樣就確保了宣傳渠道的暢通，通過這個渠道，他可以直接地向億萬中國人發表講話。

　　從1966年6月開始，人民日報拋出一篇又一篇咄咄逼人的社論，號召“建立毛澤東的絕對權威，”“掃除一切牛鬼蛇神”（階級敵人），敦促人們緊跟毛澤東，加入到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鬥爭中來。

　　在我的學校，教學從六月初開始就徹底停下來了，儘管我們還得繼續到學校上學。大喇叭里鼓噪着人民日報社論。報紙的首頁經常完全被毛澤東的全幅肖像佔據。我們每天都得學習報紙的首頁。首頁上有每天一欄的毛主席語錄專欄。我還記着一些大膽的口號，這些口號，通過在班上一遍又一遍的朗讀，已經鐫刻在我大腦的最深處：“毛澤東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毛澤東思想是我們的生命線。”“誰反對毛主席我們就砸爛他的狗頭。”“全世界人民敬愛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報紙的很多頁面上有外國人崇敬毛澤東的評論，還有成群的歐洲人爭搶毛澤東著作的照片。中國人的民族自豪感被鼓動起來，從而提升了對毛澤東的迷信。

　　每天讀報紙很快就讓位給記憶和背誦毛主席語錄，毛主席語錄被收集在一本便攜的小書裡面，便攜書加了紅色的塑料皮，被稱為“小紅寶書。”每人發一本，並被囑咐，愛護紅寶書要“像愛護自己的眼睛一樣。”每天我們都得齊聲一遍又一遍地背誦紅寶書裡面的語錄。我現在還可以把許多語錄一字不差的背下來。

　　一天，我們在人民日報上讀到，一位老農民在他的卧室牆上貼了三十二張毛主席像，“所以，他一睜開眼，不管看向那個方向，都能看到毛主席的面龐。”所以，我們把我們教室的牆壁貼滿了毛主席像，毛主席臉上掛着慈祥的笑容。但是，不久，我們又不得不把它們匆忙地揭下來。有傳話兒說，那個農民實際上在使用圖片做牆紙，因為毛主席的肖像被印刷在質量最好的紙上，而且圖像又是免費的。謠言說，編寫這篇故事的記者被發現是一個階級敵人，他贊成“謾罵毛澤東。”這是頭一次，我害怕，毛主席進入我的潛意識當中。

　　像“牛市”一樣，我的學校駐進了工作隊。工作隊漫不經心的就給學校幾名最好的教師貼上了“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標籤，但是，貼標籤的事沒有讓學生知道。然而，1966年6月，文革大潮造成恐慌，感覺需要搞出幾個受害者來，工作隊突然向全校宣布了被指是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人的名字。

　　工作隊組織學生和沒被指控的教師寫批鬥的大字報和口號，大字報很快就貼嚴了。因為各式各樣的原因；服從，忠誠黨的命令，嫉妒別人的名聲，嫉妒人家的特權，---還有，就是恐懼，老師們變得都很積極。

　　受害者當中，有一個是我的漢語言文學老師，遲先生，我敬仰他。按照其中一張大字報的說法，他在六十年代初曾經說過：“喊‘大躍進萬歲’不能填飽我們的肚子，能填飽嗎？”因為不知道大躍進造成饑饉，我搞不懂他斷言似的評論，儘管我能聽出這句話不恭的語氣。

　　在遲先生身上有某種東西，這種東西令遲先生與眾不同。在當時，我也搞不清楚這種東西到底是什麼。但是，現在，我想，是他身上有一種嘲諷的意味。他有一種特別的交流方法，他會弄出很乾、很短的半咳半笑的聲音，這意味着他有什麼話不能明說。有一次，他曾經對我弄出這樣的聲音，以回應我問他的問題。我們的教科書中有一課是從陸定一的回憶錄中選取的文章，陸定一當時是中央公共事務部的領導，這篇文章寫的是他在長征路上的經歷。文章生動的描寫軍隊沿着崎嶇的山路行軍，在整個行軍途中，紅軍都舉着松樹火把照明，火光照亮了無月的夜空，文章引人入勝。當他們到達夜間行軍的目的地時，他們都“衝過去搶上一碗飯倒進自己的肚子里。”這讓我非常困惑。因為紅軍戰士總是被描寫成“自己挨餓，把最後一口飯留給自己的同志。”很難想象他們會“搶。”我去找遲先生，看他怎麼說。他半咳半笑地說，我不知道挨餓是什麼滋味，並且匆忙的轉換話題。我沒有得到明確的答覆。

　　儘管這樣，我還是非常敬仰遲先生。看到他和其他我敬仰的老師被野蠻地譴責和辱罵，我的心都碎了。當工作隊要求學校里的每名師生都要寫大字報“揭發和批鬥”他們的時候，我恨他們這樣做。

　　當時，我十四歲，本能地，對所有的軍事行動我都不喜歡。我讓大字報給嚇壞了，油黑的大字寫在巨幅的白紙之上，還有那些古怪並且粗暴的語言，例如“砸爛誰誰的狗頭”，和“如果誰誰不投降，我們就消滅他。”我開始逃學呆在家裡。因為這個，在沒完沒了的會議上，我被批評為“把家庭放在第一位，”現在，沒完沒了的會議佔據了我的全部學校生活。我非常害怕這些會議。一種感覺，一種對不可預測的危險的感覺糾纏着我。

　　一天，我的副校長，闞先生，一個樂觀，精力充沛的男人被指控是走資派，被指控保護挨批鬥的教師。很多年來，他在學校里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被說成是“資本主義，”甚至包括學習毛主席著作，因為，他學習毛主席著作比他搞學術研究用地時間要少一些。

　　看到學校的共產主義青年團書記，樂觀向上的單先生被指控“反對毛主席，”我同樣很震驚。他是一位風度翩翩的青年男子，我一直渴望吸引到他對我的注意，因為當我長到入團的最低年限，十五歲的時候，他可以幫助我加入青年團。

　　他一直在教馬克思主義哲學課，教十六到十八歲的學生，他給學生留作業，讓他們寫論文。他把毛澤東論著里他認為寫得好的部分畫下來，現在，這些互不連接的部分被他的學生連在一塊兒構成明顯的沒有意義的一段文字。大字報抓住這一點，聲稱他反對毛主席。多年之後，我了解到，這種通過隨意連接互無關聯的句子而羅織罪名的方法最早始於1955年，那年，我母親遭到第一次拘留。當時，一些作家用這種方法來攻擊他們的同行作家。

　　多年之後，單先生告訴我，他和副校長被挑出來做犧牲者的真正原因是他們當時不走運---作為另一隻工作隊的成員，他們外出了，不在學校，---因此，很容易地，他們就被搞成了替罪羊。事實是，他們和校長不和，校長站在後台，他把事情弄得更糟。“要是我們在，他們不在，那個龜兒子就不可能提拉起褲子來，他的屁股上就會有那麼多屎，”單先生懊悔的對我說。

　　副校長，闞先生，一直忠誠黨，他感到非常冤枉。一天晚上，他寫了一個自殺的條子，然後用剃鬚刀割破了喉嚨。那天，他妻子回家比往常要早些，她急忙將他送進了醫院。工作隊一手捂下了他企圖自殺這件事。作為黨員，闞先生企圖自殺被認為是背叛，被看做是對黨缺乏信念，是企圖敲詐，因此，不應該對這個不幸的人有任何憐憫。但是，工作隊也很不安。他們清楚地知道，在沒有一絲正當理由的情況下，他們正在製造着受害者。

　　當我母親被告知闞先生的事後，她哭了，她非常喜歡他，他知道，因為闞先生是一位非常樂觀的人，他一定是感受到了非人性的壓力才會如此行為的。

　　在我母親自己蹲點的學校，她拒絕捲入任何令人恐慌的迫害活動。但是，學校里的那些十幾歲的孩子受到人民日報文章的挑唆，開始反對他們的教師。人民日報號召，“砸爛”考試製度，考試製度“以學生為敵”（援引毛澤東語），考試製度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部分邪惡設計，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指的是大多數教師（也是援引毛澤東語）。報紙還批判“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說他們用資產階級垃圾毒害青年的心靈，為國民黨反攻大陸做準備。“我們不能再讓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操控我們的學校了。”毛澤東說。

　　一天，我母親騎車來到學校，她發現，學生們把校長，教學督導，享有級別的教師包圍起來，受到官方報紙的影響，他們把這些人理解為“反動資產階級學術權威，”他們還包圍了任何其他他們不喜歡的教師。他們把他們所有人都關進一間教室里，門上還貼了字條，上面寫着“魔鬼班。”老師們任由他們這樣做，因為文化革命以令他們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學生們現在似乎得到了某種授權，這種權力沒有明文規定，但卻確確實實存在。大地上蓋滿了巨幅標語，標語的內容大多是人民日報的通欄標題。

　　當我母親看到教室現在變成了“監獄，”她走過學生群。一些學生看上去很橫，一些很靦腆，一些很焦慮，另一些人表情很不確定。從她來到學校的那一刻起，越來越多的學生跟在了她的後面。作為工作隊的領導，她擁有最高權力，被看做是黨的化身。學生們都看着她，等待她的命令。“監獄”建立起來后，他們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做。

　　我母親用非常有力的聲音宣布解散“魔鬼班”。學生當中出現了一點騷動，但是，沒人出來挑戰他的命令。幾個男孩子之間互相打着嚓嚓，但是，當我母親要求他們大聲說出來的時候，他們很快就陷入了平靜，她繼續講話，告訴他們，沒有授權，拘留任何人都是違法的。她說，他們不能虐待他們的老師，老師應該得到他們的感激和敬重。教室的門打開了，“犯人”被放了出來。

　　我母親非常勇敢，敢於反抗潮流。很多其他的工作隊為了保全自己忙着迫害完全無辜的人。實際上，她有更多擔憂的理由。省機關已經懲罰了幾個替罪羊，我父親有一種很強地不祥的預感，他很可能是下一個被懲罰的人。幾個他的同事特意告訴他，他管轄下的幾個機構里有閑話在瘋傳，閑話說，他們應該把懷疑轉到他身上。

　　我父母從來不對我或我的兄弟姐妹說任何他們的事。以前，自我約束使他們對政治保持沉默，而且還可以避免對我們敞開心扉。現在，讓他們開口講話就更不可能了。形勢這麼複雜，這麼混亂，以至於，他們自己也搞不懂。怎麼可能讓他們說話使我們弄懂呢？他們說話又有什麼用呢？誰都不可能做什麼。而且，知識本身就是危險的。因此，我的兄弟姐妹和我對文化革命完全沒有準備，儘管，我有一種模糊的感覺，災難即將降臨。

　　在這種氛圍中，八月到來了。突然，就像一場風暴橫掃中國，成百萬的紅衛兵湧現了出來。(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