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夫人》跋

　　此刻，當我即將完成這一本《玫瑰夫人》長長的書稿時，我驚異於這個單純靈魂中美麗的風景。玫瑰夫人的光芒、魏珍女士的震撼並不因她自己生命的死亡而結束。就像那句話：果實里包裹着陽光，但果實脫落之後，陽光並不脫落。

　　一個不太懂“台灣”的大陸人，要寫一位發跡於台灣的實業家的傳記談何容易？我坦言，寫得確實非常辛苦，從材料收集、採訪到創作完成50萬字的第一稿耗時3年半，期間有3次大篇幅的重寫，8次大的修改。就說前期的資料收集吧，因為魏珍女士和家人(丈夫陳宗熙和養子陳耀華)的先後去世，可以直接收集的資料有限，有關魏珍大量資料都散見於眾多親戚友朋的書箱、書架、書刊、書信和他們的記憶之中，需要尋找、搜集、採訪、閱讀、整理，工作量很大，算起來，為寫書準備的資料大約有500萬字。但這還不是書的核心。寫這部傳記是想通過一個個故事把魏珍女士的一生軌跡和精神風采展示出來。故事只有真實感人，才能使讀者感興趣，而這些感人的故事只有魏珍最親近的人知道，只有通過他們的嘴，才能把活生生的魏珍講出來。所以，採訪大量當事人自然成了寫書最關鍵的部分。

　　既是最關鍵的部分，自然也是最難的。去找哪些人？採訪對象是不是一下子能找得着？是不是對我願意敞開心扉？……我慶幸得到了30多位當事人的信任和支持，他們把自己的記憶和感情和盤托出。其中，台灣諸暨同鄉會會長周朝章先生及其兒子周家偉先生坦率而清晰地講述了對魏珍早期和中期事業的理解，以及兩人長達40多年的“同鄉情誼”；魏珍外婆家的表阿弟何秀仁、何元仁、何惠仁三兄弟的熱情接待並對何家的家庭歷史詳細介紹；還有魏珍娘家的魏巨苗老人，她的侄兒女魏國良、魏國賢、魏國紅(與魏珍女士一起生活了8年)兄妹，精心護理過魏珍母親的張水珍女士（魏國良的母親），還有榮懷教育集團顧問錢大同先生、集團副總經理許偉良、現任榮懷學校總校校長樓高行、前任學校黨委書記朱長茂、榮懷學校的前任總校校長周國均，與魏珍女士有過接觸的教師、學生，魏珍女士在大陸曾有頻繁交往的親戚、友人以及省、市各級台辦負責人……可以說，書中所有的故事都是採訪當事人得到的，第二手故事也是經過當事人證實的，我着眼於我框定的真實，而盡量減少無法證實的情節。至於在傳記文學的寫作技術上又得到中國作家協會一級作家黃仁柯先生的悉心指點；書稿初成，又得到浙江省台灣事務辦公室、浙江省新聞出版局領導的熱情指導，仔細審閱稿件並提出修改意見。

　　在這本已經寫成的《玫瑰夫人》里，歸納起來，主要是闡釋了以下幾件事：

　　1、《玫瑰夫人》寫了魏珍女士具有感人的、強大人格魅力的一生，寫了她那“自強、博愛”的一生。傳記着重記述了她如何切准台灣經濟發展的脈絡、緊緊把握世界商海不可多得的商機，苦心經營、積累資金，直至承父志報桑梓興中華出資3億人民幣在故鄉辦學的精彩的人生歷程。也記述了體現魏珍女士獨特個性的不少生動的故事，尤其是她對“德”和“佛”的理解，她深信“厚德載物，雅量容人”，一生“尚德”，對師生“重視德育”和倡導“人格教育”；她對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的深刻認識，既有平民的凡俗心，又有不同於尋常人的超脫心。所有這些，在我，的確很有“寫頭”；在讀者，相信也一定很有“讀頭”；

　　2、1967年，魏珍女士55歲，開始投身商海，風風雨雨，跌打滾爬，摸索出一整套既符合現代經商規律，又獨具自己個性特色的“從商經驗”，本書均作了詳細生動的述錄。她的“買賣之道”，她的“經商要訣”，她的“生意經”，她的“商業精神”，都是後人不可多得的寶貴財富；

　　3、《玫瑰夫人》從魏珍女士無奈伴夫棄母離鄉去台，寫到去台後日夜思念故土慈母，寫到靜觀海峽兩岸局勢變幻，寫到忐忑不安企盼祖國統一興沖沖回歸與老母團聚，寫到尚德傾囊報效桑梓，寫到葉落歸根定居杭州直至魂歸故土……這部傳記定稿時剩下的30萬字，字字浸透着一種“大愛”——中華之愛——雖然現在兩岸尚未統一，然而“一個中國”不乏其最深厚的根據：盈盈一水間，彼此有着愛意，有着敬慕，有歷史命運的共同擔當，有文化氣脈的相互感通，兩岸的和平統一，是國家的意志，是民族的意志，也是人民的意志，歷史的意志。而這樣的情意一旦播下，加上細細培育深耕，則民族的凝聚將不為任何外力所搖撼和中傷。是的，眼前，這彎淺淺海峽，隔不斷共同的“中華之愛”；

　　4、《玫瑰夫人》也寫了台灣經濟發展的軌跡。台灣之所以能成為“亞洲四小龍”，所謂的“台灣經驗”的得與失，本書作為魏珍經商的大背景，都有比較詳盡的分析和演繹；

　　5、《玫瑰夫人》還寫了海峽兩岸關係的變化進程。傳記隨着魏珍女士“離鄉——思鄉——返鄉——回報家鄉”的線索，通過魏珍女士的眼睛、頭腦，觀察、思考、感受着的兩岸關係些微變動，都作了細緻的描述；

　　6、傳記伴隨魏珍女士的丈夫陳宗熙先生在國民黨政界的升遷，也真實地錄述了台灣當局政治革新的路徑。

　　我可以很自信地說，這部書的特點是：大量第一手採訪資料保證了書的權威性；最重要的是我沒有把魏珍作為政治或者經濟人物來寫，而是把魏珍作為一個現實生活中活生生的人來寫，寫她的朋友、家庭，友情、親情，這才是她生命中極為重要的部分。我還要強調，作為一個晚成的作家，我的創作是極端認真的。當然，寫這本書也只能代表我個人的觀點，我儘力從一個同鄉的視角，把我們所了解和理解的魏珍女士寫出來；我們深知，海峽兩岸人民分隔半來個世紀，誰不盼望親人早日團聚、祖國早日統一？！在我們，只要是對台灣同胞有利的事情，只要是對促進兩岸交流有利的事情，只要是對維護台海地區和平有利的事情，只要是對促進統一有利的事情，只要是能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穩定，創造中華民族在21世紀的美好願景的好事，都會盡我們的綿薄之力，悉心去做。現在《玫瑰夫人》已經改定，當我們將書稿惴惴然交於魏珍女士生前最知心的朋友浙江省文化廳楊建新廳長（原浙江省對台事務辦公室主任）時，閱后，他給予了高度的讚賞，特別是對魏珍女士的精神，並欣然命筆，為書稿作序；還有中國一級作家原浙江省作家協會創作聯絡部主任黃仁柯老師、諸暨市委宣傳部副部長、文聯主席周光榮先生、台北諸暨同鄉會原理事長周朝章先生，接讀書稿，都給予充分的肯定。

　　根據魏珍女士這麼一個傳主的特徵，根據我們到目前為止所能掌握的材料，我們終於寫出了這麼一部既注重史料、史實，又注重一定的細節描寫的近30餘萬字的長篇傳記。先後得到國家、省、市各級台灣事務辦公室和新聞出版部門的肯定，特別是周朝章先生的肯定，我的心才算受到莫大的安慰：它儘管沒有經典和精品傳記那樣強的文學性，但“它有文傳的可讀性，又有史傳的資料性，它絕不是那種羅列了一大堆材料的編年史，而是一本文史兼備的別具一格的‘新體傳記’”（專家語）。

　　什麼是精品？精品的價值在於傳世久遠，精品的意義在於常讀常新。而精品總是在不斷反覆的修改中形成的。《玫瑰夫人》今日雖已奉獻於廣大讀者的面前，但它仍然有待於不斷的補充、修改和完善，作不斷的努力，才可能為已經不在人世的魏珍女士改成一部真正高質量的精品傳記，傳之後世，昭示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