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的孽債蓋生

　　我對大娘，也就是伯母，一直懷着一種十分複雜的負疚感情。這倒不是我欠她什麼，而是我的家族，欠她的實在太多了。

　　大娘出生在也是當地數一數二的書香門弟的士紳之家，因為是門當戶對，十四歲的伯父就娶了十七歲的大娘。以前的大戶人家規矩多，事兒也多。奶奶三十幾歲就當上了老太太。遵循“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古訓，大娘沒上過學，當然，那時連女校都沒有呢。爺爺本是個很開明的長者，所以對大娘還很好。但因他常年在外做官，很少過問家事。奶奶是個很嚴厲甚至有些苛薄的人，大姑、二姑又常年在家管事，這樣，本來就心眼不活泛、手腳不麻利的大娘處境就更艱難了。伯父結婚後仍繼續讀書，等他在縣高中畢業，已經有了大姐和二姐。他18歲時，正趕上“九一八”事變，熱血沸騰的伯父隻身闖關，高唱着“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考入黃埔軍官學校。從此，就再也沒回來。直到已成為“國軍”上校，才通知家他已與另一個大娘，一個中將的女兒結了婚。雖然當時有納妾之風，但已謝任歸隱的爺爺對此事仍很生氣，認為這愧對老友——大娘的父親。但木已成舟，天南地北，鞭長莫及。文人愛面子，所以還必須有個說法，於是爺爺說把伯父過繼給獨身謝世的一個遠房的爺爺承繼香火，出人意料的是，大娘的父親競也贊成，其實也是自欺欺人。

　　很長時間大娘才知道實情，但作為士紳之女絕無再嫁的可能，她只好接受了命運的安排。這樣，大娘就成為家庭的特殊成員。既不出戶，又無人可依。即使爺爺、奶奶相繼去世，她仍留在這個家庭中，以繼續完成她侍候人的使命。儘管這期間家庭成員和侍候的對象一變再變，大娘侍候人的使命仍然沒有任何改變。直到三姑去世，最小的兩個叔叔相繼成家，大娘在這個家庭中的重新定位問題才提到日程上來。兩個年輕的嬸子無論如何不願意讓年紀越來越大，又沒有工資收入大娘繼續留在哪一股。其實，這也不怪他們。大娘已經失去了她應有的價值，身體起來越差，又不十分通情達理。如果她是婆婆，可能也就認了。但問題她只是一個嫂子，一個被整個大家庭榨乾了的油老太太，叫她們哪一個承擔這大家庭的孽債，都不能說這是公平的。於是，大娘只好暫時由兩個叔叔分擔一定數量的生活費，和因產後風去世的老姑（最小的姑姑）遺下的孩子，這個從出生三天就一直由大娘撫養的表哥生活在一起。

　　可沒多長時間，這個表哥也該下鄉了，而他又不想養日漸衰老的大娘，理由是她不是她媽。雖然大娘曾把全部的愛都傾注到他的身上。

　　幾經輾轉，大娘只好投奔到她女兒—我那十分吝嗇的大姐。在大姐家可想而知，雖然不會受到虐待，但也絕不會有什麼福可享的。

　　雖然爸爸很早就離開了大家庭，我們這一股人和大娘也缺乏聯繫，應該說，對大娘不存在直接的欠疚，但直到爸爸晚年，仍經常給大娘寄錢，一為使她的處境能好一點，二為償還一點大家庭的孽債。爸爸總說，應該把你大娘接來，但他的身體也起來越差，媽媽年紀也大了，我們都相繼成了家，事情就更複雜了，爸爸這個願望最終沒有實現。直到大娘去世。聽說一生懦弱的大娘臨終前競變得十分兇悍，有人說是什麼邪魔借了氣。爸爸聽了十分難過地說：“這是在發一輩子的怨氣呀”。對於她，我時時感到愧疚，這是永遠無法抵償的一筆孽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