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在探家路上

　　文/冬蟲夏草

　　人生如一列遠行的火車，需要經過很多站台，路上的各種風景也林林總總，有緣能在途中相遇的人，也是一道美的風景。

　　——題記

　　時光的列車如過隙的白駒，轉瞬即逝；記憶中的天空有時也現出深邃奧妙，星光閃爍；生活的波谷總是跌宕起伏，湧起浪花朵朵……站在2014年盛夏的時光軸上，一縷綿綿的思緒再次將我的目光拉向33年前的1981年初。這年是我從北方農村參軍入伍后的第6個年頭，也是自山東煙台長島抽調到雲南邊防（參加對越自衛還擊戰）后的第三年，部隊批准我回家第二次探親。

　　接到通知的當天，高興的我幾乎一夜沒有合眼。身在祖國大西南邊陲的軍營，心兒早已飛回了魯西南故鄉。1月24日（農曆庚申年臘月十九）的一大早，我就背上行囊告別了連隊，從普洱（原是思茅地區所屬縣，近年更名為普洱市）乘上至昆明的客運汽車，匆匆踏上探親的征程。坐在北上的客車上，我一邊欣賞着車窗外南國花紅草綠的異域美景，心裡一邊想着古陶大地上那鄉間貧窮落後的面貌是否已改變？憧憬着家鄉與自己的未來。因那時（沒有高速公路）車速較慢，經三天三夜盤山公路的顛簸，才到了久負盛名的“春城”——昆明火車站。

　　由於京昆線路故障正在檢修，昆明到北京的T62次直快列車（3天3夜到河南鄭州站下車，再坐一天的慢車到商丘轉乘汽車，需7天後才能到家）停運，得等兩天後方可通車。此時臨近辛酉年春節，家中正張羅着為我操辦婚事（1979年第一次探家定親已兩年），我心急如焚（不想在路上耽擱）， 就決定改乘昆明至上海的79次直快列車。當我買好了車票正急匆匆去到候車室等車時，一女子的哭訴聲從售票廳的門外傳來，我用目光往門外一瞥，看到那裡圍了很多人。出於軍人的一種職責與敏感，我循着哭聲下意識地走了過去，看到是一名20多歲的少婦，懷裡還抱着一個兩歲多的嬰兒。聽她訴說家是貴州凱里的，來雲南文山州走娘家看望親人，返回的路上從開元坐火車剛到昆明，一下火車身上僅有的200多元錢被小偷偷走，沒了回家的路費，正在走投無路，她又急又氣只得向人們求助。

　　我望了下周圍的人，有議論說少婦可能是在騙人吧？也有說母子倆怪可伶的。但我看她不像是騙人。似乎覺得眾人（包括少婦）好像正在用求助的目光盯着我那鮮艷的紅領章和閃閃發光的帽徽。心想：無論是遇小偷也好，故意行騙也罷，能讓自己的心靈與精神得到那份充盈和慰藉，也無愧於“人民子弟兵”的稱號（何況那時的社會風氣還不像現在浮躁、虛榮、功利），我便毫不猶豫的掏出50元錢（我那時每月的津貼費才21元，家中經濟也很困難），遞給了那位抱孩子的婦女，讓她快去買車票。她接過錢除一個勁的感謝外，還不止一地次問我叫什麼名字。我告訴她：“名字並不重要，做為一個軍人這是應該做的”。周圍的人也連聲說：“當兵的人就是不一樣，向解放軍學習！”並都頻頻向我揮手致意，我也向他們還了一個實實在在的軍禮。

　　坐上從昆明至上海的K79次直快列車，心裡沉浸在與家人團聚的溫馨夢境中。1月28日的下午，列車緩緩馳進了湖南株洲火車站（該站是京廣與京昆、昆滬十字交匯處，上下旅客較多），幾分鐘功夫，車箱內空出的座位便被湧上來的乘客迅速塞滿。這時，有兩個剛上車的20歲左右的姑娘，急匆匆朝我與對面的座位走來，一個在我旁邊坐下，另一個剛想在對面入座，可那個男青年（他自己分明是想佔著兩個人的坐）卻說已有人，我隨即起身坐到了對面那男青年的座位上，讓她們倆坐在了一起，姑娘微笑着略略大方地向我表示謝意。

　　經了解，她們一個19歲，另一個是21歲，是南京外國語學院（德語專業）的大一新生，家都在湖南懷化山區的農村。本來是學校已放寒假，回家后準備過完春節開學后再去學校，又覺得各自的漢語語言基礎較薄弱，想補課自學但家裡學習條件又太差，便決定返回學校春節期間在校學習。當列車發動不大一會，她倆各自從挎包內拿出一沓寫滿唐詩宋詞的小卡片，便抑揚頓挫地互相朗讀與背誦起來。

　　當她們正朗讀背誦到王昌齡的那首《出塞》詩：“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徵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時，卻將“但使龍城飛將在”誤寫並讀成了“但使盧城飛將在”。我根據（時任連隊文書）在普洱文化館圖書室查閱的資料，給她們說出依照《全唐詩》、《萬首唐人絕句》和《唐詩鑒賞詞典》等彙編本記載，應為龍城才對，而不是盧城。順便複述了“飛將軍”李廣的歷史典故。她們改寫后感到很驚訝：“解放軍同志，你的知識咋這麼淵博，我們要向你學習！”我有些靦腆的說：“哪裡啊，不過是多閱讀了些書而已。”一路上她們有說有笑，伴着朗讀背誦的韻律書香，一路風情一路歌。第二天的下午，列車到了杭州南站，她們要下車了，並頻頻與我招手致意，美麗的倩影瞬間消失在隆冬的黃昏里。

　　對過往生活片段的懷戀與回眸，讓人更清楚的認識到：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產物，時代的產物又能映襯出社會的意識形態主流。雖然，在物質生活越貧乏的年代，人們對精神的追求卻強，整個社會階層充斥着精神富有，正能量充足；相反，社會變革物質生活愈豐富的時代，人們深受金錢物質的誘惑，對精神的追求就越淡漠，而對物質利益的追求愈烈，成為金錢私慾的奴僕，社會亦就多有腐敗、虛榮、偽劣、偷盜、拐騙、黃賭毒等負面的“毒瘤”屢出。

　　也正像當代著名學者周國平所說：“一個民族有普遍的價值觀，說明這是一個有信仰的民族，一個有信仰的民族，能夠為個人提供一種良好的精神環境，在這種好的精神環境裡面，個人比較容易找到，或者堅持正確的價值觀。”在不遠的將來，我們的社會更加發達物質更富有了，不知人們對金錢物質的追求慾望與崇拜貪婪，還會延續發展到一個什麼程度？

　　完稿於2014年8月1日星期五（農曆七月初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