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是本書

　　父親是本書，很難讓人讀懂，何況那時我還是個孩子——

　　父親解放前是苦大仇深的放牛娃，解放之初當了老家那個鄉的鄉長，後來到重慶黨校讀了半年掃盲班，回來就帶着手槍和一個警衛員做了那個還有殘匪的大山區的第一任區委書記。

　　父親高大、威嚴，用時尚的話說叫做帥氣，我和弟弟在人材上都遠遠差我父親。他的外形，就像人們塑造的共產黨員的形象，他的內在的品格和行為舉止跟他的形象驚人地吻合。我三、四歲時，吃飯老是灑落一地，可每次看到父親來了，要麼悄悄地把飯粒兒往屁股底下塞，要麼馬上把地下的飯粒兒忙不迭地揀起塞進嘴裡，好多年後，媽媽還笑我這滑稽的動作呢。在兒子的記憶中，父親是用他的威嚴來教育我。

　　文革期間，父親被批鬥后，下放到糧站當保管員。那年月，糧油都是供應，過年了，媽要他找領導批幾斤菜油，他非但不肯，還把母親批評了一頓。那時我想，共產黨員都這樣無情嗎？

　　父親的剛正不阿與他的威嚴如出一脈，其結果直接導致了我家文革中長期被人誣陷和暗算，讓母親承受了更多的不該承受的東西。就是到了文革後期，我考上了高中，別人還告我家養了一頭小豬搞資本主義，不予錄取。

　　許是看破紅塵，文革結束后，縣委書記（父親的老上級）親自動員他，讓他出任DS區的區委書記，父親一口回絕。他在糧庫保管員那個位置上，一直以十七級幹部的待遇干到退休。

　　說父親是本書，還因為他是一位特別聰明的人。父親雖然只念過掃盲班，可他在任何場合講話都是先擬提綱，然後條理清楚地一氣講完。與爸爸一起工作過的同事對我講，他做領導，講話是最有水平的，通常開大會，會場下面都是鴉雀無聲，只是由於他使用的歇後語和方言俚語太多，往往惹得下面哄堂大笑。父親是搞農村工作的，有時說話為了迎合農民的口味，難免粗俗。我當知青后，才聽人講他的一句在大會上講話的俚語，已經成為全縣老百姓的口頭禪了。這裡不妨把這話由我第一次用文字的形式記錄在案：批評明明不可為而勉強為之且註定要以失敗而告終的主觀主義時，人們會說，“武某某（我父親的名字）的口氣，你敢日上坡蛇？！”

　　父親的聰明不僅表現在他的語言流暢、風趣、幽默，而且他還是個無所不能的多面手，用現代教育理念叫做全面發展。他做得一手好菜，尤其是母親坐月的日子，平常難得動手的父親，一定要親自動手為母親熬湯。農村的十八般“武藝”父親無一不會，而且他都能說出個子丑寅卯來，如果現在搞農村工作的幹部能有他那點能耐和責任心，那麼，廣大納稅人的錢才可以說花得值。

　　他對音樂的領會和悟解才是他真正天賦的體現。父親唱歌非常動聽，男中音，我第一次受音樂啟發，就是聽他唱《十送紅軍》，父親的聲音，渾厚、飽滿、尤其低音部分特別地粗曠而不失圓潤，那極富穿透力的彈性的男中音，讓兒童的我真切地領略了音樂的高雅之美。那個年代的歌曲父親幾乎都能唱，不僅如此，他還可以唱京劇，而且是古典京劇，如《揚家將》、《空城記》之類的。父親還吹得一手好口琴，拉得一手好二胡。在那個沒有電視沒有音樂，文化受到空前“革命”的年代，常常挨批鬥的父親，能有如此雅興，不僅樂觀了自己，而且也讓我從小從感受到了音樂對心靈的震撼和無窮魅力。

　　威嚴的父親，給我們從小就是極其正統的教育，哪怕是他在挨批鬥后，下放他去當馬車夫那些日子。那時，他吆着馬車回來，孩提的我見那高大的馬一片好奇，而父親卻說，“吆馬車也是為人民服務，只是分工不同而已。”真不知道這話是在教育我還是在安慰母親。

　　也許是他童年受的苦太多，恨太深，所以不管別人怎樣誤解加陷害，父親總能樂觀地面對。

　　父親個子高，走路總是大步流星，兒童時，最怕跟他一起走，我總要小跑步才能跟上，幾十年過去了，他的很多東西，就像跟他行路一樣，兒子只能望其項背。

　　父親是本書，雖然很難讓人讀懂，卻處處流露出深沉的愛。即使現在，兒子仍然沒有讀懂他的全部。

　　父親，老爸，一本多麼深沉而凝重的大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