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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營時代(二)

手機:M版  分類:記事散文  編輯:pp958

  四

  一九七八年的春天,儘管寒冷尚未過去,仍不失之為一個美好的、充滿希望的春天。一場破壞劇烈的社會大動亂剛剛結束,百廢待興,急需人才。對於年輕人來說,最欣喜的事情莫過於恢復高考了,那可是一次祈盼了整整十年的公平機會啊!成千上萬的有志青年,從壓抑、彷徨、迷茫的狀態中蘇醒,從山溝、從草原、從邊疆、從農村、從城市的每一個角落走出來,大踏步跨入一個個莊嚴的考場,為自我證明,也為中國的未來證明。從那個時候起直到今日,追求高等教育的熱度和激情在中國的大地上就沒再衰減過。

  三十年後的今天,他們那批精英終於修鍊成為振興國家的棟樑之材。

  那是對“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強烈反彈。社會上,人們對那些考上大學的青年報以熱烈的掌聲、歆羨的目光、溢美的褒揚,於是,我也蠢蠢欲動了,不甘心在電機廠當一輩子二級工,便匆匆投身到高考的洪流中。電機廠三百多號人,年輕人就佔了一多半,然而有勇氣向命運叫板的僅有兩個人,我是其中之一。那麼,為什麼大多數人雖然很渴望卻又不敢問津高考呢?主要有兩個原因:其一,十年“文革”徹底摧毀了文化和學校,使他們幾乎成了新文盲,他們壓根兒就沒有足夠的知識去應對考試;其二,做為一名國營工廠的工人,無論從政治上還是從經濟收入和福利上來考量,都是令人羨慕的身份,捨不得輕易拋棄。所以,面對大多數,我顯得很孤獨也很無助。

  那年夏天,同一車間的工友王憲和我一起步入考場,他順利過關了,歡天喜地打點行裝跨進高等學府,而我卻名落孫山,重回車間汗流浹背的幹活兒。師傅們善意的勸慰和惋惜的目光,還有背後不知在說些什麼的竊竊私語,反而極大地刺傷了我的自尊,我發下毒誓:來年若再考不上大學,就點一把火將所有的書籍統統燒掉!

  生活上的貧窮並不可怕,湊合、將就着過就是了,可怕的是頭腦里的貧窮,它不但會使這一代人貧窮,還會使代代人都陷於困苦和卑賤,使整個民族日漸式微、衰敗了去。

  既然當眾發了誓,就要去履約,這是做人的基本誠信。從放榜后的第二天,我又重新開始了艱難的跋涉,“頭懸樑,錐刺股”,夜夜挑燈苦讀至萬籟闃寂……

  一個嚴寒的冬日,傍晚下班回家,爐子已滅,屋裡冷若冰窖,我趕緊把爐火重新點燃——我點爐子的技術很糟,總是弄得滿屋子煙霧騰騰,把自己薰得眼淚汪汪——草草吃了點飯,迅即在昏黃的檯燈下翻開了書本。白天的體力勞動相當累,書讀着讀着就有點犯困了,便扭開收音機,想調節一下承受重壓的神經線。那時沒有電視可看,全憑這小小的黑匣子了解國事家事天下事。那天晚上廣播員的聲音比往常明快、敞亮,他正在報道一次重要會議的公報。我閉着眼睛揉着太陽穴,聽了兩分鐘,就調換成音樂頻道,又聽了兩分鐘,清醒點了,不敢怠慢,把黑匣子關掉,繼續演算枯燥的習題。

  重要的歷史關頭,往往是在人們漫不經心、毫無準備的狀態下悄悄來臨的。譬如,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國共產黨成立,作為建黨發起人的“南陳北李”——陳獨秀和李大釗兩位先生,竟然因為一些並不很重要的事情而缺席在一條石船上召開的黨的“一大”。對於這個改變中國命運的偉大歷史時刻的悄然而至,陳、李二人可能都沒有做好心理準備。如果他們能預知在短短的二十八年之後,這個當時只有十幾個人的、極其弱小的政治組織竟然就打敗了所有的強大對手,奪取了全國政權,成為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更為強大的統治者,相信他們說什麼也不會缺席那次會議的。黨的領袖尚且如此,更別說小老百姓們了。

  在一九七八年那個嚴寒的冬夜裡被我忽略不聽的會議,正是這樣一個重要的歷史關頭。應該說,並不是我一個人忽略了,很多人都忽略了。因為,中國的會議實在是多如牛毛。中國人特別能開會,小會大會、短會長會、抓“地富反壞右”的會、整知識分子的會、“要炸平廬山”的會、七千人大會、批“海瑞罷官”斗“牛鬼蛇神”的會、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會、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會、清算“四人幫”的會、平反昭雪的會……開啊開,開得人們耳朵都聽膩了,感覺麻木了;中國人的生活中要是沒有了會議就顯得很空洞,新聞廣播、電視節目里要是沒有了會議就顯得不太正常;至於那一個個的會議都有什麼效果都起什麼作用,誰也不去細琢磨,反正就是個會唄。

  於是,會議一個連一個,一直開到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人們還是習以為常,審美疲勞了,該幹嗎還幹嗎。然而,歷史就在這裡發生轉折了,悄悄嬗變了,一位後來讓全世界為之矚目的、個子矮矮的大人物第三次出山,為中國這艘巨輪掌舵,他重新定位,修正航向,繞開激流險灘,高高揚起世紀之帆;他深思熟慮,胸有成竹,要圓一個富民強國之夢。

  若干年後,我才逐漸品出那次會議巨大的歷史功績,它稱得上是全國老百姓的“二月二”,打那以後,民間的龍,開始要抬頭了。

  五

  翌年夏天,我如願以償考上大學,隨後奔赴西北一座省會城市,接受為期四年的高等教育。大學生活是快樂的,也是艱苦的。只是,我更窮了,僅拿到校方提供的每月25元助學金,還是最高的,但我的精神世界卻在書聲琅琅的校園中日益富有起來。

  西方有句諺語:“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同樣,中國人的貧窮,是積累了幾十年的沉重話題,國營時代的“大鍋飯”和絕對平均主義使人們形成了強大的貧窮慣性,思維定式視富足為洪水猛獸。雖然寒冬里那次偉大的會議已經緩緩打開了禁錮思想的鐵門,但全民性的貧困並不會因此而在朝夕之間消失。龍要抬頭,萬物要復蘇,還需假以時日。

  我到了西北才發現,那裡的貧窮更是怵目驚心。一位與我同寢室的同學,來自隴西長年乾旱缺水的農村,他的家鄉是中國西部最貧困的幾個縣之一。他很用功,學習成績在班裡很拔尖,可他的外在形象卻令人很不爽,經常蓬頭垢面,衣服髒兮兮的,那件白上衣又皺又黃,斑斑點點,褲子穿得油光鋥亮,而且不愛洗澡。學校有澡堂,價格也比外面的便宜,我每次去泡澡時都要叫他,但他總是推三推四不肯去,所以他身上老有一股難聞的氣味。我後來才知道他是捨不得掏那兩毛錢買澡票。

  有一個星期日,他終於洗澡了,是一個同學慷慨解囊請的他。洗完澡后,他快速洗了幾件衣服,晾到外面,就鑽進被窩裡看書了。我從教室回來,想上街逛逛,便吆喝他:“季曉斌,走,咱倆上街轉轉。”他看了我一眼,搖搖頭說:“我不去。你自個兒去吧。”“走吧。跟我就個伴。”我猛地掀開他的被窩要拽他起來,才發現他只穿一條內褲。“你幹嗎?”他不好意思,把被子又蓋上。“快穿褲子。我等你。”我今天是鐵了心非得要拉他一起去不可。“我沒褲子了。”“啥玩意兒?你的褲子呢?”他朝窗外努努嘴:“那不啊,剛洗了。”“逗我玩吶?再穿另一條褲子呀!”“我真的沒褲子了。”我愕然。

  我終於明白他的褲子為什麼總是穿得油膩膩的都不肯換,因為他沒得換,就一條褲子!我有點歉意,也沒心思出去了,便坐到對面床鋪上和他聊天。他告訴我很多關於他家鄉的事情,原來,在他們村子里,像他這樣只有一條好褲子的家庭並非少數,所謂的好,並不是布料好,而是還沒有破,誰出去辦事誰穿,在家裡或下地幹活兒的人就穿那些補了又補的破衣服。他來上學前,父親把家裡唯一的一條沒有打過補丁的褲子——就是正在外面晾曬的那條——硬塞給了他。他和他父老鄉親們的貧窮,令人心酸啊……

  我好賴還有兩條褲子,比他強。

  正當我們這群充滿理想主義色彩的莘莘學子在默默承受求學的艱辛之際,象牙塔之外的中國已經在悄悄嬗變了。而涓涓細流般的變化是從社會最底層鋪展開來的,就像一團團墨汁被一位大師巧妙地潑撒到潔白的宣紙上,通過滲透、湮潤,便閃現出一片靚麗的錦繡山川來。當然,其間還有如椽大筆的自如揮灑,而最漂亮的一筆就是在毗鄰資本主義香港的海邊輕輕地畫了一個圈兒。於是,一個名不見經傳、在中國地圖上找都找不到的小漁村,在短短的數年間迅猛崛起成為一座國際化大都市,它匯聚了中國無數的各路精英,創造出一個完美的速度神話。那個小漁村的名字叫:深圳。

  深圳的橫空出世,在理論界掀起一場軒然大波。許多人困惑了,他們曾經參與創建新中國的艱苦歷程,並為之付出青春和熱血,如今,他們用半輩子打下的江山似乎要變色了,中國要向何處去?是姓“社”還是姓“資”?他們甚至拍案而起,大興問罪之師。面對老戰友們的質疑和非難,掌舵者寬容一笑,吸着熊貓煙,輕描淡寫道:“不管白貓黑貓,能抓住老鼠就是好貓。”

  緊接着,曾經長期被列為“無產階級專政對象”的個體經濟得到國家領導人的高調肯定,且定性為國營經濟的必要補充,最終寫入憲法——這可真是小老百姓們的莫大福音啊。無數的“白貓黑貓”們迫不及待的冒了出來,他們終於可以以一種合法的身份在鐵幕已經拆除的中國大地上,名正言順地向貧窮宣戰了。

  名正言順?“名”是正了不假,“言”卻未必就那麼順。

  在這個省會城市裡常常能看見一些中年農民和農婦走街串巷,或步行或推着自行車,拎着籃子或帶個籮筐,拿草蓋着,口中吆喝:“換大米嘞——”、“換雞蛋嘞——”。他們的嗓音有點沙啞,挺尖,浸着秦腔的韻味,煞是好聽。他們偶爾也會在學校門口蹲着,和窮學生們做點交易。我便是光顧他們的常客之一。我的箱子里有些箇舊衣服,趕上實在沒錢買飯票了,就拿出一件舊褂子啥的(當然不能拿褲子)去和農婦換幾個雞蛋來吃。他們尤其喜歡工廠里發的工裝,結實、耐穿,比普通衣服能多換好些個雞蛋。恰恰我就有兩三套電機廠發的工作服,全換雞蛋吃了。

  他們大都是郊區的農民,自家養的雞,下了蛋就攢起來,沒捨得吃,拿到城裡偷偷賣倆錢或換點衣物。他們自嘲說這是“雞屁股銀行”。在沒有“正名”之前,連這種最原始形態的、以物易物的交換行為都要被視為“資本主義尾巴”,必須毫不留情的割掉。咋割?沒收你的東西,人抓回去批鬥,再關上幾天。

  把共和國養大的農民,這幾十年來苦扒苦噎的,真是不容易啊。

  現在好了,不必東躲西藏,可以毫無顧忌的大聲吆喝了,後來就不怎麼換衣服了,以賣錢為主。於是,商機出現了,開始有人動起腦筋到農村去收雞蛋,一籮筐一籮筐的倒騰到城裡來賣。農民們也高興的發現,養三五隻雞已經不夠了,便大量的養,蛋也越下越多。“倒蛋”的生意越做越紅火,不僅賣給本城市,還賣到外地去了。“倒蛋”者們掙的錢甚至比大學教授掙的還多,無怪乎當年的知識界有人望天興嘆:“造導彈的不如賣雞蛋的”。清高的城裡人,特別是那些在國營企業里上班的人們,對這群滿世界倒騰販賣東西的商販一族很是不屑,輕蔑地稱他們為“投機倒把分子”,客氣點的稱謂則是“二道販子”。

  政策寬鬆之後,那些幾乎沒什麼文化而又苦於生計無着的底層無業游民驚奇地發現,商業流通領域竟然是一塊荒蕪了多少年的沃土,潛藏着那麼多的機會,除了雞蛋之外,還有太多的生活必需品可以倒騰、可以販賣、可以獲利,就連在大街上擺張桌子賣大碗茶、支個煤爐炒葵花籽,都能賺個盆滿缽滿、眉開眼笑。於是,這批人不辭辛苦,風裡來雨里去,漸漸成氣候了,腰包也漸漸鼓起來。中國第一批萬元戶,就是從他們中間產生的。

  帶有點侮辱性的稱呼:“二道販子”,在人們的口中不久便改為了“倒爺”。帶個“爺”字,多少含些敬意了。很快,“倒爺”們走入工商局,拿到了營業執照,堂而皇之開起了小商店小飯館小作坊,於是,“倒爺”又升級了,成了“個體工商戶”,合法經營起來。

  他們在社會轉型初期的亂象中掘得第一桶金之後,有一些腦瓜特別好使的鬼才憑藉手中原始積累的資本,馬不停蹄地挺進製造業,從個體工商戶開始不斷做大、做強,於是,中國的南方又誕生了一批敢與國營企業爭鋒的民營企業家,這一勢頭很快就蔓延到北方;他們在工業界和外貿領域叱吒風雲,揮揮手,帶走所有的雲彩;他們家財萬貫,一擲千金,成為真正的富豪,昔日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投機倒把分子”、“二道販子”,如今已是財富排行榜上的顯赫人物——這都是后二十年陸續發生的事情。

  民間的龍,終於抬頭了。不但抬頭了,還騰空而起,現在正“飛龍在天”,強勢起舞,給中國經濟的脈搏注入源源不斷的活力。

  六

  “綠楊煙外曉寒輕,紅杏枝頭春意鬧”——宋代一首著名的詞這樣來描繪春天的清晨。一個“鬧”字,傳神千年。

  大學畢業后,我回到了原住地城市,工作、結婚、生子,在本文開篇所提到的新市場附近的平房區蝸居了若干年,於平淡如水的生活中細細品味這個小得不能再小的旮旯角落裡“春意”是如何“鬧”將起來。

  盤踞在新市場那段一百多米長的馬路兩旁、曾經很氣勢很倨傲的國營商業網點,受到越“鬧”越大的“春意”的衝擊,開始搖搖欲墜了。最先消失的是糧油店,隨着糧油供應的全面敞開,價格隨行就市,糧油店被擠兌得活不下去了,糧票和糧本就都成了收藏品待價而沽;接着就是副食店,雨後春筍般湧現的小商販讓居民們吃上了新鮮水靈的時令蔬菜瓜果,肉禽蛋奶也都價廉物美,而且還不用去討好巴結誰,副食店的歷史使命自然也就結束了;然後便是小百貨商店,上世紀九十年代後半期出現的超市大大小小,越開越多,讓老式落伍的小百貨相形見絀,不知什麼時候也銷聲匿跡了;倒是那間小小理髮館能扛到最後,是因為有一批四五十歲的老顧客(包括我在內)對它有了感情,同時也是不太習慣那些從技工學校里培養出來自己開業的年輕理髮師擺弄頭髮的新潮手法,堅持到它那裡去,一邊理髮、刮臉,一邊和老理髮師們嘮嘮閑嗑,點評點評“江山”,不失為一種享受,然而,歲數不饒人啊,老師傅們一個接一個退休了,再無人接班,最終也只好“鐵將軍”把門,壽終正寢嘍……

  在“春意”越“鬧”越歡的過程中,新市場也整個變了模樣。大野地不見了,平房區也拆除了,換之以整齊漂亮的高層住宅小區;原來那條一百多米長的馬路已被重修,寬敞的人行道成為火熱喧鬧的集貿市場,個體商業門臉一個挨一個,每個角落都生氣勃勃,透着一股盎然的生機。

  只是,我沒地兒理髮了。瞅着新市場理髮館大玻璃門上的鐵鏈鎖愣了會兒神,悵然若失準備離去,一個人拍了拍我的肩膀,問:“是老林嗎?”我扭頭一看,哈哈,原來是三十年前電機廠同車間的工友小李子。嗨,也不小了,臉皮皺了也糙了,頭髮灰白了一半。多年不見,格外親切,便在路旁聊起來。小李子告訴我,電機廠已經黃攤了,廠區佔地也賣給了一家房地產開發商,所得賣地款給尚存的老職工每人發了五萬元,就算散夥費吧。“那工友們都幹嗎去了?”我問。“各謀生路唄。有的做點小本生意,有的上工地給人家看大門,有的去私企打工……這不,我現在就在城隍廟那兒給一家禮品公司跑業務呢。”小李子表情輕鬆,平淡地說。

  輕鬆、平淡?是的,確實沒什麼值得驚訝的。這是一個大浪淘沙的時代,這個城市百分之九十的國營企業命運都和電機廠差不多,或關張或被兼并,剩下幾家特大型的,沒倒,經過資產重組和股權改制后改名叫“國有企業”。一字之差,其中內涵已經有了許多的變化。國營,從機制到實體,都已成為歷史——一個時代完全結束了。

  正聊着,手機響了,是妻打來的,叫我上岳父家吃飯,說是老爺子又燉排骨啦。老岳父早退休了,在家沒事光琢磨吃的,他現在燉的排骨不再是剔得光溜溜的那種,肉很多很肥美,而且啃剩下的骨頭也不再回鍋反覆熬湯了,全扔掉。

  我與小李子握別,蹬上車子往回走,春風拂面,好不愜意。忽聞路邊有稚童嬉戲之聲,便停下觀看。原來是兩個扎着小辮穿着小花襖的小姑娘在跳橡皮筋。我特喜歡看孩子們玩這種遊戲,看着那雙靈巧的小腿一蹦一蹦的,一會兒勾住皮筋一會兒又放開,一會兒交叉一會兒又旋轉,令人眼花繚亂,心裡總是痒痒的,也想上去跳兩把。這小姐倆一邊跳一邊還配合腳上的節奏拍手唱道:“咱們老百姓,今兒個真高興!咱們老百姓,今兒個真高興!咱們老百姓,今兒個真高興!……”

  噢,是的,我今兒個也真高興,又有紅燒排骨吃了。

  走嘞——

  2009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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