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經歷的八十年代（下）

　　八十年代初城市的大街小巷，農村人多以乞丐的形象頻繁出入，但隨着農村土地承包的作用力農民的溫飽很快得到解決。伴隨着城市私有經濟全面發展，農村人也開始了在城鄉間賣米賣面賣雞蛋賣山芋西瓜的奔波生涯，那時的鄉間公路上每逢早晚絕對是一景，男女老少每人車后二個大筐滿載進空載出，一群群掙錢后的人們追逐喧鬧聲不絕於耳。但隨着城市自由市場的普及，附近農村的鄉親們也大都捨棄了這種累死人般的經營方式，改用馬車和汽車把自家的土特產銷往城市。與此同時貧困地區有商品意識的農民開始大批湧入城市，並在各行個業搶佔商機，與同樣尚遭城市人鄙視的個體戶成為改革開放的最先受益群體。八十年代也是各類騙子紛紛出籠並大行其道的年代，舊中國的殘渣污垢在被壓抑了數十年後再次泛濫成災，資本的血腥和人性的鬼魅再次凸顯其的殘酷與瘋狂。建國后被剝奪了私有財產的人們根深締錮的資本意識復蘇並迅速膨脹，在對商品經濟茫然無知的工農大眾面前，他們如枯木逢春左右逢源，在貪官和各項法律幾乎是空白的社會形勢中，他們運籌帷幄隨心所欲，事實上這些人成為社會改革的真正摘桃人。而對商品經濟市場一無所知還沉浸在工農領導一切的夢幻中的老百姓，在不知覺中以成前者任意擺弄的棋子。因此時至今日，在各行業佔盡風騷的大多是“文革”中的不受歡迎的人們的後代，而真正在“文革”中威風八面的子弟則多淪為社會的“弱式群體”，不知這是歷史的嘲弄還是人世間的再次輪迴？就象以解放無產者為史命的持政黨如今幾成了有產者的衛護者，而真正的無產者日益被邊緣化，這也許是歷史給當代共產黨人出的又一待解之題？

　　八十年代也是共產黨的幹部由過去的人民公僕演變成人民父母的轉折，各行業的領導者由過去的吃苦在前享受在後，而變成住豪宅開豪車吃山珍理所當然；由過去的在工農面前謙恭勤政到要求下屬對自己畢恭畢敬，而普通老百姓也開始丟棄掉自尊，悟清自己是多麼的微不足道。共產黨員曾在百姓心目中的崇高地位開始降低，甚至成了各類投機之人群的代名詞，正如文革的“荒唐”人民相信，而如今社會的繁榮，人們反到無時不在質疑。

　　八十年代同樣是思想最活躍，文化最多元，爭鳴最強烈的年代，在受盡幾十年文化禁錮和壓抑后，整個知識界都似風凰涅槃。知識分子第一次揚眉吐氣暢所欲言，各種書刊如雨後春筍，對文革的控訴對新生活的憧憬乃至對美對人性對愛的探討都至一個全新的高度，一個百花其放百家爭鳴的文化復蘇在八十年代達到了極致。也正因為此，在八十年代末面對改革中的種種弊端及貪官污吏的肆無忌憚，知識界是“八九學潮”的始作蛹者，他們開始的動機也是美好的。但學潮後來發展到被某些團體的政治訴求綁架，當學生遊行中鄧小平被諷為封建皇帝一般時性質就變了。在經過文革浩劫社會剛趨向穩定發展，社會主義國家紅旗紛紛墜地的國際形式下，依然健在的那些老“布爾什維克”們怎會輕易丟棄為之奮鬥一生的共產主義信仰！社會要發展就難免有許多棘手問題，解決有許多途徑，“文革”式的大辯論大字報大遊行老百姓早以深惡痛絕，因此學潮不被工農和百姓支持宜很自然。由於學潮最後的解決方式不理想，也使得很長一段時間知識分子如驚弓之鳥，知識界的娛樂化庸俗化就一發不可收。

　　但隨着社會上知識分子的待遇與日俱升，文化成了執政者為自己歌功頌德的工具，而隨着改革的深入，各行個業矛盾凸顯，而百姓問責與質詢日趨常態化尖銳化，執政者對文化的管控力度及對媒體的宣傳深度都不敢掉以輕心，這就使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再不敢輕涉“雷區”，為自保或言不由衷或另闢隙徑。尤其是當下經濟發展迅速貧富差距懸殊，大多處於中產階層的知識分子又怎會為弱式群體的利益而傷及自己的奶酪？更多的知識分子走上了從商的道路，對政治民主避之唯恐不及，這固然造就了中國的綜合國力迅速增強，但民主監督與民生保障地確是當今社會最大的“短板”，在這方面不管是執政者還是中國的文化界知識界都任重而道遠。

　　2012年 7月 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