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農民

　　我是農民

　　梁才

　　1979年的中考失利，使年僅16歲的我當上了徹頭徹尾的農民。由於年紀尚小，在生產隊只能算半勞力，每天便跟着母親隨一幫婦女上山勞動，或翻紅苕藤，或扯草，做一些手腳活路。火辣辣的太陽照在臉上，汗水時時迷矇了雙眼，幾天功夫，手背、手腕便被各類茅草劃上細小的口子，汗水浸來，鑽心的疼痛，人便黑瘦下去。體力的付出和身體上的折磨尚能忍受，最難熬的是心理上的摧殘。其一是有好心的婦人時時念叨：遭孽啊，這麼年輕就背太陽過山，這輩子咋辦喲，誰叫你不好好讀書呢？每當聽到這些話我便恨不能鑽入地縫，像蟲子一樣死去。其二是女人堆里粗話葷段子特別多，三五個女人以講床上的事為樂，怎麼做，做幾次乃至於細節感受均說得津津有味，說完便相互起鬨，罵一陣，鬧一陣，笑一陣，山坡上充斥着放蕩淫穢的笑聲。末了，便有人提示：你們嘴上積點德嘛，這裡還有一個“黃花閨女”喲。每當此時，我便心在滴血一般疼痛而憤怒，但敢怒而不敢言。我只能採取兩個辦法，一是掉隊，遠遠地掉在後面，一邊扯草一邊默念古文詩詞，讓身子在太陽下流汗，心靈在文山詞海里徜徉；然而，時不時那些葷段子便像風一樣飄來，使我不得安寧。二是用紙塞耳朵，強迫自已不去聽到那些醜陋不堪的語言。令我甚為驚異的是，在封閉落後的山村，人們視自由戀愛，男女情感為大逆不道，為什麼講起床上事來確津津樂道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如此三個月，我忍無可忍，便找到隊長，要求和男勞力一起出工。隊長問為什麼？我答：她們要亂說。於是隊長哈哈大笑着答應了。事後，隊長也在大會小會上說過此事，他告誡那幫女人，有些事是只能做不能說的，有些事是只能說不能做的，要分清楚。

　　和男勞力乾的都是重活，如挑糞上山、給玉米培土上行，撻穀子、挖乾田等等。和婦女出工我的工分是5分，調到和男勞力出工后漲到了6分。儘管挑的是80斤小尿桶，但由於坡陡路窄仍是十分吃力，特別是上到二台土時，肩上的擔子越來越重，腿越來越軟，想找一個地方擱一下擔子又四處不平，只能氣喘吁吁，跌跌撞撞將一挑糞水硬挑上去，到了地里便只剩三分之二。此時，便有人大聲說：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啊！又有人附和：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我只是黙然無語，跟在大男人身後，咬着牙盡量不掉隊，別人桃一趟便跟一趟，待到隊長喊“收工”時往往自已正奮力爬坡。男人們也說粗話、葷段子，但說得大氣，說得有力，甚至說得有些解氣。比如，在山坡上遠遠望見山下走來一位頗有風姿的女人，大家便議論一番，如何如何，這般這般，用思想和語言剝光了她的衣服，像褪去一頭母豬毛一樣，只剩白花花的肉。也有人高聲唱山歌，如“摘花戴，摘花戴，露水冬冬打濕鞋；青布圍腰花領帶，燈籠褲腳花繡鞋；提個藍子去找菜，菜園走出情郎來；情郎性急有些忙，三步兩步走攏來；小妹情話才開口，情郎把妹抱入懷。”男人們無論說什麼騷言雜語，有一個原則，只針對已婚婦女，絕不對小姑娘亂說亂想，否則便被視為大逆不道。

　　和男人一起幹活，苦和累自不用說，但精神十分愉悅，至少可以證明自己是男人了，這是最為驕傲的地方。和男人在一起，我學會了插秧，撻谷，開溝，上行，甚至學會了犁牛，掏井。在農村，這是一個男勞力的基本功。最大的苦惱是沒有文體活動，信息閉塞，不知外面世界是如何變化的。生產隊訂有一份《四川日報》，但只送到隊長家裡，偶爾能看到一兩期，那也是十天半月之後的事。白天辛苦勞作，夜晚便在小油燈下讀書看報寫詩作文。稿子一篇又一篇往縣文化館寄，文化館老師不厭其煩一篇又一篇退，每一封退稿信都付有一封信，或鼓勵或指正，其情殷殷，其意切切，使我記住了三位老師，周叔勛、徐伯榮、蔣中菁的名字。我曾報怨農村業餘生活的單調乏味，將苦惱說出來，不料引來一幫男人的大笑，他們說：讓你媽媽給你張羅一個姑娘吧，把婚一結你怕巴不得天早點黑哦……說得我臉燒耳熱。

　　在農村，十六七歲的男女找對像十分正常。由於我的家在清水河場口邊，每到逢場天，臨近的真武、黃石、乾溝、大洪幾個鄉鎮來趕場的村民都會從家門口過，甚至交公糧，買化肥也經過，便有很多山溝的人家主動上門提親。時常逢場天中午，母親在廚房做飯，我在房間內讀書看報，便有婦人和母親小聲說話，婦人走時，母親笑盈盈地送出去。待吃飯時，母親便在飯桌上當著三個弟妹說，某某某又來說媒，女方是哪裡人，身高長像如何，家裡幾口人等等，問見不見面，我便端上飯碗逃之夭夭，丟下一句：不見，要見你去見。說得母親哈哈一笑。然而，我還是去見過一位姑娘的。那是陰雨連綿的秋天，嫁在大洪鄉離中和區鎮不遠的三姑姑“回娘屋”來了，她家有一小叔子，和我是高中一個年級的，當年也未考上，正在中和中學復讀，三姑姑帶來的信息是中和中學可收複習生，讓我去試一試，這消息令人振奮。又是陰雨天，出不了工，我便跟着三姑姑前往中和。到了中和后，先去中學，校長說復讀只收本校學生，外校的必須上中專錄取線，我離錄取線尚有兩分之差，復讀無望。其時，恰逢三姑姑家二叔子遇車禍，在中和區醫院住院，便順道前往探視。在病房見一黑而敦實的姑娘在忙裡忙外照顧二叔，身着藍底碎花對襟衣服，青布褲子，方口布鞋，見我們進去嫣然一笑，臉上泛起兩朵紅雲。出得醫院，三姑姑問我剛才那姑娘如何？我答：不認識。三姑姑便說她年齡比我大兩歲，能打草鞋、編涼席，是家裡的頂樑柱，輩份上是她家遠房侄女，也合適，問我有無意向，我憤憤答：不可能。三姑姑笑笑說，找到她才是一輩子的福氣。我說，這福讓別人去享吧。

　　國慶節前夕，在基建工程兵部隊當工木的父親轉業回來了，他被安排在縣機械廠，成為一名模具工人。父親在得知我的情況后，安慰我說，好好在農村干幾年吧，我早一點退休讓你頂班，去城裡當工人。這對我當然是莫大的慰籍，但我深知那也是遙不可及的事，因為父親尚不到50歲，離退休還有十幾年。自父親回來后，最大的變化是家裡來說媒的人少了，好像大家都知道我不會永遠待在農村。然而，我仍然過着白天上山幹活，晚上挑燈讀書寫作的耕讀生活，時時在夜間一覺醒來，遙想前途渺茫，驚出一身冷汗。

　　小春播種開始了，那是一個多月最為艱苦的日子，我們生產隊的坡地多，山坡上多種豌豆、胡豆，三台土以下種小麥。種豌胡豆還好，不用挑糞水，只挑磷肥上山就行，種小麥就夠慘了，先要從一家一戶將糞水挑到生產隊的大糞坑集中起來，兌好水再一一往山坡上挑，一天下來，每個男勞力少則幾十挑，多則上百挑，我那柔弱的雙肩種細細的腰桿哪能承受如此之重？時常在快收工時壓得彎腰舵背拖不動腿。有好心的社員便向生產隊長提議，說16歲的高中生干這麼重的活哪受得了，他有文化，該讓其去加工房當管理員，加工房月月虧損，賬目不清，讓高中生去管吧。終於，在小春播種到一半時，我被派去了加工房當管理員。

　　加工房的賬目其實很簡單，碾米、磨粉毎斤收加工費3分錢，小麥換麵條一斤小麥換0·85斤麵條，收5分錢加工費，一筆筆將賬和錢記好收好，每天將錢如數交給財經隊長就行。不曾想第一個月下來我便為生產隊增收加工費300多元，賺小麥近1000斤，這下社員們炸了鍋，紛紛議論以前管理員和工人不知貪了多少。

　　在加工房除了不用日晒雨淋，肩挑背磨外，最大的好處是守夜可用電燈看書寫字，一冬三月，我不僅讀完了十幾套中外名著，還寫了十幾篇習作，到1979年底，被縣文化館評為文學創作積極份子，獎品是一套《建國三十年內江文學作應選》，大紅喜報貼在公社門口。文書說，好好乾，爭取成為我們公社的“周克芹”。他也知道周克芹，這令我十分激動。其時，改革開放的春風已漸漸吹進了山村，第一個喜訊是公社改為鄉，同時開始公開招考部門工作人員，俗稱“八大員”，我曾去報名參加考試，文書翻出戶口簿說，你怎麼才16歲？只有等兩年哦。僅管沒報上名，但讓我看到了希望，對前途充滿了信心。

　　在農村兩年，最大的收穫是學會了堅忍，無論多苦多累，心中充滿希望，朝着既定目標勇往前進。在這種精神鼓舞下，1980年我開始發表小詩歌，1982年進入了南津區文化站，走出了我那偏僻遙遠的清水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