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區開展樹立正確的地位觀集中教育活動動員大會上的講話

　　三要強化愛民意識。作為黨員幹部，應該牢記群眾利益無小事的道理，時刻把群眾的安危冷暖掛在心頭，為群眾誠心實意辦實事，盡心竭力解難事，堅持不懈做好事，真正把人民群眾當成自己的衣食父母。對群眾生產生活中遇到的這樣那樣的困難，一定要帶着深厚的感情去幫助解決，切實把黨和政府為群眾謀利益的各項政策措施落到實處。山亭區的張普善同志是新時期優秀共產黨員的代表。作為基層領導幹部，在抗擊非“非典”的特殊戰場上，牢記宗旨觀念，心中裝着群眾的安危，將個人生死置之度外，勇敢地站在鬥爭的最前沿，連續奮戰，忘我工作，因疲勞過度誘發心臟病，不幸以身殉職，犧牲在抗擊“非典”的戰鬥崗位上，年僅42歲。張普善同志用自己的生命譜寫了一曲抗擊非典、愛民親民的英雄讚歌，充分展現了一個共產黨員的優秀品質和高尚情懷。焦裕祿同志，遇事都是從人民群眾的角度去衡量、去選擇。在蘭考縣當縣委書記，他堅決不同意裝潢縣級領導幹部的辦公室，不同意將桌子、椅子、茶具更換一新，因為他想到“災區群眾生活很困難”，“富麗堂皇的事，不但不能做，連想也很危險”。他頂風冒雨下鄉訪貧問苦，考慮到“雨天，群眾缺燒的”，所以經常是不喝群眾一口水，不吃群眾一頓飯，不烤群眾一把火。“群眾”這個概念已經走進他的心窩，真正成為他心中的“父母”。全區各級領導幹部一定要以他們為榜樣，結合開展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繼續深入開展經濟薄弱村轉化工程、解決農村貧困黨員生產生活問題、解決農村人畜飲水問題、解決農村失學兒童上學問題、解決農村學校課桌凳更新問題和轉變機關幹部作風問題，使人民群眾在經濟增長中不斷得到實惠，讓困難群體切實感受到黨和政府的溫暖。

　　四要強化安民意識。黨是人民的主心骨，讓群眾安居樂業是我們應盡的職責。要注意分析研究新形勢下的社會矛盾，把握人民內部矛盾新的表現形式、突出特點和發展趨勢，妥善協調各方面的利益關係，統籌兼顧不同方面群眾的利益。任長霞是一位忠於人民、愛崗敬業的優秀基層公安局長，她愛民護民、疾惡如仇、不畏強暴、打惡除黑，在任登封市公安局長期間，她親自接待群眾來信、來訪近3500人次；共抓獲各類違法犯罪分子2784人，摧毀犯罪團伙185個，被當地群眾稱為“任青天”、“女包公”。老百姓感激任長霞，他們刻了功德碑，上面寫着“有為而威邪惡畏，為民得民萬民頌”。任長霞以身殉職后，14萬自發為她送行的老百姓擠滿了十里長街。近幾年來，我們堅持一手抓發展，一手抓穩定，深入推進“蘇魯邊界平安區”建設。全區各級領導幹部一定要向任長霞同志學習，以建設“蘇魯邊界平安區”為總抓手，全力做好維護社會穩定工作。要嚴厲打擊各種刑事犯罪，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切實做好信訪工作，大力推行農村合同監管，搞好各種矛盾糾紛的排查調處，把矛盾解決在基層或萌芽狀態；時刻繃緊安全生產這根弦，建立健全安全生產的激勵、約束機制，杜絕各類重特大安全生產事故的發生，為人民群眾創造良好的生產生活環境。

　　三、樹立正確的地位觀，必須在加強自身修養，提高自身素質上狠下功夫

　　樹立正確的地位觀，是每一位領導幹部都必須面對的嚴肅課題。各級領導幹部都要根據各自的思想狀況和所在崗位、部門、行業的特點，有的放矢地加強自身修養，不斷提高自身的政治、思想、文化素質，特別是要正確處理好以下三個關係。

　　一要正確處理做官與做人的關係，做官先做人。“做官一陣子,做人一輩子”。人品是官品的基礎，官品是人品的延伸。領導幹部樹立正確的地位觀，必須正確認識和處理做官與做人的關係。首先必須切實解決好做人的問題。古人講“德不厚者不可使民”，道理就在這裡。只有有了好的人品,做官才能有長久的生命力。沒有好的人品作底子，缺乏做人的基本品德，一旦權力在手，勢必生邪心、走歪路。在某些人看來，當官要有官樣，出門香車寶馬，說話拿腔作調，下基層前呼後擁，總之都得高人一等，彷彿這才像個“官”，威風八面、一呼百應，有尊嚴有地位。否則，就覺着“等同於普通老百姓”了，就覺着很沒有面子。這樣的官“看上去挺美”，其實是外強中乾，內心虛得很，人民群眾對他們也是深惡痛絕。原因很簡單，這種官高高在上、目中無人、難以接近，嚴重脫離群眾，既無真才實學，也不會為老百姓辦什麼實事、好事、真事。

　　做官先做人，其實並不難。鄭培民就是新時期領導幹部如何“做官”與“做人”的一面鏡子。鄭培民當官為政數十年，不管職務發生多大的變化，他始終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心裡時刻惦念着貧困的老百姓，關心着困難的群體，時時處處把黨的溫暖送到群眾心裡，千方百計為群眾辦好事、做善事。看似一件件平凡小事，但卻閃現了一個共產黨人的人格魅力，體現了新時期領導幹部執政愛民的良好官德。“做官先做人，萬事民為先”，是他自覺當好人民公僕的座右銘；“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是他求真務實的人格；“老百姓比天大”，是他親民愛民的樸實感情；“大浪淘沙，警鐘常鳴，不忘宗旨，永葆本色”，是他堅定理想信念的操守；“慎獨、慎微、慎始、慎終”，“自重、自省、自警、自勵”，是他終身踐履的黨性修養方法。鄭培民精神，從本質上講，是黨的宗旨和共產黨人先進性的集中體現。還有像焦裕祿、孔繁森等，他們淡泊名利、勤儉簡樸，不擺譜、沒“官氣”，能與老百姓打成一片，一心一意為民，用世俗的眼光來看，也許他們不像官，但卻最受群眾擁護和歡迎。總之，領導幹部只有堂堂正正做人，才能保持平常心境和淡泊情懷；才會廉政勤政，嚴以律己，恪盡操守，實現人品和官品的完美統一。

　　二要正確處理做官與做事的關係，有位更有為。在做官與做事的問題上，鄧小平同志曾說過一段十分感人的話：“我出來工作可以有兩種態度，一個是做官，一個是做點工作，我想誰叫你當共產黨人呢，既然當了，就不能夠做官，不能夠有私心雜念，不能夠有別的選擇”。我們一定要像鄧小平同志所說的那樣，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無論擔任何種職務、不管身居何處，都把為人民做事、做好事放在第一位。要在其位謀其政、負其責、惠其民，帶頭講政治，帶頭講團結，帶頭抓發展，帶頭保穩定，帶頭守紀律。絕不能把官職等同於地位，將做官放在第一位，把陞官看得高於一切。否則，一旦得知升遷無望，官位到頂，便很容易墮落到什麼事也不屑做、不願做、不再做，甚至不做好事，轉而做壞事。

　　貞觀十年，李世民曾對他的幾個皇子說過一段意味深長的話，其大意為：人的立身之道，不在榮華富貴，而在本人德行。君子小人從來都不是天生的，一個人做善事就成君子，做惡事則為小人。要避免成為小人，就必須擇賢為師，多行善事。蘇軾一生，任職無數，大至吏部尚書、禮部尚書、兵部尚書，小到密州太守、杭州通判、黃州團練副使，無論在何處，不管得意失意，陞官丟官，都把做事放在第一，修堤築壩，興醫辦學，易俗除弊，不厭其大，不棄其小，扎紮實實做了許多利在當代、功在千秋的好事，所以長期受到人們的尊重和懷念。由此看來，一個人有無地位或地位高低，人民群眾是最公正的評判家，歷史是最忠實的見證人。共產黨的幹部，作為工人階級先進分子的傑出代表和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對做官與做事關係的認識，與封建官員相比，頭腦應該更清醒，思想境界應該更高。古代仁人志士尚且能夠“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面對宦海沉浮，表現出寵辱皆忘，“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高風亮節，共產黨的領導幹部，更應該不計較名利，不患得患失，做到無論擔任何種職務，不管身居何處，都把為人民做事、做好事放在第一位。吉林省水利廳廳長、黨組書記汪洋湖同志，幾十年來牢記入黨時的誓言，努力實踐黨的根本宗旨，始終保持共產黨人的本色不變。他曾多次掏出自己的工資，塞到貧困農民的手中，幫助他們發展生產；他曾在一個因水質不好而使許多人天生弱智的“傻子屯”前後抓了３年，帶領村裡打井、改水田，使窮了幾輩子的農民喝上優質水，吃上白米飯；他還跑前跑後為許多有困難的職工解決下崗家屬的就業問題。一位職工患肺癌，汪洋湖幾次跑到醫院，對醫生說：“用最好的葯，最好的方案，救人第一！”手術那天，手術做了５個小時，他在門外守了５個小時。這位康復的職工逢人就講：“我能活下來，一要感謝共產黨，二要感謝汪洋湖！”汪洋湖曾不止一次地說：“是人民養育了我們，這個本不能忘！我們代表人民的利益，這個法寶不能丟！”一個幹部在一個地方或一個單位當領導，如果能夠得到群眾的認可和擁戴，被群眾認為是一個肯做事的人，一個善於做好事的人，就可以叫做有地位。對共產黨的領導幹部來說，這既是對我們的基本要求，也是我們有地位的最高境界。

　　三要正確處理知足與不知足的關係，忘我奉獻、開拓進取。《老子》中說，“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共產黨人時時刻刻都應該把黨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對個人的名利地位、生活待遇應該多一些知足，做到役物而不為物役，保持一種高蹈輕揚的人生態度。革命先烈方誌敏，他寫下《清貧》，全文僅983個字，是他在獄中寫的，主要講他被捕后，國民黨士兵認為他是共產黨的一個“大官”，想從他那裡撈點油水，但是在他身上一個銅板也沒搜到。方誌敏同志說：“清貧，潔白樸素的生活，是我們革命者能夠戰勝許多困難的地方。”周恩來總理在建國以後，在生活上始終保持着戰爭年代那種艱苦樸素的作風。他常說：生活上不要那麼講究，丟掉艱苦奮鬥的傳統才難看呢。他吃飯很簡單，經常是兩菜一湯，主食吃普通麵粉，不吃富強粉，吃普通大米，不吃小站稻，而且每周至少一頓粗糧。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周總理不吃肉，不吃魚，不吃蛋，和全國人民同甘共苦。在中南海，他常常親自排隊買飯。有一次，他買了一碗玉米飯和一碗湯，最後碗里剩下的湯，周總理就用窩窩頭蘸着吃完，一點也不浪費。全國“人民滿意的公務員”、江蘇省泰州區信訪局局長張雲泉說過，“信念上要與革命先烈比，工作上要與模範人物比，生活上要與困難群眾比。”因為工作關係，他每年都要到北京出差幾次。在市區住個像樣一點的賓館，每天要花費好幾百元，住幾天就是幾千元，加上吃飯等開支，一趟下來花銷着實不小。“這筆錢花在困難群眾身上才好！”張雲泉總是自帶電飯煲，揀便宜的小旅館住。2001年春，張雲泉住進一家小旅館，房費70元一天，沒有衛生間，沒有電視。自己用電飯煲煮粥，有時也燒個簡單的菜。登記的是地級市政府副秘書長、信訪局長，吃住卻如此寒酸，會不會是騙子啊？憋了兩天，服務員還是悄悄報了警。北京某派出所民警聞訊趕來查了證件，“真的！”民警恭恭敬敬地向張雲泉敬了個禮，佩服地說：“像你這樣的局長，我還真沒見過。”當然也有的領導幹部不是這樣。如原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長畢玉璽，1999年擔任國有大型企業老總後，每年收入數十萬元，應該說不算少，但他心裡仍不滿足，總是與那些暴發的個體戶攀比，心裡非常不平衡，他曾多次憤憤不平地說：“一個進過監獄的，一個普通開車的，幾年的時間就掙了幾千萬，發了大財，他們有什麼能耐，還不是靠我。”攀比帶來心理失衡，心理失衡導致私慾膨脹，於是開始大肆斂財，結果在罪惡的泥潭中越陷越深，難以自拔。因此，我們領導幹部在生活待遇上，一定要多跟普通群眾比，跟下崗職工比，跟農民工比，要有一種滿足感、愧疚感和做好工作的緊迫感。唐太宗曾經對身邊大臣說:“我曾說過貪財的人不懂愛財。就說朝中五品以上的官員吧，他們的俸祿地位優厚，一年得到的，那數目已經夠多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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