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食者：一個時代和地域的人文關懷的真相

　　乞食者：一個時代和地域的人文關懷的真相

　　前言：我剛開始寫“乞討者”，後來改為“乞食者”。因為我總想起70年代在鄉村看到的為生存而乞、而無可選擇食用各種混雜在一起的食物的悽慘的人。他們才是各個時代的乞討者的形象代言人，才更及於乞討的本義和乞討者的本意。這個本義和本意更加具有對於社會和人性的質問的含義。

　　一

　　十幾年前，我在美國一個中等的城市參觀學習，見到一群街頭的年青人，他們在草地和木質的長凳上十分快樂地打滾玩耍，我被他們的情緒感染，同時因為很想拍一張自己與美國小伙（那時我也是小伙）親密接觸的照片給兒子看，於是就招呼着與他們擁簇在長木凳上照相，結果給在美國的中國的接待我們的朋友看到了，連連責怨。這個負責任的朋友十分急切地告誡我，這是一群要飯的。我這才開始注意到他們與旁人確實有些不同。他們好象沒有牽挂、甚至單純，衣服是有些不幹凈，但其實很體面，又似乎與周圍的人沒有什麼不同。他們的眼神、面容充滿平等、自在和本份。

　　我正奇怪他們為什麼沒有乞討的樣子。接待的朋友解釋說，他們有政府的失業金，數目不低，維持生活沒有問題，非不得以不會出手，也不用出手。

　　接着，在教堂，我看到教堂外面放着一些食物，樣式有六七種，外面一些流浪者三三兩兩地前來食用，神情自若，似理所當然，有的還一起參加了教堂的活動。當教堂的唱詩團的合唱響起，一種濃濃的儀式感充滿了各個角落，和着和諧的燈光和人們安祥的神色，讓人覺得世界的美好和宗教的現實。

　　後來，我們到了夏威夷，見街頭有幾個人，全身塗成銅色，一動不動。人們總說舉手之勞，但如果我們自己試試，舉手，不動，不到兩分鐘就受不了啦。就這樣，他們面前放個同樣塗成銅色的牛仔帽，可以讓過往的人們放進一些錢。如果見有圍觀者，他們就調皮地轉動着手裡的古銅色的“手槍”，並指指氈帽，圍觀的人就或是識趣地給一些零錢，或是不識趣地走開了。

　　聽說有一個著名的女演員有一段時間在美國，也試過穿着用報紙等環保材料做成的短裙站立在街頭做街頭藝術家，據說同時做羽毛球陪練，渡過了最為艱難的日子。

　　這讓我想起了最近的一段微信：有一個中國人，出國，看一個沿街賣藝的本地人可憐，就勸他不要干，找一個正當體面的職業。結果，藝人大詫：我，這一不是正當的職業？不體面？

　　是的。在前些年，在看到希臘人成群結隊在街頭接受政府和一些機構的食物救濟的時候，我沉思着：這個西方文明發祥地、前不久北京奧運會火炬之聖女取火地、中國無數人嚮往的愛琴海所在地、出過與孔子同時代的西方聖人之聖地，人們露宿街頭手端西式之現代化的乞食碗，是何等悲壯，又驚嘆世事之倉桑、弄人。但後來，香港中文大學的一名老師告訴我，街頭這些人的收入並不低。――這讓我一時不知如何理性地對待西方的這些事、這些人。難道是：替今人擔憂，替西人擔憂？難道一如“替古人擔憂”之多餘而不必？

　　寫本文時，我還想起在越南親自遇到的事：

　　2000年，我們一到越南，就用人民幣換越南盾，以備在寫着漢字的很多名勝成群出現的用漢語討要的乞討者之需。但給400越南盾（在越南可以在街頭買一碗米粉），他們都不滿意，經常因此而繼續追着我們，場面不堪。有一次，我和一位朋友在河內中心的一條石凳上等去購買紀念品的同伴，剛坐下，一下上來幾個小孩，要跟我們擦鞋，並講好價錢，但擦好后，這群小孩說原來的價錢是每個小孩、每隻鞋子的單價，這樣，加上語言不通，我們急忙請來附近的警察，警察的處理是：給每個小孩錢，但講好的單價算一雙的價錢！這讓我們不解，但也沒有辦法，也不想計較，因為總共加起來也不多錢，可以接受。只是心中不快，又在異國他鄉，難免感慨。

　　二

　　家住廣州。北上廣的廣。

　　去年，《讀者》有一篇文章：《擇一城終老》。裡面講，有一個城市，晚上，不管多晚，不管在什麼地方，你下樓幾分鐘就可以見到便利店，可以吃上熱呼呼的宵夜。文章說，這就是廣州。這讓我覺得這樣來感知一個城市真的好。

　　我的家，就在這座老城的老城區――東山口的地鐵站上，所以一家人就總在地鐵口裡出入。地鐵口有個特別的地方，就是各式的乞討者總在這裡集中。這個世界性通用的情景，讓人覺得，現代化也好，時尚也好，總是與現實和艱辛行走在同一個時空的隧道里。

　　一天，拉著兒子的手急匆匆往地鐵站里趕，孩子偶然說起：與其中一個乞討者很熟。還講，第一次見到這個人覺得很可憐，就給了錢，心裡也有一種因為善良而生起的喜悅，但後來總見到他，就不知道怎麼應對。有一次，不經意很近距離地見到這名乞討的人，那人的眼光很有些期待，他在急忙中一下子給了一張大面額的，後來細想心裡卻有一些不安和悔意。

　　我當時就開導孩子：你看一場電影，要好幾十元，才高興一兩個鍾，可見高興是有價錢的。當時給了就給了，再不高興，就等於又付出了，又虧了。孩子說，有理，比他們的老師曉之以“理”好，比同學不靠譜的勸說好。

　　三

　　其實，怎樣對待乞討者，這對大人何曾不是考驗。

　　同樣在東山口。20年前。那時還沒有地鐵，現在的高架橋下有一個很高的坡。坡頂上有一個老漢，黝黑乾瘦，坐在地上，專為來往的行人修單車。我上下班遇到單車有什麼小問題都會光顧他。但時常跟他還價。還什麼價他都說好。後來發現他的配件都是舊的。所以他很忙。有人來修車時他修車，沒人來修車時他就在修復舊的配件。整整十年。後來看樣子有70多歲了，他便不再修車，只擺些舊的配件如車鈴一類的東西賣。還是坐在地上，露天，面前擺一個之前用來試驗車胎是否漏氣的滿是油污的已經凹凸斑駁的小鐵盆。因為汽車越來越多，他佔用的地方就在兩個方向的車道之間，上下班時間，就時常淹沒在車流之中。再後來，老漢更老了，修不動了也賣不動了，就在原來的地方，就地放着那個小黑盆，盆里放着少許的零錢，人坐在地上，臉上的表情與10多年前一樣，不喜也不憂，有一些堅強，也看不出有什麼委屈和怨氣，那樣子似坐在自家的庭院前，看人來人往。

　　第一次看到這個情景，我十分自責：為什麼之前每次都要跟他還價？

　　眼前這個黑瘦的老漢，其實不是在修車啊。10多年來，他無聲地堅持着，只是想最後的情景晚一點到來。10多年來，他既沒有本錢租來一個體面的地方，沒有本錢買新的配件，但一直努力地堅持，儘力維持生計和作為活人的體面，到最後不得以才乞討，所以他一臉的安靜平和。

　　四

　　這也讓我想起少年時在閩粵之交的大埕鎮所看的乞討者。

　　那是70年代，是真正的乞食。我小時印象最深的是，有幾個河南人，一家三口，老的有四五十歲，小的十幾歲，女孩，三人都是烏黑打扮，但面相方圓，象命書里好命人的樣子。這一家子就住在我們村頭的古廟裡，說是做水災了，家裡還有老母，沒辦法才出來。我小時候喜歡在古廟裡玩，又時常見到乞討者住在裡面，所以會經常與他們說話並觀察他們的生活。這一家人經常誇我們這裡的小孩普通講得好，村裡的景色好風水好，有山有水有海，天氣好。他們說話的樣子，好象他們就是村裡人遠方的客人。他們還經常在村頭古廟外的大榕樹下與村裡人聊天，每天早上女主人也和村裡的婦人一起在村裡的小河邊洗衣服，只是隔着遠一點而已。

　　但現在想起來，他們求乞的情景悲壯。

　　一般是在村裡人吃飯的時候，老的兩口子出去，男的走在前面，手裡端着一個大號的搪瓷盆子，來到正在吃飯的人家門口，躬着身子，很少說話，靜靜的等着村人的反應。

　　那時候，村裡人自身也不寬裕，很多人每年在青黃不接時還要吃政府的救濟糧或靠家裡僑居在外國的親人的幫助才能過日子。這樣的情況就使討來的飯十分複雜。

　　基本都是稀飯。有的很稀，幾乎沒有米粒。有的是隔了夜的，甚至是已經餿了再加熱的。給這樣的飯不是對乞食人不好，而是村裡很多人因為糧食少使不得倒給牲口吃，自己也經常吃這樣的稀飯。有的人給的是番薯扁豆之類的雜糧。村裡人過年過節時才吃肉，很多人家一年到頭不用買菜，就着自家腌的蘿蔔乾、酸菜、鹹海貝過日子。所以，乞討者很少要到肉和菜。乞討者每餐要來的飯，都裝在一個盆里。盆子里各式混雜的食物，在乞討者回到古廟后很快就用幾個小一點的樣式不一的盆子分着吃了起來。

　　這是真正的要飯，真正的乞食。他們為了生存而低頭食用真正的百家飯的情景，回想起來真讓人感到人活着有時是多麼卑微、不堪。

　　五

　　後來，村裡人的日子慢慢地好起來，古廟裡的乞討者卻少了，乞討者的要求和方式也變了。一開始是，他們不要飯了，而是要米要錢。而且，與之前挨家挨戶討要不同，慢慢地開始挑着人家要，比如家裡來了僑居國外的番客的，辦喜事的。

　　乞討的花樣也多起來。有的一挨人家的門口就給有人家祈福，說好話。村裡人討個吉利就給了。

　　有的乞討者會唱戲。這些人比較有心計。一般是一挨門口就唱。剛開始唱的是五女拜壽、一門三進士一類的好唱段，如果主人沒有表示，慢慢地，就越唱越不好了，甚至會唱柴房會一類的鬼戲唱段，讓主人十分難堪。

　　再後來，鄉村裡就很少有乞討的人了。

　　六

　　乞討的人來到城鎮，也不再討飯，而是直接討錢，有時還會聽說有一些職業的乞討者。

　　情況有時比較複雜。有一次，我見到一名中年的盲人，他在地道里一邊大聲地放着佛經，一邊漲紅着臉朝不遠處用小提琴拉着化蝶曲子的買藝的中年男子大罵。買藝男子也把音箱的音量調得很大，雖然沒有應話，但神色里充滿不屑和勝算。地道里滿是匆匆的行人，管理人員無奈地站在遠方。這是市井底層的日常性寫實。

　　原來，他們是為了爭地鐵的出口位。入口處人們行色匆匆不會搭理人，出口處好。盲人看不見但聽得見。他一放佛樂，整個地道充滿慈悲。有時他也唱一些經典的老情歌。好象盲人天生是音樂天才，他的確唱得很好。以致於人們在看不見他的地道拐彎處就和着他的歌聲唱。但一見到是與一名乞討的盲人合唱時，人們就有幾分不自在，即刻收住聲音和情緒，甚至要用一段誇張的小跑逃離“現場”。拉小提琴的中年男子當然更加體面自在。有一次，我看到他放下手藝與一名少婦聊天，他講他在農村，二十幾歲才見到小提琴，後來迷上了並以此為生。他在海南十年，但他認為海南旅客多，旅客不會理會手藝人，當地人又比外地人少，他拉的曲子人們都不知名，不象廣州，遠遠地，人們就聽着站住了，還大多能說上曲名，所以他不走了。說話間，還有人來問跟他學習要多少錢，他禮貌地說慢慢談。

　　但此時，他顯然把自己放在與盲人同等的高度對峙。

　　此情景，也使城裡人應對乞討者就與70年代在鄉村時大不相同了。

　　不久前，看一篇文摘講，張五常先生每次見到乞討者都給100元。有人說太大方了，先生講一年見不到100個，就幾千元的事。有人說，你這樣會被乞討者騙了。張先生的話就太直了。他說：“命好誰干這個，你騙我一下我也給。”看來這個有着諸多諾貝爾獎同事、受美國教育多年的經濟學家太慣於宏觀思維，而對於常人如何應對瑣碎事項的微觀經濟生活卻是無暇研究的。

　　好在孩子的話引起我的一些思考和總結。

　　我的一般做法是，確實可憐的一定要給，比如病殘老弱幼或在醫院外見到的；特定情景一般都給，比如在寺廟教堂外見到的；有唱有表演而我又圍着觀看了的，一般都給。

　　因為，大家都不容易。給了就給了，這樣做，乞討者安生，給予者安心，也算是對社會安寧美好的祈祝。

　　結束語：前天，看到一張圖，一個收破爛（叫廢品科學一點）的中年漢子，在三輪車后擋板上寫着：我們不是“五亂”！

　　又聽說，很多城市對乞討的人不再簡單地收容，驅趕。

　　這很好。真的很好！

　　畢竟：他們也是人，社會應當關懷。當然也應當有序地管理。關懷加管理，會成為後世的教科書，記之歷歷，後來者繼起。繼起複繼起，就是歷史，就是永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