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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劇《紅樓夢》:情殤的人文精神及時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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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劇《紅樓夢》:情殤的人文精神及時代意義 標籤:紅樓夢 會議精神

  越劇《紅樓夢》:情殤的人文精神及時代意義

  黃葉斌

  一

  人間四月天,一朵從江南水鄉漂移到九省通衢的戲劇之花詩意綻放。值武漢電視台舉辦“越劇展演周”的機會,我有幸在湖北劇院觀看了一場杭州越劇團演出的《紅樓夢》。這是在電影版的越劇《紅樓夢》之後,我第二次欣賞這部由名著改編的戲劇。

  圍繞着寶黛的愛情悲劇,唯美精緻的舞台布景、柔軟甜潤的越劇唱腔、精美古典的服飾妝扮、細膩深沉的性格表演、大氣磅礴的樂隊伴奏,都以一種江南風味的氣息氤氳着整個劇場的空間,吸引着觀眾的視線,調動着觀眾的感官,潛滋暗生着一種劇情感染和情感迴旋的氣流。

  可惜,這種戲劇的觀眾,大多是中老年人(除了藝術學校的學生),況且劇場裡面還有許多空位。該劇為何遭遇如此冷遇呢?筆者以為有幾個原因:地方戲劇的觀眾群,是有文化局限和疆域界限的;戲劇唱腔的慢節奏和道白的方言障礙(儘管伴有滾動電子字幕,但還是影響或分散了觀眾的欣賞精力),也分割和排斥了大多數現代青年的興趣和忍耐力;面對現代傳媒和娛樂的多元化選擇,人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知和接受,目前似乎處於一種被動灌輸和本能逃亡的境遇(尤其是年輕人);對該劇的策劃和宣傳,還沒有形成一種聲勢和引力場;戲票的較高價格,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擋了普通百姓觀看的慾望,高雅藝術的文化消費與大眾化普及時代還有較遠的距離等。

  二

  《紅樓夢》的主題與寶黛愛情悲劇,已經被紅學家們解讀、分析、猜想和論證了無數遍。就連偉人也對此給予了“中國封建社會百科全書”的讚譽和評價。當然,見仁見智是一種正常現象,而以藝術形式在舞台上展示其獨特的魅力和破譯人物心靈的密碼,則是當代文藝工作者應該擔當的責任。

  《紅樓夢》中人物的粉脂氣和愛情悲劇的演繹,似乎更加適合越劇藝術的特長展示和發揮。君不見,越劇表演中,男主角好像都是女扮男裝的,陰柔之氣過於沉重和纏綿,就連劇中家族的主宰者也是一個行將就木的老太太,因而使得陽剛之魂退避三舍,當然也不會出現“大江東去”、“金戈鐵馬”般的豪情壯志了。在這樣一種生活氛圍中,作為男子漢代表的賈寶玉,怎麼能夠逃脫那種女性權利的包圍圈呢?這是一種很有趣的中國特色:家族權利的至高無上,封建倫理的繩索捆綁,溺愛受寵的人格基因,怎麼會孕育出一種為愛痴情的叛逆者的形象呢?該劇告訴觀眾,對傳統文化的批判,是怎樣一種歷史背景的揭示和警醒;對愛情悲劇的講述,是怎樣一種人文精神的底蘊和悖論。

  三

  情殤,是古今中外文學藝術表現的一個永恆主題。在某種意義上說,它的悲劇效應比團圓喜劇更能夠打動人心爭取觀眾讀者。為何?羅密歐與朱麗葉挑戰世俗社會偏見的擠壓而演繹一段悲情故事,梁山伯與祝英台因為同窗相戀化蝶殉情,都是一種人間自我獨立意識覺醒的體現、柏拉圖似的精神戀愛升華和超越的標誌。因此,千百年來,情殤的震撼力和感染力,總是那麼令人回味無窮、唏噓不已。

  情殤,是人類的一種高尚而情緒化、愉悅而疼痛感的美學範疇。它的層次劃分、程度界定和意義闡釋,則因為時代熏染、社會裹挾、階層定位、傳統因襲、文化背景和人格差異顯示出一種多元化和多樣化的解讀。當然,一般來說,處於主流話語權的知識分子和權貴家族,對情殤的表述和宣傳往往擁有更多的優勢與條件。

  對於愛情婚姻悲劇的描寫,是情殤中的重要一環。從《詩經·氓》的少婦哀嘆中,我們可以看見普通百姓數千年前的情感演變和家庭破裂的軌跡;在樂府詩《孔雀東南飛》的長篇敘事故事的控訴中,我們看到封建家族禮教蹂躪和摧殘青春幸福的無形枷鎖;在《西廂記》、《傷逝》等戲劇小說中,我們能夠領略到青春焦慮和現實殘酷的無奈的祭奠;在“人比黃花瘦”和“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的詩詞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一個才情女子孤獨寂寥的心痛;在“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的沈園題詞中,我們可以聆聽到放翁先生難言之懺悔;在“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燭成灰淚始干”的朦朧迷離的愛情詩中,我們似乎看見一位純情女子正梨花帶雨充滿幽怨地向我們走來;在《紅樓夢》中,作者更是將以寶黛釵三人為代表的青春情感悲劇推向極致,使它成為中國文學史上一個不可多得的情殤的個性標本和典型形象。殊不知,從封建禮教的指腹為婚、媒妁代言、逃婚私奔、男尊女卑的多妻制到如今的小三、二奶、婚外情和試婚,愛情婚姻悲劇幾乎每天都在上演着,這是社會文明的進步,還是倫理道德的淪喪?是否可以說,任何情殤的主體或客體,都是社會制度和宗法禮教的間接的犧牲品和殉葬品。個人的抗爭和叛逆、追求與嚮往,儘管表達出一種十分奢侈而卑微的慾望,但是,在強大而頑固的封建倫理秩序的禁錮下,總是碰得頭破血流。因此,只有真正的啟蒙意識的覺醒和自由民主平等制度的建立,才可能為純凈而真誠的愛情婚姻之門套上百年和好之心鎖。

  對於親情友情悲劇的詠嘆,也是情殤中的一個重要方面。親人朋友“自古多情傷離別”,因此就有了“楊柳岸,曉風殘月”的遙想與告慰;有了“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的憐惜與珍重;有了“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的自戀與凄涼;有了“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的自傷與落寞;有了“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的悲憫與悵惘;有了《背影》中的父親佝僂着身軀爬過柵欄為兒買水果的辛酸與自責;有了《我與地壇》中坐在輪椅上的兒子得到母親默默呵護守望的擔心與理解……於是,在人們的情感生活中,這種懷念牽挂親人故友的詩詞文章,幾乎佔據了中國文學長廊的大部分視域,吸引着歷代文人墨客的傾情描述和真情謳歌。這種傷痛感的刻苦銘心,是一個人生命體征堅韌和溫潤的註釋,是一種靈魂在回憶和懷想中的升華,是人間的離愁別緒的時間烙印。

  對於鄉愁國殤悲劇的哀痛,更是情殤中的一個無法迴避的話題。從“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的亡國之恨,到“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的民族怒吼;從“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的戍邊期待,到“鄉愁是一張船票”的隔海之眷念;從“此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起故園情”的綿綿鄉思,到“洋裝雖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國心”的遊子情懷;從“移舟泊煙渚,日暮客愁新”的淡淡鄉愁,到“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的家國之痛……這種從個人的哀傷走向鄉愁國恨的普世價值,是具有一種震撼人心的力量和感染共鳴的效果的,是增強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的重要粘合劑,也是衡量文學作品的主旨高下的重要標準之一。

  四

  情殤,從表面上看,它是一種人的心理活動和情感際遇的外在表現形式;實際上,它是歷史風雲和社會環境的內在映射反應,只是表現的內容和特點有所不同而已。

  情殤,具有雙刃劍的魔力:它使人的身心遭到摧殘,使得心靈世界的底片上刻下永不褪色的暗記,使得情感的田園裡難以再次生長出令人陶醉愜意的純情之花;同時,它又能夠豐富人的情感生活,成熟人的情感理念,強壯人的情感骨骼,並給予他人和社會以有益的教訓和啟示。

  情殤,是對溫馨幸福美好甜蜜願望的反動,是對人類情感世界的一種反諷。它是一種社會的存在、生活的調料、人生的階梯。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歷經情殤的慾火冶鍊和陣痛考驗,人類才會逐步走向高尚與偉大、懂得與珍惜的境界。

  情殤,它的產生基本屬於兩種情況:一是外在環境和條件的影響、干涉、擠壓、分割與限制,使得有情人終究不能成為眷屬,使得生活中悲劇的出現總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比如戰亂動亂的無辜離散、自然災害的強行撕裂、地理環境的距離鴻溝、意外事故的驚心降臨、身心疾病的不期而遇、宗法禮教的無形藩籬、世俗輿論的惡意中傷等;二是主觀內心情緒所表現的誤解、偏激、焦慮、憂鬱、孤寂、失望與絕望,是個人的良好意願或幻想與現實碰撞后的心靈結痂和精神糾結。比如生活中幾乎每個人都會出現大量的懺悔、悔恨、反思、自責、怨天尤人的痛苦等。

  面對情殤,如何對待?凡人被動接受,智者學會排解——或與人傾述求得慰藉,或藉助於文學描述澆心中塊壘,或寄情山水遊目騁懷,或尋找寄託開始新的生活……

  正如“苦痛經歷是一筆寶貴的財富”一樣,情殤也是生活的饋贈。但是,我們從來不希望情殤永遠伴隨着左右,糟踏着我們的心情,污染者我們的生活,撞擊着我們的神經。這是一個事物的兩面:厭惡和排斥它,正視和善待它。這可能是我們現代人應該取捨的態度吧。

  《紅樓夢》的愛情婚姻悲劇,以其厚重而闊大的人文精神為後人留下了千古絕唱,同時,它也以歷久彌新的時代意義為我們提供了更多的感動和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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