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社會.文學家_1200字

燦若星漢、皎如明月的中華古文學在我心頭緩緩流過，它形象為充滿幻想的遠古神話，形象為百家爭鳴的諸子散文，形象為源遠流長的唐詩、宋詞、元曲……博大而精深。　

　　誠然，文學家只有扣緊時代、社會的脈搏，再加上自己人格的獨特力量和犀利眼光，方可鑄就光耀千古的作品。例如元代關漢卿的《竇娥冤》，清朝曹雪芹的《紅樓夢》等都具有偉大的社會意義，因而膾炙人口，青史流芳；相反的，那些脫離人民、現實，只一味粉飾太平、歌功頌德或虛情矯態、無病呻吟之作，則早已被歷史擯棄。　

　　不僅古文學如此，中國現代、當代文學亦如此。在那風雨如磐的舊中國，中華內憂外患，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這時應運而起的魯迅、茅盾、老舍、冰心、葉聖陶等，高舉“五四”新文化的旗幟，為喚醒民眾而“首推文藝”，寫下驚天地、泣鬼神的篇章，為黎明前沉沉的黑暗辟開了一道光亮。他們是寫作家，更是播火者，用黑夜所給的黑色的眼睛去尋找光明，播撒火種。　

　　輕輕合上《中華文學三千年》，編者對於自《詩經》而始的歷代民歌的評價猶在我耳邊迴響：“它推動歷代文學家去關心國家命運和人民疾苦，而不是單純把文學看成是閒情逸緻的消遣。”我不禁陷入了沉思：在中華文學和文學家之間，一定有什麼把它們強有力地聯結在一起。這條紐帶是什麼呢--對，是社會。正是文學家們關心社會，自覺地承擔起自己的社會責任，才有筆下生花，才有輝煌的中華文學的創造。　

　　首先浮現在我腦海中的是那個曾經立在汨羅江畔遙望故土的詩人屈原。他先被委以重任，后因楚懷王聽信讒言，遂被流放到江南的荒僻之地。詩人不得不痛苦地眼睜睜地看着故國由盛而衰及亡；自己卻壯志難酬，不由憤而走筆，留下千古絕唱《離騷》，傾吐自己無比堅定的信念：“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黑暗的社會現象磨礪、造就着屈原，屈原又以他的作品抨擊時弊、抒發愛國熱忱。他的作品流傳後世，又讓後人欣賞到“楚辭體”獨特的風格，了解到他所處的時代、區域之風貌。故有詩曰：“國家不幸詩人幸，話到滄桑句便工。”然而我卻認為，這裡面還包含着許多不為局外人所知的沉痛和無奈。　

　　再如開創北宋豪放詞派的蘇軾，在從宋神宗到徽宗約四十年的新舊黨爭中，由於他為人耿直，對兩黨都既不無原則投靠，也不完全否定，而是實事求是，獨行正道，這就使他仕途坎坷，一生不幸。然而他本質上又是一個對人生持有曠達、積極態度的人。《念奴嬌赤壁懷古》便是他這種矛盾心理的寫照。詩人通過塑造周瑜的英雄形象，表達自己欲建功業的抱負，一句“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是何等的豪邁！而到詞的最後，詩人卻忽然悲從中來，感現實嚴酷而年華早逝，不由慨嘆“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確實，蘇軾的風格是在他的性格和社會環境相溶合中產生、發展以至爐火純青的。　

　　白居易的名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至今仍具有深遠的意義。社會發展到九十年代，改革滾滾潮升，生活蒸蒸日上，中華民族正站在前所未有的高度上縱觀世界。我想，我們龍的傳人的文學，我們新時代的詩篇，一定會更奏響震蕩古今中外的最強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