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之骨》我的忘年之交朱厚澤

　　文：趙威

　　這是一篇從二零一零年五月到現在歷時四年，一直沒有動筆書寫的文章，從二零零七年以朱厚澤老人相識，也整整七年了，明天五月九日就是他離開人世整整四年的忌日！雖然在他離開人世之後，認識或不認識朱老的人，寫文章紀念他的人無數，看着朱厚澤老的小女兒朱玫阿姨給我的《朱厚澤紀念文集》，我想是該寫篇文章紀念朱老的時候了！

　　前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朱厚澤在世之前，貴州籍在京影響比較大的有三老，他們是思想家朱厚澤，經濟學家馮蘭瑞，中國比較文學的開山鼻祖樂黛雲。並且三老之間彼此相識，相互往來都比較多。他們都是我祖父輩的人，年齡與我之間相差都比較大，他們之間年齡最大者是馮蘭瑞老人1920年9月出生，而朱老和樂老同年同月，都出生於1931年1月。其中我比較熟悉的是朱厚澤！朱厚澤是貴州省織金縣人，1931年生，出身書香門第，革命家庭。其父及姨母姨父等多位長輩，師從著名的教育家黃齊生老先生，與王若飛等在貴陽同學於貴州開民主風氣之先的達德學校，朱厚澤也曾在這個革命搖籃讀過書、教過書。

　　第一次聽到朱厚澤的名字是在我上大學期間，學校在北京申請福特基金的項目，學校負責申請福特基金的領導吳曉萍在組織學生開會時，介紹說：福特基金是專門針對貧困學生在校加強技能培訓的專項基金，在申請過程中多次得到貴州在北京的老領導朱厚澤的幫助和支持，並且朱厚澤親自參與找相關部門的領導協調。這樣我就記住了朱厚澤的名字。真正了解和接觸他，是在大學畢業后，因愛好詩歌，從而開始寫作。在機緣巧合之下，我認識了居住在貴州貴陽，三位德高望重的長者。他們是安毅夫、趙西林、劉學洙。在多次與三位長者的接觸中，他們經常的對我談到朱厚澤，談到他的人品、才識以及他們曾在一起的經歷。因此，在還沒有見到朱厚澤前對朱老的印象和了解也就在心中更加的豐富和厚實起來。

　　安毅夫、趙西林、劉學洙三位老人都是比較好的朋友，安老和趙老在他們還是青年時就在一起參加了革命工作，其中安老與朱老都是解放前貴陽地下黨特別支部負責人，貴陽地下黨特別支部又叫“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聯盟”貴陽市領導小組。入黨時間最早的是安毅夫，安老也是貴陽地下黨特別支部現在還在的年齡最大的長者，安毅夫，1923年11月生於廣東省廣州市。1946年在浙江大學機械工程系畢業后，曾在抗州浙贛鐵路局當實習員，在上海中國農業機械公司當實習工程師。1947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48年12月，受中共中央上海局派遣由上海回貴州。1949年2月，去香港接受黨的指示，在離開貴陽前，在黨旗下帶着朱厚澤莊嚴宣誓，是朱厚澤的入黨介紹人。1949年9月到廣東東江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粵贛湘邊縱教導團工作。1950年6月在廣州華南財經委員會任秘書，其後又任過工廠軍代表、土改工作隊隊長等職。1951年3月，調到西南民族學院工作，先後任干訓班主任、馬列教研室副主任等職。1954年春被評為講師。1958年12月至1978年12月，安毅夫因“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等無辜之罪名而判刑20年，送到貴陽王五磚瓦廠等單位勞動改造，直到1979年3月平反並恢復黨籍和工作，任貴州省委統戰部業務處副處長。1981年3月，經國務院和貴州省委批准，到貴州民族學院任院長，現為貴州省民族學院名名譽院長。第六、七屆全國人大代表。 趙西林，1930年生，貴州省貴陽市人。中國當代著名書法家。曾任中學、大學校長、報社主編，文化局長，副市長，市人大常委會主任等職。退休后，酷愛書法藝術的他，其作品曾集冊出版。他是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全國市長書畫研究院院士，中國教育學會書法專業委員會顧問，貴州省書法教育研究會理事長，中華詩詞學會常務理事，貴州省詩詞學會會長。劉學洙，生於1929年，福州市人。解放前就讀於貴州大學。1950年調青年團機關工作。1956年後，歷任《貴州日報》記者、編輯、總編輯、在朱厚澤任貴州省委書記時任社長。1990年從工作崗位退下，喜愛寫些隨筆、雜文、新聞札記。曾有《拾碎集》、《熱腸冷語》雜文散文隨筆集出版。

　　一次劉學洙老人和我談到《山之骨》，我說這篇文章很好，我看了啟發性很大，他說：你知道這篇文章的來歷不？我搖搖頭說不知道。於是劉老在他的書房耐心的告訴我。 “1995年，朱厚澤回貴州，沿烏蒙山區走了許多地方。陪同的畢節專員祿智明是威寧人，彝族，自稱“烏蒙漢子”；地委書記劉也強，北方人，也以“烏蒙漢子”為榮。朱厚澤織金人，名符其實是“烏蒙漢子”。一路上，他對家鄉山山水水滿懷深情，和老鄉們一道，互相以“烏蒙漢子”自豪自勵。我與他們同行，置身其間，不禁怦然心動。“烏蒙漢子”是大山之子，應該有山一般的性格。

　　多年前，朱厚澤有一封給上海黔籍著名詩人黎煥頤的信，題為《山之骨》他自稱那是描寫美麗雄奇的喀斯特溶岩自然造化發展史的“科學小品”。依我看，它飽含深深意蘊。在朱厚澤給他保存的資料中有封信，在這封信紙的頭上，朱厚澤寫了一個自註：“接南國友人書云：‘遙望京華，冰雪凌寒，念也何似！世俗缺鈣，而貴州多山，山，鈣之骨也，應為吾輩所珍……’固有此復，戲題為《山之骨》。”煥頤兄：大作及惠書均悉，謝。閃現於字裡行間的火熱情懷，讀之怎能不為所動！

　　鈣，世代所珍。至於其人，乃山村野夫也。出身邊陲，遠離京華。無奈赤誠的良知乘時代之大潮將其捲入風暴旋渦。沉浮之間，身影偶現，時而入人眼目罷了，野氣未消，鈣性難移，但恐所剩無幾矣。

　　君不見，遮天蔽目的蒙蒙雨霧，吸附着千年鬱積的瘴氣與近代生活的污煙，早已把那山之骨溶蝕得滿目瘡痍。山岩挺立的輪廊，在晚霞的餘暉中朦朦朧朧，昏昏糊糊，迷迷茫茫，已經難以辨認了。它正消失在黑夜之中山之骨，它還會從晨曦中，重新披上彩霞，再現它的身影嗎？

　　是的，當那山之骨從溶蝕它的茫茫酸雨、地下潛流中，從浩瀚的林莽深處、野草叢裡，滲過泥沙與岩縫，歷經艱辛和曲折，沉激、蒸騰、散發、揚棄了那污煙和瘴氣之後，它必將會重新凝結出來。

　　那潔白透明的鐘乳，磷磷閃耀的石花，巍峨的玉柱，雄奇的石林，神秘的溶洞……那不正是新生的山之骨嗎！那新生的山之骨，它將比它的母親——被溶蝕的樸實無華的野性山岩，千般壯麗，萬般誘人……

　　這是自然造化之所致，也符合人類歷史之規律。

　　對這一天，人們滿懷希冀、信心和激情。但是那隻能存在於未來，我們難以觸及的未來。它不會出現在明天，或明天的明天。

　　不知君意何如。

　　握手！

　　請代我問陳老夫婦春安。(按：指遵義籍老將軍陳沂將軍夫婦)

　　朱厚澤

　　1991年1月24日

　　在結束此文時，偶見一份手記，是厚澤的老同學寫的，講到：“1987年在成都一個會議上遇見厚澤，那時他已離開中宣部，之後到中央農村研究室工作。會後，厚澤應約赴樂山出席另一會議並邀我同行。我們偕游大佛寺，得知海通法師為修建樂山大佛不避艱險，矢志不移，甚至挖掉自己的眼睛也心甘情願。海通法師是貴州人。厚澤說貴州多山，大山有大山的風骨；山多鈣多，貴州人應該不缺鈣。這是他透露心跡，我們相視而笑？”

　　讀這傳神的幾筆勾畫，我才知“山之骨”之說，不是始於前信，1987年就有此語。朱厚澤出生於烏蒙山區，是烏蒙大山之子，“山之骨”，其為朱厚澤之自我期許與人生追求乎？！

　　於是，我才詳細的知道和了解《山之骨》這篇傳世之作的由來。

　　並且，劉學洙老人還告訴我，黎煥頤是遵義沙灘文化代表人物之一，清末外交家、學者黎庶昌的侄孫，上海著名詩人。因此，我也才了解黎煥頤，貴州遵義人。1930年2月30日生，1949年參軍，歷任部隊文化教員，西北軍政委員會農林部《西北農林》雜誌編輯，青海日報社記者、編輯，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編輯，上海文學報社副刊主編，副編審。1953年開始發表作品。有專集《遲來的愛情》、《春天的對話》、《起飛》、《午夜的風》、《在歷史的風雪線上》、《愛在荒原》、《秋夜·星空·祖國》、《西出陽關》、《男子漢的情懷》、《同題三色抒情詩》、《黎煥頤抒情詩選集》、《黎煥頤自選集》、《黎煥頤詩選》，隨筆《我愛·我恨·我歌……》等。滄桑反思錄《從人到猿》（1957—1979）等。

　　如果說，朱厚澤老給黎煥頤的回信，回南國友人書，《山之骨》早也成為名篇，那麼，黎煥頤老給劉學洙老論交的文章也是極少難得的佳作，說是名篇一點也不為過。與劉學洙論交，全文如下！

　　人，立身應世不可無交。交友亦如讀書，書有可讀耐讀之別，人有可交耐交之分。與閣下交，如步入幽篁千竿……按中國傳統的社會人倫，朋友為五倫之一。而朋友的鏈接，首在於交。功利之交，隨勢而易；酒肉之交，隨時而散，皆非交也。然則，交之守安在？竊以為端在誠信二字。論交的品位層次，一曰事業交；二曰文章交；三曰道義交。此三者皆離不開守誠篤信。

　　誠信之交的極致便是性情交。然環顧古今，紅男綠女穿梭於婆娑世界，好看的人多，耐看的人少，耐品、耐讀、耐交的人尤少。有的近在咫尺，甚至過往數十年如隔。有的相識甚晚而關河阻滯，如閣下之與不才，反而精神若握，鬚眉絲絲如照。有人說，這是你我的鄉土文化情結的通感。有人說，這是你我三生石上有緣。有人說，這是交友中得來的異數。果其然哉？而我則以為也然，也不然。所謂不然，你非黔產而是閩人，與我鄉土情結不粘；所謂然，你從青年、壯年、中年直到退休，畢生的才識皆傾注給貴州的新聞文化事業。由記者而編輯而貴州日報的社長總編，著述不斷。尤其對貴州文史的梳理，自秦漢至明清幾千年的嬗變，瞭然於指掌之間，發而為《貴州開發史話》娓娓道來鑒古及今，不能不令我這個寄籍江南的黔人從春申江畔得以通熟黔中典故，痛解鄉土的文化情結。至於所謂夙緣，我與閣下少壯不相識，直到老大之年才握手。然握識者甚眾，獨與閣下一握而成為傾蓋之交。思之良久，此中似又有夙緣之隱數。

　　為近代文史學家稱許的貴州遵義的“沙灘文化”的黎家，近兩百年皆與福建人文之彥結下美好的情結。清朝道光末葉，高祖黎恂仕於滇曾以政聲受知於當時的雲貴總督林文忠公則徐。嗣後江叔海先生以福建名士，又受器於黎庶昌。繼之黎淵黎邁再步前緣與江庸老人交如兄弟。而我自上一個世紀的五十年代則與郭風文章道義，數十年如一日。而今又喜遇閣下，豈非“沙灘文化”與閩中文化結下的夙緣經你我而再續？倘說這是異數，殆亦有常數寓之。蓋山川之靈氣，歷來無界，總是氣蒸八方。受胎於此的人文精神也總是雲遊八方互尋氣感。而此氣感，對山川而言，是同氣相求，對歷史時代而言，則是互尋知音。閣下以閩人落籍黔中，並以閩人之靈慧傾心貴州文史和“沙灘文化”，故不才一與閣下遇，則性相近而習相傾。然此性此習非以功利為磁。古人所謂“君子以文會友”的君子之風，正是你我志之所向：一本誠信。

　　倘剝離誠信，則“以文會友”之文適為“文偽”之交。而“友”也將適為高級的文化市儈而已。然耶？否耶？中央最近公布的公民道德規範，仔細玩味，啟迪良多。你我老年奮筆，拳拳於“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庶幾無愧文章清名、書生報國的點滴夙願。大作《貴州開發史話》尤見皓皓之心，必有補於世風人文。在中國，人文精神的傳統非徒有重重道義內質，歷來就講究詩心文膽的神會。管鮑之交，質勝於文，李杜之交，文勝於質。千載以來，竊以為只有鍾期伯牙兩人高山流水之間的佳話，得質文互吻的精髓。荀子曰：“君子以為文，百姓以為神。”雖然說的是道，但它恰好給高山流水的佳話作了盡在不言中的詮釋。太白詩“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或可為你我素心之交的寫照也。

　　就這樣因文章和思想及其學術，我了解和認識了他們，他們是貴州籍傑出人物的代表！

　　二零零七年五一勞動節后，避開五一和五四小長假的人流高峰期，五月九日早上，我從貴陽乘T88次特快列車去北京，也是我第一次去北京，第二天中午到達北京，下了火車，走出北京車站，坐公交車到北京前門車站看見了天安門廣場，於是我從前門下車，打電話給在北京外國語大學讀書的雲南籍朋友李俊，問他在哪裡？李俊告訴我他還在上課，他說等到六點鐘他下課之後到前門車站接我。我看時間還早，就在天安門廣場走了一圈。等他下課後到前門接到我，李俊顯得相當的熱情，我問他現在住在什麼地方？他說住在三環，在一家學校兼着課，我到后，才知道他住的地方離北京菜市口不遠。在李俊哪裡安頓下來，休息了一天，第二天，給在北京中國社科院工作的普馳達嶺電話，他說晚上去北京鼓樓一個雲南紅河人開的酒樓找他，具體名字也記不清。那是幾個哈尼族姑娘合夥開的，他們在哪裡搞一個沙龍聚會，我去到哪裡，聯繫上普馳達嶺，走進一看，是一個長桌宴，聚會的有七八個國家的外國友人，還有雲、貴、川的文化名流，他們有的是中央電視台的記者，有的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歌舞團的歌唱家和藝術家，還有中國文聯的朋友，那天，普馳達嶺用彝語給幾個國家的外國友人昌彝族的民族歌曲，得到了外國友人熱烈的掌聲，普馳達嶺與我說：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把彝族語言說和唱到國際上去！我與貴陽在北京的才女阿候錦珠就是在這次聚會上相識的，普馳達嶺對我說：阿候錦珠是你們貴州貴陽的，很有才氣的才女，你們多交流哈！那天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和那麼多的國際友人和雲、貴、川的文化人相聚，啤酒喝得不亦樂呼！

　　一個浙江的美女過來敬我和中央電視台一個朋友的酒，我們用的是杯子喝，而她卻用瓶子直接吹，馬達說：嗨！美女不錯嘛！你用瓶子，我們就用大砵喝，當時馬達就用裝湯的大碗和浙江美女和幾個國家的外國友人喝起酒來，一砵要倒三瓶啤酒才能夠裝滿，我看到馬達喝得很嗨，我喝了一碗肚子就撐得不行，一是坐在一邊和阿候錦珠聊天，聊她在北京的工作，聊我們的貴州！那天晚上玩到將近一點過了，我們才離開，打車到朋友處休息！

　　到北京的第三天，我去到北京萬壽路，往朱老的家裡打電話，接電話的是熊振瓊奶奶，我報了姓名，熊奶奶叫我上他家去，並且告訴我他家的詳細地址，走進朱老的家，樸素、乾淨而整潔，朱老從書房走出來，看上去精神狀態還不錯，他見我忙着招呼我坐下，熊振瓊奶奶忙着招呼我吃水果，一個慈祥的長者，一個思想家，一個中共高層開民的人士，一個貴州傑出的人才，在去北京的火車上還聽到車廂裡面的人說：朱厚澤是貴州的才子！年輕時候就有貴陽十大才子之稱。當時由於是長途，坐車比較累，我也沒有深問說話的人，不知道貴陽其他的九位才子是誰？

　　他問起我，他在貴陽的老朋友安毅夫和劉學洙最近身體怎麼樣？我說安毅夫爺爺和劉學洙兩位老人身體都還很健朗！他問我這次到北京主要是做什麼？有什麼樣的事情？我一一作了回答，談到讀書，他建議我看哈《炎黃春秋》，還有上網的時候多進一下兩個網站，一是愛思想網站，二是共識網。另外他建議我說：你多看哈錢理群的文章，他關注鄉土的視野和視覺都很不錯。並對我說，有時間多看一下春秋戰國的歷史和北洋軍閥時期的歷史，可以把這兩段歷史作為比較，也許會明白很多的道理！年輕人，讀書不一定要在學校，還要學會在社會上讀書，把學習到的知識和實踐結合起來。他推薦我看一本《孤獨與超越》的書對我了解貴州有幫助。時間過得特快，轉眼就在朱老家呆了兩個小時，我起身告辭，朱老要留我在他家吃飯，我說我明天想回貴州了，今天我還想去北京大學和一個朋友聚哈，晚飯么昨天他就和我說過要去他哪裡吃。朱老和熊奶奶也就沒多說什麼？最後對我說，以後有什麼事？多和你玫阿姨聯繫，我說不知道玫阿姨的聯繫方式，熊奶奶沒有多說什麼？當即把玫阿姨的電話告訴了我！這是我第一次見到朱老，也是最後一次見到朱老！

　　從他家走出來，我徑直去了北京大學！

　　回到貴州后，經過學習，我逐漸的認識到，中共高層之間左右兩派的分歧，而朱老應該說是中共高層比較開明的，他對中國的前途充滿深深的憂慮。在他當中宣部部長的任期內，也是言論和思想比較自由的時期，有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景象，所以，人們會稱他為“三寬部長”。當他和胡耀邦從中共政治舞台的核心下來后，中國的文化人一下噤若寒蟬。有時我甚至會想，要是他繼續在中宣部，詩人海子是否會卧軌自殺。

　　時間如離弦之箭，轉眼之間就過了三年，2010年我去貴陽安爺爺家，安毅夫爺爺告訴我說：朱厚澤已經走了，他和吳逸雲奶奶打算去機場迎接朱厚澤回來，他們已經準備好了迎接的標語。我當即問：我是否可以和他們一起去？安毅夫爺爺說：不必了，等送到貴陽鳳凰山墓地的時候，你們在去悼念。我聽從了老人的安排！

　　朱老走後，在和劉老的接觸中，我更加的了解到朱厚澤老人思想的深刻，並且對事物的發展都很有前瞻性，對西南地區礦產業的開發，對貴陽設立經濟特區的構想等，他的思想觀念和後來的：“國發二號文件”有很多的吻合之處。一位長者和智者走了，卻留下了很多的於貴州和國家及其民族來說，極奇寶貴的思想文化遺產。

　　他走後，很多關於他的文章，像大雪紛飛一樣的傳來，很多的知名網站，都有知識分子悼念他的文章。後來朱玫阿姨和家人經過收集和整理，出了一本《朱厚澤紀念文集》。2012年5月我再一次去北京，我與玫阿姨聯繫，玫阿姨叫我到國貿和她相遇，在國貿和玫阿姨共進晚餐，席間他對我說：紀念文章不要寫了，好好的做好你目前該做的事。有時間的話，我們還打算整理他生前的文集。今年文集終於整理正式出版。名為《朱厚澤文存》。斯人已矣，思想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