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重人生

　　李文旺

　　這十幾年來，偶然聽到哪個哪個明星跳樓了，哪個哪個名人自殺了，或者哪個哪個歌星出家當尼姑了。我為這些人深深可惜，人生多麼美好，為什麼這短暫的人生有人竟然還嫌它太長了呢？

　　有時候，上班的空餘，我端着一杯香茶，走出辦公室，對着這棟樓端詳很久，感慨良多。我發現，過去天天相見甚至朝夕相處的夥伴們已經所剩無幾了。他們走了，都走了。

　　走了，都走了，我喝一口茶，又嘆息一番。

　　走了，都走了。不管是關係好的，還是關係差的，隨着我的這些老同事的年紀漸漸增加，他們都已經不在縣委樓里上班，有的乾脆連這五套班子大樓也不見他們的蹤跡，更有的已經離開了這座縣城，去往外地。去往外地的人中，基本分兩種，有的調到外地工作，年紀大一些的，和他們的子女在一起，去他們子女所在的城市，那些城市當然比縣城大甚至大得多。

　　我只得感嘆歲月的無情，有時候，要是讓我們都能回到過去，那該多好啊。我想，如果人生能夠回到過去，哪怕是以偶然的吵架作為代價——————當然天天吵架也是糟心的，也是值得的。我是說，如果偶然和領導們、同事們吵架能夠回到過去，我一定會願意的，甚至會是樂意的。

　　以往的恩恩怨怨，歡歡笑笑，甚至爭爭吵吵，都隨着他們的離開而煙消雲散，想尋找而不可得。

　　我留下來了，留在這個第二故鄉。留在了這棟灑下我青春汗水的大樓里，留在了這個陪伴我二十個春秋的大樓里。

　　回過頭來，既然過去的尋找不到，現在的日子相對於未來不是等於那時候的日子相對於現在的日子嗎？為了不再留下嘆息，我們是不是應該珍重每一個今天？過好每一個今天？

　　人們啊，珍重人生，珍重生活，珍重每一個今天，是人生的一大要義。

　　到今天為止，到公元兩千一百一十四年的五一節為止，至少，我從感情上來說，已經在黨史辦工作了二十周年，一天不多，一天不少，整整二十周年啊。

　　人生能夠有多少個二十周年，何況這個二十周年是我人生中最為金貴的二十周年。從虛歲三十到虛歲五十歲，就像一隻鮮活的魚的中段。

　　雖然，在黨史辦的二十年，我吃的是草，擠出的是奶——————既然偉大的魯迅先生認為這話不是自吹自擂，我也可以這麼認為的。雖然我不敢和魯迅先生比，可是，因為傳統的看法是：偉大的人物應該更加謙虛。

　　即使是這樣，我也無怨無悔。因為，從1989年開始，就痴迷於大黨史的整理（這樣的研究 往往影響我對於局部黨史的研究），雖然我當時還和黨史八竿子打不着的衛生部門工作，但是，也就是那一年吧，我還是潛心寫下了黨史三字經，大家查閱或者點擊“黨史三字經”就能夠看見。不敢說黨史三字經寫得有多好，但是，在那個歲月寫出關於黨史方面的三字經，真的不多。

　　後來想想，其實也沒有什麼值得悲傷的。文人自古以來就該是默守寂寞的：老舍厲害不厲害，跳河了；趙樹理厲害不厲害，也被迫害死了；曹雪芹厲害不厲害，老了老了還窮困潦倒。再遠一些，李白厲害不厲害，只能游游祖國的大好河山了。杜甫就更不行了，千古杜甫也就只能住在草堂了。中國最最名聞遐邇的《三字經》好不好？可是有幾個人知道他的作者是王應麟。而就是這個王應麟，到底是不是三字經的作者，還有不確定的因素呢；影響了不知道多少代中國人的《千字文》好不好？又有幾個人知道她的作者。

　　這些是中國的作家，外國人怎麼樣呢？英國作家蕭伯納大名鼎鼎，可是有一次，他走在一條可以容納兩個人行走的小路上，一個稍微有些錢的富翁卻故意給他添堵。好在，蕭伯納詼諧地給對方上了一課，反倒讓對方無地自容。而丹麥作家安徒生的名氣卻讓極少數胸無點墨的人妒忌他，笑話他，竟然問：“你那個腦袋上的玩意能算是帽子嗎？”好在，安徒生很機智，他馬上反擊，笑着說：“你那個帽子底下的玩意能算是腦袋嗎？”

　　江西作家江子在他的散文《卧底》中，也披露了一個江西著名作家的無奈和困惑。

　　和這些人的尷尬相比，我也許算是幸福的人呢？！

　　其實，不管幸福不幸福，我至少會十分珍惜現在的生活，更不可能像極個別人似地選擇結束人生。

　　因為，我的物質生活也許一般，甚至不如別人，但是，我的精神生活是不會輸給別人的，至少不會輸給我身邊的人。

　　當然，我也是知道感恩的。上饒市委黨史辦主任對於我的盛情款待，我將深深地記在心裡。同時，上饒市作家協會的幾次盛情相邀我也深深地記在心裡。

　　珍重人生，珍重感情，是每一個作家應該做的。

　　黨史辦工作二十周年，其實也就是彈指一揮間，感慨良多，寫下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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