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礦工父親

　　我的礦工父親

　　李政

　　1997年11月5日。

　　那個日子，我永遠刻骨銘心。那天，下着小雨，夾雜着雪花。父親走了，永遠地離開了我們，離開了他工作生活的礦山。他走得那樣匆忙，那樣眷戀，甚至連多看一眼都沒有。

　　十五年後的今天，又下起了雨夾雪。望着窗外飄飄的雪花與滿地的黃葉，無數的記憶在我腦海里翻騰。父親那瘦弱的身影，淳淳的教誨，憂鬱的面容，…… ，不禁使我掩面，讓我在愧疚中煎熬。

　　我的父親1937年出生在山西晉北的一個貧苦農家，兄妹五個，排行老三。二伯早逝，伯父有病，和叔父一樣，青年傷妻，一直沒有再婚。姑姑在逃荒時留在了口外。生活的重擔過早地壓在了父親的肩上，他十二歲下井背炭，二十一歲在離家八十公裡外的煤礦當了工人。為了照顧一大家子，把母親和我們兄弟留在了村裡。加上叔父膝下兩個孩子，我們兄弟九個。由於困難，母親把六弟送了人。家裡全靠父親的工資和叔父種地維持，母親負責照料我們十幾口人，農忙時帶領一群孩子協助叔父在地里干點農活,父親則每月只回兩三天家。

　　我對父親最早的印象，是我四歲時和母親去礦上探親的事。記得那是一場午後的大雨，使我迷失了方向，邊哭邊走，越走離家越遠。最後好心的礦工把我抱到了職工食堂，一路找來的父親，渾身雨水，連把傘也沒打，他一邊抱我，一邊向幫我的伯伯致謝。記得那時的父親，非常英俊、高大，臉上白白凈凈沒一根鬍子。當我大了的時候，才知道父親個頭並不高，反而比較瘦弱。

　　父親去世十五年來，父親的形象在我腦海中非但沒有減弱，反倒愈清晰。不知怎的，如今越來越想父親，夢父親。夢裡和記憶里的父親，還是穿着中山服、戴蘭帽子的模樣，還是滿臉嚴肅。那是因為他去世前的十多年，大部分是那身裝扮。父親在世時，從不買衣服，也不讓我們買。或是工作服，或是我們替下的。即使工作服，也要省出來分給叔父。一件衣服他夏天穿單衣，冬天套上棉襖穿，直到穿爛為止。那件灰色的卡中山服，就是我工作第二年替下的。父親沒我高，又單薄，那件中山裝本不適合他，又肥又大，穿着它父親分外消瘦。但他總是說：“這挺好，這舒服，穿慣了”。我們知道，對於父親，好看不好看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能省錢。

　　我的父親沒啥文化，但喜歡讀書，更喜歡讀書人。他小時候一共讀過四年書，文化知識全是靠工余時間自學的。那時的學習途徑，主要靠報紙、有線廣播和工友間互學。父親從掘進、回採、到後來擔任調度室的調度員，與他勤奮好學是分不開的。他字寫的好，還兼做工區一些記工、統計、開支的等工作。父親對我們的教育，非常重視，非常投入。記得我上小學初中的時候，正值文革期間，成天學工學農，參加各種運動，很少上課，甚至連正式的課本都沒有。父親把單位的舊報紙攢起來，每月給我背回來。舊報紙是我當時唯一的課外讀物，看報養成了我的讀書習慣，開闊了我的視野。受父親的影響，我喜歡讀書，非常羨慕礦上的工程師，希望自己長大后也能成為工程師。

　　父親不抽煙，喜歡喝點酒，喜歡下象棋。由於經濟和時間原因，他從不買酒，也很少下棋。退休后的幾年，我們買的酒，他每頓也只喝兩盅，從不貪杯。父親愛吃面，尤其愛吃手擀麵。他吃面的時候，常常滿頭大汗，濕透了的內衣緊緊地貼在了身上，吃飯時脖子上有時還搭塊毛巾。現在想起這些，我心裡老在隱隱作痛，非常後悔當初沒多陪他喝盅酒，替他檫檫那背上的汗，甚至連盤棋也沒和他下過。父親不愛照相，每次照相都說他不喜歡，要我們照，要孩子們照。去世后居然找不到一張他的個人照，只好從大家的合影中剪出他的頭像，才做成遺像。現在看來，他是怕花錢，並非不愛。

　　父親給我最大的感受，是他對爺爺奶奶的孝行和對我們的嚴格。父親平時說話慢言慢語，舉止很有分寸，決不說大話慌話，在我們面前，更是一臉嚴肅。很少逗我們兄弟玩，從不把對我們的愛露在臉上，我甚至沒記住他開心笑的樣子。父親每月回家，在院外就喊上媽了，連鄰居們都知道他回來了。拿回來的好吃的，一定是先讓奶奶爺爺吃，然後才給我們。小時的我們既盼父親回來，又怕父親回來。父親回來的日子裡，大家非常小心。尤其二弟，頑皮不愛上學，常常是父親回來了，他藏了，父親走了，他就出現了。我聽話，又愛學習，很少惹父親生氣。四弟最實際，覺得自己做錯了事，就趕緊跑開了，父親很少打上他。三弟做錯了事，嘴還硬，挨打也不跑。記得他最後一次挨打，是他因為頭疼不念書後，在父親礦上當了燒鍋爐的臨時工。有次從鍋爐房拿回一根木頭，父親發現后逼他送回去，他不肯，還頂嘴，父親一氣之下動手打他，三弟氣不過報名當了兵。從那以後，三弟再沒讓父親生過氣。他一下成熟了，後來入了黨，複員到鐵路工作。其實，父親動手是嚇唬我們的，他和別人臉都沒紅過，更別說打人。生了氣的父親，總是皺着眉頭，不斷地嘆息，是我們不懂事，最後受傷害的是父親。

　　父親對我們的教育和愛，粗獷中帶着細膩，實在中顯得厚重，只能慢慢的回味。1978年我考上了縣裡的重點高中重點班，那時每月二十八斤糧，細糧比例很少，一周只有一斤饅頭，有時不夠一頓吃，其餘都是玉米窩頭和糊糊，菜是一勺土豆煮白菜，根本吃不飽。父親每月回家時，順道看我一次，給我帶幾個饅頭和一瓶豆醬。饅頭是從他的口糧中節省出來的，醬是為我蘸着窩頭好吃些。怕影響我學習，無論等多長時間，父親都是在宿舍門口遠遠的張望，從沒到過我教室。高中那兩年，我沒買過課外書，唯一的一本漢語小詞典，還是父親單位給他的獎品，詞典上還蓋着父親煤礦的章。1980年，我不滿十七歲，被省城的一所大學機械系錄取，成了我們村有史以來的第一個大學生，也圓了我半個工程師的夢。父親知道后，好象若無其事，看不出絲毫高興的樣子，更別說許諾送我到學校，只是默默的為我籌措學費路費。其實，父親知道我沒出過遠門，也想看看我的大學是什麼樣子，可缺的是路費。生活的擔子過於沉重，他那能笑得出來。我在省城上了四年大學，花了五百多元，將近父親當時一年的工資。家裡十幾口人吃飯、穿衣、上學、看病，父親月月都借錢。如果沒有國家助學金，我根本念不完大學。畢業時，父親為我買了平生第一雙皮鞋和手錶。而他自己當時既沒有手錶，也沒穿過皮鞋，更沒騎過自行車。直到1994年，家裡經濟好轉了，五弟要到重慶上大學時，父親第一次提出要送兒子去。我們明顯地感覺出了他心裡的喜悅。那時他已經退休，我們滿以為他會順便看看重慶的名勝古迹。可誰也想不到的是，他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車，安排好五弟后，連旅館都不捨得住，在火車站的地上過了一夜，又坐了一天一夜的硬坐回了家。從那以後，父親非常關注重慶新聞和天氣預報，看得出他對小兒子的牽挂。

　　記憶中的父親，工作認真負責，從未出過差錯。我沒下過礦井，但我知道，煤礦井下情況複雜，條件惡劣。父親他們，幾十年如一日，每天從宿舍到井口，從井口到工作面，來回十幾里，十幾個小時。從井下一起出來的工人，他們一樣黑的臉，穿一樣用汗水和煤塵漬出來的工作服，戴一樣的礦燈安全帽。只能靠個頭、語音形態，來分辨他們是誰。父親從掘進、回採，再到調度室，僅有一次被煤溜槽擠傷過手指，在礦工中少有。難怪很多年輕工人都想去他工作的班組，為的是安全放心。小時候我放假到礦上玩，住在父親宿舍，看到工人們三班倒，非常辛苦。他們工余時間十分單調，偶然看場電影，多數是下會兒棋、聊聊天。小時候的我，很喜歡他們的礦，因為那裡什麼都有。學校、醫院、俱樂部、糧店、食堂澡堂，連郵局和火車都有，非常羨慕那裡的孩子，很希望在那裡上學。我那時最恨父親單位的領導，因為每逢除夕和中秋，父親總在加班。長大才懂得，節假日沒人願意上班，父親是自願的，為的是那點加班工資。

　　父親一生把最好的年華獻給了煤礦，把全部愛給了我們這個家庭，自己留下的是辛勞和疾病。一輩子如同他挖出的煤，燃盡了自己，溫暖了別人。大半生一個人在礦山，與我們在一起生活的日子並不多。直到奶奶爺爺相繼過世，我們兄弟陸續工作結婚，父母才算團聚，那時他也快要退休了。我們一家真正的團圓，是1993年父親退休后，為了幫我們帶孩子，和母親一起搬到我們兄弟工作的城市。回想起那個時候，父母那忙碌的身影仍然歷歷在目。他們無微不至地照顧着我們的起居，我們無憂無慮，說說笑笑。下班回來就能吃上可口的飯菜，然後美美地睡上一覺，那是我們全家最幸福的四年。

　　那時我們家住在一樓，父親總是閑不住，除了幫我們做飯接孩子，每天早上把樓道、樓前樓后打掃得乾乾淨淨。時間長了，乾脆管起了小區的衛生，收起了電費水費。慢慢的，樓里的住戶不但不亂仍東西了，還主動打掃，父親在小區里很受尊敬。在他查出癌症之前，還給小區後面的單位看起了門房。當時父親身體已經不好，我們不讓干，為此我還找過用他的單位，扔過他的掃帚，始終沒有攔住，他說要為五弟上學多攢點錢。

　　我的父親很堅強，也很樂觀。他一生住過兩次醫院，都是因為多年井下工作，落下嚴重的關節炎、肌肉萎縮。一次是在省人民醫院，一次是在他們礦醫院，都沒有人的陪護。那時我剛參加工作，弟弟們還小，都在上學，我只是去醫院探望過。最終因為腫瘤奪去了他的生命，但卻沒住院，醫生說是晚期，已經沒有住院和手術的必要。父親完全知道了自己的病情后，顯得很平靜，只是要求回老家。我們知道他的心事，一是落葉歸根，二是為減輕我們的負擔。我們現在十分後悔，如果當時積極住院治療，也可能延長他幾個月的生命。父親在最後的幾個月里，看得出他心裡有壓力，但想的更多的還是我們。在北京檢查完病，因為二弟是第一次去，父親興緻勃勃的領他參觀軍事博物館、故宮。他看的認真，講的仔細，生怕漏掉一處，根本不象個病人。回到老家后，關心的仍然是我們的工作、以及上大學的五弟，甚至關心重慶改直轄市，關心香港回歸。病中多次囑咐我，照顧好伯父和母親，管好兄弟們，沒有提過他自己。在病床上，總是把人們探望他買的吃的分給伯父和孩子們，總說他吃不進去了。在最嚴重的日子裡，我們怕他疼的厲害，給他準備了麻醉針，他沒用一支。有時見他疼的冒汗，卻聽不到一聲哼。有一次大孫子看到爺爺痛苦的樣子，急得邊哭邊叫爺爺，父親一時沒能忍住也哭出了聲，但馬上止住了，督促母親哄住孩子，那是我見過父親唯一的一次哭。父親去世時，不到三十五歲的我，突然覺得天塌了似的，沒了依靠，六神無主，好象千斤重擔壓突然在了自己肩上。怕影響五弟學習，父親生前就囑咐我們，他過世后不能通知五弟。可當五弟寒假回來后，父親已經埋在了那塊他曾經耕種過的土地里，父子沒能見上最後一面，我們心中的痛苦可想而知。

　　父親操勞一生，沒有萬貫家產留給我們，但他那堅強自立、勤勞善良的做人之道，足以使我們終身享用。在他留下的箱子里，除了一套四大名著，就是一摞“先進工作者”“安全生產者”之類的獎勵證書，以及幾塊枕巾、毛巾被等獎品。他一生的工資，加在一起，不一定夠支付他最後半年的醫療費，但卻支撐了我們一個十幾口人的家庭；他文化不高，卻教子有方，福蔭子孫；他一輩子沒捨得在自己身上多花一分錢，靠勤勞節儉卻培養出了幾個大學生。

　　如果父親活着，今年也只有七十六歲。他一定不會想到，如今他有了八個孫子孫女，最大的已經碩士畢業，參加了工作。如果父親活着，一定和他的工友們一樣，住着自己的樓房，甚至坐上了自家的轎車；如果父親活着，他一定會遊覽他想去的地方，吃他沒吃過的東西。

　　可是，我萬分遺憾，我那苦命的父親，沒能等到好的時候，享受幸福、享受天倫之樂。我萬分懊悔，沒來得及回報父親，他卻永遠地沉睡在了他那熟悉的青山綠野之中。我也萬分慶幸，做了礦工父親的兒子。

　　我為有這樣的父親而驕傲、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