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有故人來（三篇）

　　似有故人來（三篇）

　　梅子姑

　　梅子姑是那種讓人永遠懷念的女人。

　　梅子姑並非我的親姑。父親只有哥仨。但我從小就以為她是我的親姑，因為她和父親情同手足，親如姐弟。他們共有一個爺爺，從小一起在農村玩大。後來，姑嫁到了離家不遠的另一個村子的邢姓人家，父親也於新中國成立初期調任專署教育局。我是在父親離開家鄉后才出生的，所以和姑姑見面並不多。但只要父親回家鄉趕集，過紅白事，或是蓋房子，都會帶上我，每次也都會在姑家歇腳，看望他的這位堂姐。至於他們的童年往事，父親從未提及，我一點印象也沒有。父親常說的是這一句：“姑舅親輩輩親，打斷骨頭連着筋”。

　　中學時代的我，從城市來到鄉下玩，很是新鮮。田野風光，青草氣息，裊裊炊煙，都讓我迷醉。特別是夏夜，我喜歡和表弟表妹一起，在寬大的平房頂上玩耍，嬉戲。晚飯後，登着木梯爬上房頂，往竹席上一躺，吹着涼風，望着深藍天幕上的滿天星斗，那叫一個愜意！每到這時，總能傳來院子里梅子姑的喊聲：“可看好了呀，千萬別睡著了滾下來！”“拿着單子，涼了就蓋！”姑姑的叮囑傳來，我們幾個會故作大聲地應答着，然後一起大聲頑皮地笑：“我們又不是小孩子，知道的！”隨後又聽到姑姑的嗔怪，“不是小孩子是啥！”

　　天剛亮，早起的姑姑必定會喊我們下去吃早餐。那時農村很窮，姑姑還是傾其所有，攤雞蛋煎餅，每頓都讓我吃個大飽。我知道，我走後，這樣的伙食是維持不下去的。因為那時姑夫還生着病，細糧主要是供姑夫吃的。

　　大多數過節、趕集是在爺爺家。梅子姑每次會早早趕過來，挎着水藍色包袱。印象中，姑姑身材高挑，梳着髮髻，穿着側襟布衣，褲角是包着的，永遠一副乾淨清爽的樣子。腳是裹過的小腳，走路時明顯發晃。只要親戚聚會有姑姑在，必定是她挽着袖口，洗菜切菜，刷鍋刷碗，忙個不停。男人們喝酒吃肉時，姑姑是不上席的，她一直在灶台旁忙活。

　　我在城市的家裡，偶爾會看到姑姑來。每次都要帶來一些瓜菜、花生、小米等土特產。那時我們兄妹6個，儘管全家經濟拮据，日子過得緊巴，只要姑姑來，還是可以見到肉片，吃上一頓飽飯的。我們家裡每逢有困難了，父親總會捎信給梅子姑，一起商量解決辦法，姑姑往往會出人意外地雪中送炭。大哥是家裡第一個結婚的男孩，女方需要彩禮，要制辦上海牌手錶、蝴蝶牌縫紉機和白山牌自行車等三大件。父親從同事處借了錢也沒湊夠。這天晚上，天已很晚，正當父母為哥哥婚事缺錢而發愁時，姑姑推門進來了。她走得急，一進門氣喘吁吁的。沒顧上喝口水，先打開藍皮包袱，取出一些錢交給父親，說：“我籌集了些，先拿着用，婚事總要辦得像個樣子。”

　　時光飛逝，人生易老。我們的父輩在我們不知不覺中變老。父親20年前以處級待遇離休，他得以有更多的閑睱回家鄉看望梅子姑。姑姑到城裡來得少了。我再見到她時，則是在北京301醫院附近的小旅店。表弟、表妹陪着梅子姑來檢查身體。大凡家鄉的人能來北京看病，那病着實嚴重得很。我提着一些水果和牛奶走近躺在床上的梅子姑，她蒼老、瘦削得厲害，兩頰癟下去，眼神茫然，頭髮枯黃。她沒力氣說很多話，只記得臨走又重複說，“不要再來看我了，你工作太忙，啥事也不能誤了工作！”一走出旅店，我的淚便止不住。我的梅子姑！你對我的好我無以為報，面對你的病，我又無能為力……

　　沒多久，傳來梅子姑去世的消息。我陪着父親趕回家鄉弔唁。父親神色獃滯，悲痛難抑。我想，他一定會憶起童年時和梅子姑一起玩耍的情景。上輩人之間的情感我們無以知曉，他們在晚輩面前很少表露出來。梅子姑去世沒幾年，父親也離開了我，追隨他的堂姐去了。

　　前年夏天，我又回家鄉一次，順道看望表弟一家。梅子姑當年計劃中的院子經過了翻蓋，一切都是新的了。只有院內那棵葡萄樹是梅子姑在時栽種下的，如今根粗葉肥，葡萄藤爬滿庭院，一串串“巨峰”透着紫紅色。站在樹下，我不由地又想起了梅子姑……

　　想念李老師

　　李老師瘦得厲害，甚至可以用到這樣的形容詞：瘦骨嶙峋。

　　我1987年夏到北京讀研第一次見到他時，他就是那麼瘦，細手腕在袖管中顯得空蕩蕩的，手背脈絡分明。我總想，李老師為什麼不多吃一些？比如連着吃幾碗紅燒肉，定會胖起來的。

　　不知道他年輕時一直這樣瘦，還是後來瘦下來了呢？聽另一位身材魁偉的張老師說，李老師性格耿直，一身傲骨，但此生命運多舛，早年被打成右派，後來歷次政治運動都會被收拾一番，幾番狂風暴雨下來，李老師焉能不瘦？況且他還有嚴重的胃病。

　　李老師是南方人，一生從事新聞業，有妙筆生花，又有銳敏洞察力，快到退休年紀了，才轉到新聞學院教書。他是我的班主任，但從沒擺過架子，和我們平起平坐，把我們當作他的孩子一樣管理。有一天，我向他訴說兩地分居而想念外地的妻女時，他的眼眶內竟也有同情的淚。課程不多時，我會偷偷溜到永定門火車站買張站台票就回家鄉了，他即使知道了，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給我們上課時，說到社會上不平之事，他一口江浙話，會發出最強音，聲嘶力竭的樣子，我們無不為他的激情而感動。暑假后同學們返校后的第一次班會上，東北的春雷同學談到社會上的不正之風，舉例一位領導幹部買官賣官的事，李老師突然大聲說：“這是什麼似兒（事兒）？共產黨人的臉都讓這幫人丟盡了！他媽的！”李老師還會罵人？我們止不住笑，李老師意識到了這是在課堂上，也嘻嘻地笑起來。

　　轉眼到了畢業時刻，學生們無頭蒼蠅一樣到處亂碰，都希望留在北京，找一個前途遠大的工作。李老師那一段很忙，畢竟他在新聞界熟人多，不停地給我們介紹工作。我的工作也是他和楊老師一起幫着推薦的。接收我的周刊社管人事的周主任和我談話時，並不避諱收留我的原因，告訴我說：“你們李老師和楊老師可是大力推薦你呢，說你有寫作基礎，還有地方從業經驗。我們相信他們。”有沒有老師舉薦，真的不一樣。

　　那時不興謝師宴，況且我參加工作后，更是和李老師一個單位了，對安排工作的事，除了同學們聚會，我會專門敬一杯酒給李老師，並沒有其他特別的表示。畢業后，我有一位同學，先後換過幾次單位，最後分到央視工作，期間因為換工作時戶口沒有着落，李老師索性讓他把戶口遷到自己名下，這位同學從此對外稱李老師為舅舅。幾年後，我們師生一起聚會喝酒，那位同學敬酒時，仍然叫李老師為“舅舅”。

　　不管在學校，還是畢業後到了社會上，李老師對我們總是有求必應。同學們私下裡都說，李老師心眼軟，好說話。畢業后不久，我有一長篇報告文學要出書，找到李老師，問是否給我寫序。李老師愉快地答應了，三天後就託人捎給了我。他在我的《生命與愛的詠嘆》一書的序中兩次寫到自己“年過七旬，歷經滄桑”，“我這個年邁老人”，結尾處，他寫道：“作者是我在新聞學院教書時的學生，我能為我的學生的這本書作序，感到欣慰，也感到無比的榮幸！”李老師的欣慰溢於言表。

　　幾年後，我把妻女從河北遷到北京，落實了戶口，分到了房子，並且和李老師住在一棟樓上。這是三叉形狀的樓，我住北叉，李老師住中叉。我看到他的機會更多了。越發清癯的李老師，經常領着孫女在院裡子玩，享受着天倫之樂。而我，也會領着我七八歲的女兒在院子里玩耍。每次我女兒甜甜地叫他“李爺爺好！”李老師都是一副慈祥的笑容。他看着我進京並在北京打拚，也看着我的孩子一天天長大。

　　然而，平靜安逸的生活有一天被打破了。很長一段時間，沒有見到李老師，我就問同學迎暉，“怎麼這麼久沒有見到李老師呢？”迎暉說：“他年歲大了，回浙江老家了。”中國人講究葉落歸根，年歲大了，他就喜歡回到故鄉生活吧。

　　但又有一天，迎暉突然打電話告訴我：李老師去世了！而且後事已經在老家辦完了。我一下子驚呆了，半天沒回過神，我沒有任何思想準備。我想，如果在北京，李老師總是要有個生病的過程吧。怎麼說沒有就沒有了呢？我們受到他的恩德，但從未回報過他。到了，他連最後一面的機會，也沒有給他的學生們。

　　正是這前後，我的父親也離我而去。兩位老人的離世讓我悲傷不己。歲月流逝，上一輩人一個接一個地都走了。他們活着的時候，我們雖不是天天能見面，但總歸可以見到，可以聯繫到他們。可如今，陰陽兩隔，我的父親，我的像父親一樣愛護着我的李老師，我是今生今世再也見不到你們了……

　　我的第一任科長

　　張科長是我大學畢業后第一位頂頭上司。我1987年離開編輯部時，全科同志在那棟3層辦公摟前的階梯上合影。張科長堅持讓我立在中間位置。那時的我，青春得志，意氣風發。

　　這次離別後，再也沒有機會見到張科長。但30年來，每當回顧青春往事，張科長總會浮現在我的腦海，左手指夾着一顆煙，右手端着一杯濃茶，微笑地看着我……

　　我在編輯部總共工作了5年多，我所在的科室人員幾經更新，上一層領導也時有更換，比張科長資歷淺的也有提拔的，而張科長卻始終如一地坐在靠門一側的角落裡。曾有一次分來新大學生，我說：“張科長，你調到西側光線更好的辦公桌吧。”他說：“我年歲大了，在哪無所謂，還是把最好的位置讓給新編輯吧。科里的活還要靠他們干呢。”不僅如此，張科長的外在形象也是幾年如一日。夏天是白色襯衫、深藍褲，其他三季皆一身深藍裝，半新不舊的。偶爾看到他換上了一身綠軍裝，那是他惟一的在外當兵的兒子給他捎回的衣服。與眾不同的是，他四季戴帽子，帽子也是藍色的。

　　張科長平時話不多，也極少提及過去的事情，關於他的經歷我知之甚少，只是偶爾聽那些老編輯說上幾句。他50年代畢業於北京名牌大學中文系，是那種資歷深厚、學識淵博的老知識分子。據說他畢業后先是在家鄉的縣工作過一段時間，文革前由於出色的寫作能力被調到地區的報社工作。所以，他處在文革風暴的中心，反而獲得安寧。不像我們科另一位北大中系畢業生，早在大學時才華橫溢，發表過幾篇文藝評論，被打成右派，從此窮愁潦倒，輾轉各處，差不多和我這個高考改革后的大學生幾乎同時間進入了編輯部。

　　當然，這和張科長一生謹慎為人做事有關。他深諳中國政治氣候的活動規律，只要是領導指示，堅決貫徹執行，從不說半個不字。即使是私下，也不議論時事。作為一位從事政治報道的編輯室的科長，他不可能沒有自己的想法和觀點，但他能做到把想法憋在肚子里，可見他的政治涵養和世故。我第一年到編輯部時，本想在業務上大幹一番，沒想到被總編一個指令下放到縣裡，讓我借調參加地委的工作組。這讓我大光其火，拒絕參加。那位總編於是在全體編輯會議上不點名批評說一個新同志不服從工作安排。張科長散會後苦心勸我：“你剛來，情況不熟，為這事和領導頂牛，不值，還有以後呢！也就幾個月回來了，還趁機可以熟悉熟悉基層。”幸虧我聽從了他的勸告，背起行李卷就下鄉了，從此也懂得了一點生存法則，知道什麼叫“胳膊扭不過大腿”。

　　從地委工作組回來后，我變得“乘”了，努力做到“尊重領導，團結同志”。為此，常常得到張科長的表揚。張科長那時應該有50多歲，視我為自己的孩子，愛護有加。每次我因私事請假，剛說到“張科長，我想這兩天請假——”我的話還沒有說完，他就會說，“去吧去吧，沒事的。”他好像並不想等我說出有什麼樣的私事要辦。多年後我回憶，在我和張科長共事的5年多，他從沒有因為工作批評過我一句，而且任何時候請假，都不待我說完便恩准了。我的頂頭上司，可以這樣無條件地信任我，在我的幾十年工作生涯中，絕無僅有。我新婚時，因暫時沒有分房，張科長竟允許我把那個單間辦公室當作了我的新房。白天辦公，晚上就是我的小家。張科長對我的“寵愛”真是到家了。

　　那一年，報社辦公樓的北面，蓋起了3棟宿舍樓，張科長分得一套兩室一廳。給張科長搬家時，我因公差沒有參加。第二年春節時，我和另一同事去他家拜年。一進新房門，我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在編輯部德高望重的張科長家中，除了一張木板床、幾件舊衣櫃，就是那架舊的竹躺椅。我進門時，張科長正坐在躺椅上喝茶。這是他的老習慣，抽煙很兇，幾乎一顆接一顆，同時又要喝很濃的花茶。我形容他這是“點火——熄火”的過程。他迎接我們時，還不停地咳，“沒辦法，一到冬天，就哮喘得厲害。”

　　這是我惟一一次去張科長的家。張科長怎麼過着這般家徒四壁，清貧簡陋的日子呢？此前，我知道的只是他謙和、低調、謹慎、克己的一面，他背後真實生活的一面，我一無所知。當後來我又聽說張科長的家庭生活也並不順利時，我便為窺到了我十分尊敬的上司的隱私而又憐憫又愧疚。

　　我離開家鄉后，曾收到過張科長寫於1987年9月7日的一封短信，字跡逎勁而清秀。他寫道：“你在編輯部5年，不論工作、學習，還是與同志們關係，都是值得稱道的。你走後，領導多次在大夥面前稱讚你，並一再強調要多培養幾個像你一樣的編輯。”

　　據說退休后張科長去了南方，跟兒子過了。以他低調得不能再低調的為人處事個性，我想，他是希望像彗星一般劃過天際，再無聲息的人生的。

　　2014年9月10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