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家

　　搬家

　　我一生搬過五回家。

　　1963年冬我應徵入伍，離開生我養我的老家，這當然不能算作一次搬家了，因為那時我還沒有成家。我的思想不能從我們那個老家裡搬走。

　　1970年春節前我們結婚，單位就把同我住在一個單身宿舍里的老安支走，這間宿舍就成了我人生意義上的第一個家。妻娘家陪嫁來了一套新被褥，加上我從部隊復原帶回來的那床軍用被褥，就構成了我們的窩。我老記着我們家鄉人的話，被窩被窩，被子在哪兒，那兒就是你的窩。那個時候人們很羨慕雙職工，所以我對這個新家就有了種自豪感。有時候還真的偷着笑呢------怪道來人把結婚叫成家，有了媳婦就有了家呀！

　　可是婚後我們好長時間仍然過着單身生活。妻在一個省級工廠上班，三班倒，很規律。為了方便，她還在娘家生活。我被抽調去一個三線建設工地搞宣傳工作，輕易不得回來。那時我們的家庭觀念都很淡薄，但是心裡卻很踏實。我們都很明白自己在社會上的家庭歸屬以及這個雖然簡單的家庭的成員都在不同的工作崗位上做着革命工作------這既是我們的精神支柱，又是非常可靠的我們賴以為生的雖然微薄卻令人羨慕的經濟來源。我們還沒有學會過日子。經濟上實行的是AA制。我的工資夠我吃穿用的花消，根本沒有省點存點的打算；她倒是省吃儉用的，每月那點工資，用她媽的話說，“廠里發多少，給家交多少！”1972年，我們有了孩子，當然還得孩子的外婆來管，我們還是各上各的班，忙於革命工作。但是，由於要給孩子報戶口，我們那個家從此有了戶口本。啊，我很有一番神聖之感呢，我們這個家在社會上有了檔案了呢!

　　後來我們單位隨着事業的發展調來幾位大學生。他們同我一般年齡，也都先後結婚成家。於是單位就有了“東院”，住着我們幾戶雙職工。那時我們都很單純，大家親如一家，過着生平中比較得意也還舒適的日子。如今，大半輩子過去了，那段日子始終清晰的留在腦海。

　　1976年秋鬧地震，“東院”便散了。那時我是編輯，為了離播音室近一點應急工作方便，我那個家隨着我的工作搬進單位所在地的文廟大院。這是我第一次搬家。也是我第一次感覺到有着革命情誼的那種鄰居關係的戀戀不捨。我同時感覺到有家也還是一身輕啊，大家幫我把被窩抱到文廟大院即得。我們那個家沒有鍋碗瓢盆，我們還在單位的灶上吃飯，更沒有象樣的傢具擺設，相反，若有即被視為“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據說，文廟以前是縣政府所在地，房子較多。我家住了一明一暗兩間大房子，內外分明，很有一番神秘和氣派。其實，房子里空蕩蕩的。我們在外間的迎面牆跟前擺了張單位的一個閑置的茶几，兩邊有那年我去漢中買回來的一對藤椅，這便成了當年的很讓同事們羨慕的大客廳。一次，省廣播電台農村部的記者來採訪，我在自己家裡接待了他。他很驚訝，說基層的記者就是闊，住這麼寬敞這麼漂亮的房子！後來，我也去過省城裡的幹部甚至領導的家裡，說老實話，並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豪華和奢侈，但畢竟比縣城的雙職工家庭時興和充實。比如，人家有像樣的床頭和床頭櫃，有像樣的傢具，房子里也收拾得漂漂亮亮。

　　家庭條件的改善是社會進步的腳印兒。我就順應時代，做了幾件像樣的傢具。卧室里有了一對漂亮的衣箱；外面的那間房子擺上了一張八仙桌，有客人來，坐下來喝茶、敘話也顯得體面；離鍋台很近的門口，支起了小飯桌，很像個過日子的樣子。當年有幾句形容雙職工裕如日子的順口溜說，小鍋小灶小寶寶。我們也就置辦了風箱、鐵鍋和碗筷瓢盆，在門口的房台沿上壘起了灶台。妻三班倒，很規律，下班回來做飯。逢禮拜天，接孩子回來，過着甜甜的日子。那個時候工資差別不大，雙職工家庭好像都是一個模式，家庭擺設大同小異。加之，他們又有額定的糧油和票證供應，比起家在農村的單身職工來，那簡直是社會的寵兒。所以那個時候我的思想很進步，感謝共產黨，熱愛毛主席！好好乾工作，一心為革命！

　　那個時候把“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這話叫得很響，加之妻所在的工廠又是省級的，所以在縣城就顯得很紅火。人家那生活區家屬樓一棟一棟的，成了縣城一道亮麗的風景。除此而外，廠子又在城區設立了幾座家屬院。為了照顧到我們雙方上班和照顧家庭的方便，妻軟纏硬磨的在房產科爭得一套房子。我們搬進一個名叫“鹼廠”的家屬院.。

　　這第二次搬家，就與工人階級為伍了，過起了規範的居民生活。

　　說是一套房，實際上就一間不過20平米的平房，只是外帶一個低矮的廚房，就這在我所在的單位引起轟動，大家很羨慕，我搬家時都來幫忙，說是要參觀一下正規廠子的家屬區。我當時有種安居落業的感覺，我們家溶入了社會主義的大家庭。

　　小院里住着20多戶人家，有工人、技術員、司機，哦，還有一位廠里領導，但基本上都是一對夫妻加上一兩個孩子的三五口人的戶型，日子過得緊湊緊張。廠子那邊的廣播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歌曲一響，工人們便拖家帶口的先將孩子安頓去了託兒所或者幼兒園，然後浩浩蕩蕩的上班隊伍湧上廠區。由於工作性質的原因，我經常在家上班，所以每天都被這情景感染着。工人們也真不容易啊！後來院子里有人知道我是個記者，都很羨慕，說我是“無冕之王”。這倒讓我清醒了，何時何地都不能去當超越人群的特殊角色。我於是毅然決然地踏着那《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歌曲同工人們一樣去自己單位上班。

　　融入工人之中，就要向工人們學習。那個時候社會分配相對合理，工人家庭的貧富懸殊不大，大家過日子都圖實在，不講究花哨和排場。各家的擺設大同小異，都是卧室兼客廳的格局；飯桌上也基本上都是清清淡淡，吃頓肉便算是改善伙食。所以大家在一起顯得非常平等。記得那位廠級幹部的穿着也很平常，出出進進見人也是點頭哈腰的向工人們問好。小院里那種平淡的生活在我的腦海里卻紮下了深深的真正人生意義之根。

　　第三次搬家是在1979年，我們已經是四口之家了。妻在一個叫“梁場”的家屬院為我們爭取到一套一間半的住房。外間跟別的家一樣，卧室兼客廳；那半間套房便成了我的書房兼客房。一時的寬展很令人有種喜遷新居的興奮感。

　　梁場家屬院只有十戶，其中就有三戶是廠里的現職領導，其他各戶，基本上都是廠里的中層幹部。他們上班也踏着《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曲的節奏，然而步伐卻沒有那麼急促那麼有力。他們的相同之處有點奇怪，家家卧室兼客廳的正面牆根都赫然豎立着當時很時興的虎腿兒大衣櫃。柜子中間是落地式穿衣鏡。他們上班時，從柜子右側取出外套，穿在身上照着鏡子左左右右上上下下一打量，然後拉上門，彷彿要上街似的去上班。妻於便吵鬧着要給我家弄一個像樣的大衣櫃。時興嘛，總是個進步。我尋情鑽眼在木材公司搞到半方水曲柳木料，又託人請了高手木匠，在家折騰了半月，總算跟四鄰一樣了，那衣櫃給我家增色不少，至今依然陪伴着我。老伴厭嫌它了，孩子說該淘汰了，只有我堅守着老觀念，舊東西捨不得丟。讓我不明白的是，我們那個小院的素質應當說相對高一些的，可是家庭教育卻就相對落後了呢？甚而至於有兩三戶就有智障者。我曾感慨道，人呀，家道再好，莫過於後繼有人！

　　在梁場家屬院我經歷了一場灶火的革命。早就聽說大城市西安市民用蜂窩煤做飯，既乾淨又方便。縣城人盼着啥時候再不煙熏火了的做飯了。不久，縣裡辦起了一個氮肥廠，無煙煤沫是他們的下腳料。有人就發明了打蜂窩煤的摸具。一時間，縣城便風起雲湧般的興起了自己打蜂窩煤。家家戶戶搬掉了鍋台，用上蜂窩煤。我家打蜂窩煤那天，單位幾位家在農村的同事來幫忙，倒是要體驗一下這個時代的新鮮事。其實打蜂窩煤是挺累的活。後來縣上的煤炭公司順應局勢發展，也有了供應蜂窩煤的業務。

　　時代潮流是在人們的不知不覺中來臨的。一天，妻下班回來，興緻勃勃地告訴我，他們廠出了個能人，利用工余時間在生活區為工人家庭做沙發。不要工錢，光管一頓晚餐。她說，人家那手藝高呢，沙發樣式大方漂亮，成了家庭的時髦擺設。妻並且掏出一個單子，讓我去市場買料，讓那人也給我們家做沙發。我意識到居民家庭的又一個春天來了，沙發這隻尊貴的燕子也飛進尋常百姓家。果然，市場上已經形成銷售沙發構件的大氣候，大到做沙發的硬木料、各個花色品種的布料和各種規格的彈簧，小到飾條和鉚釘，應有盡有。記得“文革”那時候我在部隊時曾經為一位首長寫過一篇靈魂深處鬧革命的文章，題目就叫《沙發上的革命》，如今這個資產階級的奢侈品卻被工人家庭心甘情願的接受着，這是思想腐蝕的結果還是社會的進步？有兩句俗話說得好：到河裡脫鞋，到山裡打柴。到啥時候就說啥時候的話，辦啥時候的事。順應時局既是思想上的進步又可獲得精神和物質的享受。我家的沙發做好以後，有朋友又送我一套三人大沙發，綠色燈草絨布面，非常惹眼。搬進小院的時候。人們都用驚慕的目光看我們家。

　　那個時候我們的運氣真好。不久，妻又在我們家對面爭取到一套兩間的住房。我們要第四次搬家了。為了討個吉利，圖個紅火，我專門去三原縣城賣回一台14吋黑白電視機。當晚，在院子中間像放映電影似的請鄰居們看了場電視。記得演的是迷戶現代劇《杏花村》，說的是農村實行責任制的事。大家都覺得很熱鬧，說戲上就是世上，這世事真是越變越好了。農村人的日子好過了，城裡的電視會越來普及。這是實話。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到處呈現出勤勞致富的喜人景象。工人們雖說仍然踏着《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節拍上班。可是腳底下明顯的起了急，競爭機制讓大家都感覺到，上班一點兒不能馬虎。收入差距的拉開，大家都不願意落後，更想多掙點錢。

　　那時候總是很忙的，同小院的鄰居們相處的時間越來越短。一天晚上回到家中，鄰居說我姨母從蘭州回來找我，見我忙的不得落家，很高興很放心的走了。我當時心情很激動，連我姨母這樣的農村老太婆也體會得來時代前進的腳步聲，啊，這不是太平盛世嗎？

　　為了緩解幹部職工住房緊張的局面，縣上鼓勵幹部蓋私房。我作為中層幹部，也加入到帶頭行列。縣城建部門在東塬一塊偏僻的地方規劃了幾院庄基地，我家就在其中。這些年來生活水平比較簡單，懂得了勤儉持家的好處，手頭也積攢了點錢。但是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一下子能拿出八、九千塊錢。當時錢也很值錢，我家要蓋的那兩層小洋樓居然只要8500元。我那時仍然很忙，顧不得工地上的事，朋友幫忙，讓我採取包工包料的形式。到時候工隊掃地出門，我們只待驗收入住就是。人說一輩子不蓋房，便是自在王。我這次蓋房卻忙着公家的事，倒也覺得自然、輕鬆。但讓我體會很深的是，錢即確是個硬頭貨。過日子就是學會攢錢。

　　1987年秋季，我們搬進了小洋樓。這是我們的最後一次搬家，也似乎是我們對家的最後歸宿。那天老家人也來慶賀。在他們的舊的觀念中，莊子房，碌碡場，是男兒一輩子的家業。我能在縣城蓋小洋樓，那是先人的積德和自豪。我羞愧難當的說，咱是趕上好世道了！

　　一晃二十五、六年了。我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早年憧憬着的“電燈電話，樓上樓下”、“種地不用牛，點燈不用油”已經不在話下，物資也即確是極大的豐富了，用老百姓的話說，要啥有啥。我所在的這個新村如今十分繁華，整天車水馬龍的，閃耀着時代的居民生活的靚麗。我漸漸進入老境，卻念念不忘幼年時在農村老家過的那種生態式的生活，更深深懷念的是那淳樸的村風和可親可敬的父老鄉親。我想再搬一回家，回到老家去！

　　（2013年8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