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不能承受之輕（一）———雅安地震再反思

　　雅安地震，全國揪心。而我對於這次地震至今卻沒有留下隻言片語，我知道有人責我無情，但我卻執着認為，無言絕不代表無情，更不是麻木！相反我每天都在關注着媒體、網絡，儘可能捕捉着每一個可能捕捉到的新聞點。

　　其實我知道自己並沒有閑着，面對突如其來的災難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也許，有人會說當前最重要的是救災而不是反思。我要說，反思何嘗不也是救災的一種，沒有反思，我們就會重蹈覆轍，再次失誤；災后反思，我們就是事後諸葛，悔之晚矣。

　　恩格斯說，一個聰明的民族，從災難和錯誤中學到的東西比平時多得多。聰明的民族是善於反思的，也是勇於彌補不足的，這也正是“多難興邦”、“任何困難都難不倒英雄的中國人民”的奧秘所在。

　　一方面，我清楚注意到，相比5年前的汶川地震，此次政府、媒體、社會機構和民間的反應都有不少令人欣慰的改進，微博、微信等新媒體所發揮的作用也可圈可點。

　　另一方面，我更知道如果我們只是沉浸在巨大悲情中，那難免有點矯情，同樣我們只止步於已有的進步那則是一種不負責任。我們知道巨大的歷史災難，常以歷史的進步補償。與五年前的汶川大地震相比，我們確實進步了不少，政府組織更得力、民間表現更積極、現場施救更科學，驟然而至的災難，把我們凝結成為一個強大的命運共同體。

　　出於對生命極端負責的精神，當下，比肯定已有的進步更為迫切的，是審視存在的不足。

　　所以在悲痛遇難的同胞、欣慰救災進步之餘。我一直在反思並追問：這場災難有多少犧牲是可以避免？真正決定了地震死亡率的因素究竟有哪些？

　　近幾十年來，世界各國地震災難發生頻繁，在地震中遇難的人亦不計其數。

　　1906年，美國舊金山發生7.8級地震，3000多人遇難(約6000多人)。

　　1976年，中國唐山發生7.8級地震，24.2萬多人遇難。

　　1995年，日本阪神發生7.3級地震，約6500人遇難。

　　2008年，中國汶川發生8.0級強震，6.9萬多人遇難(1.79萬人失蹤)。

　　2010年，加勒比島國海地發生7.0級地震，22.25萬人死亡。

　　2011年，日本宮城發生7.4級地震，4人死亡。

　　2011年，日本宮城縣首府仙台市以東的太平洋海域 發生9.0級地震，15,843人死亡、3,469人失蹤

　　……

　　由上面數據不難發現，即便是震級相近的地震，在不同地區和國家所造成的死亡率卻是相差甚遠。這其中甚至出現了一種令人費解的“悖論”：作為地震多發國的日本，較之其他國家，其地震死亡率可以說是極低。究竟，在這相差甚遠的地震死亡率之間，到底是什麼在起決定作用

　　為什麼按照“8級抗震、9度設防”的要求設計施工的建築卻在7級地震前轟然倒塌，而最有諷刺意義的是雅安那座百年老宅卻在地震中巋然不動！難到是過去的科技比現在更發達不是？

　　固然，建築物在地震中是否會被損害，不能簡單依據設計時的抗震級別和抗震烈度，設計時的受力大小、角度與實際地震中的受力大小、角度是否吻合，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但是，回想當年重建人員“責任重於泰山，半點不敢馬虎”的誓言，按照“8級抗震、9度設防”標準重建的建築物，卻幾乎全部抵不住7級真震，這就不能不令人質疑了。

　　對比，2011年3月11日，日本發生了強度為里氏9.0級的地震，還引發了大海嘯，但日本造成的人員傷亡數量，卻只有汶川地震的七分之一。而且，人員傷亡主要是後續海嘯，而非建築物倒塌造成的。日本建築的抗震要求是7級，而汶川地震后重建建築的標準卻是“8級抗震、9度設防”，為何我們的高標準還不如日本的低標準呢？究竟是我們的標準和日本不對接，還是我們沒有日本人認真？

　　另外，我沉痛，我反思，當災難發生時候，我們地震預報部門幹啥去了？為什麼在每次地震前，我們地震局總是一點兒感知也沒有呢 雖說地震很難預測，但是我國投入那樣多的資金，就是為了希望能提高地震局的預測能力，能在災難發生前給群眾預報一些信息，讓群眾的感覺到生活有安全感，但是事實上地震局總是在地震發生后成了統計數據統計局，讓本應該震前履行的職責成了事後諸葛亮，並且這種現狀一直沒有改變，真不知道什麼時候地震局才能名副其實，其工作能力不再讓我們群眾質疑。每年數以千萬的投資為什麼就不能最地震的發生作出很好預斷，而民間地震預報機構卻能準確預報，而這種事情的發生，我們的地震局領導卻在警告着民間地震的預告的非法性，我無意於孰對孰錯，但我糾結於究竟在你們眼裡什麼是最重要的，是生命還是預報的權利？

　　我沉痛，我反思，為什麼當大家都在忙着救災的時候，我們很多明星們卻表現出很大差異，雖然都選擇了自己的方式來支援災區，但有捐款捐物的，有親赴災區的，也有人選擇創作、演唱賑災歌曲。誠如一直致力於慈善事業的著名歌手韓紅怒斥所說：此時唱歌比救援、搶救生命重要嗎？我們知道我們那些明星們究竟是在救災還是在作秀，當然這只是個別現象，但他卻最能燭微人性。

　　我沉痛，我反思，為何紅十字會自身公信力會如此的流失、聲名的惡劣已至如斯程度？郭美美事件帶來的巨大衝擊，長期以來的管理不善，捐贈物資的去向不公開透明，與國際紅十字會的標準相差甚遠，都是其屢遭詬病的原因。而對於這一切，我們的紅十字會不是很深入的反思，而是遮遮掩掩，猶抱琵琶半遮面，這究竟是為什麼？

　　我沉痛，我反思，固然在災難面前，我們政府行動更迅捷了，新聞通報不在遮遮掩掩了，但是我想問的是：四川是地震高發區，為何在頻繁的自然災害面前讓群眾心理卻出現了懈怠，為何如此頻繁的地震等災難的發生，我們群眾至今仍有很多不知道如何選擇更好的逃生方式？為何地震本身產生危害並不大情況下，但卻出現了人員傷亡的事件，尤其是出現了跳樓逃生事件？為何在災難危害巨大面前，卻人為提升了災難后危害性！對於地震逃生知識，當地政府是否真正重視。為什麼很多群眾對於地震相關知識還是如此模糊，因此在地震發生時他們不知所措，正是這樣造成了人員傷亡事件的增加。這和日本每年政府都組織兩次以上地震逃生有多麼大差別呀！我們的政府你究竟重視什麼！

　　我沉痛，我反思，我們諸多的政府官員為什麼面對主持人現場連線時一再急於表功的陳述，而使得主持人不得不一次次提醒甚至打斷他們的陳述。為什麼我們這麼多政府官員面對災難如此心安理得地習慣於以我為主，強調領導如何重視、救援如何及時，……我不知道他們心裡是否在乎災民的感受，是否真正珍惜生命。

　　我沉痛，我反思，我們的媒體。面對巨大災難，他們報道的是煽情式的災難現場，是血淋淋受傷現場，而這種鋪天蓋地式的煽情式的報道，究竟是在報道地震災難，還是在儘力提高自己報刊雜誌的發行量和點擊率，我不知道這些血腥場面對於災難中人們是否會有再一次的傷害，對於遠方的善良的各種媒體前讀者、觀眾是否有某種暗示或心理傷害，我不知道我們的媒體記者在報道時候，考慮沒考慮到生命的重建，生命的維護。

　　我沉痛，我反思，我們的人們大眾。面對天災到來，為什麼我們的當地群眾太多人選擇了逃跑外出的方式，為什麼在重災面前，他們卻寧願拋棄自己曾經居住的家園，拋棄自己在這裡錯綜複雜的親情、感情，而在重災面前選擇逃避，選擇懦弱？也正是這些人的逃避思想在作怪，使得救援之路阻塞，也讓不應該發生的事件發生了，讓救援的解放軍同志在救援路上車輛發生事故而犧牲。難到那些救援的人和等待救援的人的生命就不值得僥倖活下的你去珍惜嗎？

　　我沉痛，我反思，為什麼我們那些遠離災難的群眾總習慣於對紅十字會但呢個政府慈善機構進行懷疑甚至極力抹黑。大難當前，社會各界本應同心協力抗震救災，民間善舉固然值得稱道，但官方救助和專業基金會的正常運作依然具有重要的作用。網友自然有權利表達自己對紅會的不信任，並且可以“用腳投票”，但滿屏喊“滾”，意圖把紅會逐出救災的陣地，這種群體性的語言暴力讓人聯想起劃線站邊、非紅即黑、不容置辯的文革思維。而如果故意誇張、扭曲事實來中傷紅會，其背後用心更令人齒寒。利用群體的狂熱和非理性，把紅會打倒、踩爛，使其永世不得翻身，對於當前緊要的救援任務，對於中國慈善事業長遠的發展，可謂百害而無一利。

　　我沉痛，我反思，為什麼面對災難，那麼多人習慣了遇事先質疑。雅安女主播陳瑩中斷婚禮趕赴現場報道災情，卻招來一片“你作秀”的質疑聲；地震后首批企業捐款名單都是私企，很多人立刻痛罵國企“不作為”，卻忽視了在災區第一線保障基礎設施維修重建的主要是國企。大難當前，究竟救人是第一要務，還是吹毛求疵的過分苛責，亂揮大棒的道德審判更重要。而這種苛責和道德審判卻又在一定程度上分散着公眾的注意力，磨損着最可寶貴的善意和真心。

　　我沉痛，我反思，為什麼地震進行時，在某種程度上會演變成對紅會或其他機構和群體恣意泄憤和“算總賬”的時機；會演變成各種誅心之論和悲觀、懷疑情緒大行其道的時刻。究竟急着口誅筆伐和理智、冷靜、客觀是面對災難，哪個才是的最好態度。

　　雅安地震拷問了我們政府的良心，也拷問了我們每一位群眾的良知。地震讓我們流淚，反思更讓我們痛心，面對無辜群眾的傷亡，我們早應該謀事幹事多做一些實事。如果是這樣，也許再大的天災也不會讓我們有這樣多的悲哀，這樣多的淚水。現在災難已經發生了，反思是必要的，但是在反思的同時我們更應該立刻行動投身到抗震救災的工作中，希望在這次地震中，每一個人每一個部門都要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讓我們每天都會看到可歌可泣的事件發生，同時更希望，在未來的日子裡，災后重建的過程中，全民發動，讓雅安的群眾早一天過上安穩的生活，讓雅安也能重塑昨天的美麗，讓同胞的生命少一些威脅，讓他們的家園早一天在廢墟上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