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權必有責 用權受監督

　　現階段，領導幹部樹立並堅持正確的權力觀，其側重點應該從人類社會發展的共同規律出發，確立權力兩重性的理念，樹立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的嶄新觀念。

　　《中國共產黨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一開篇就向世人宣告：我們黨成為執政黨，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緊接着又告誡全黨：黨的執政地位不是與生俱來的，也不是一勞永逸的。這兩段話耐人尋味，令人深思。它說明：歷史選擇不是一勞永逸的，它只能說明過去，不能說明現在，更不能說明未來；人民選擇也不是永不更改的，任何政黨都不是天生下來就應當掌權，就能夠執政，也不是執了政以後，就千秋萬代永遠屬於你一個政黨，而是面臨著人民的再次選擇或重新選擇。當今世界上一些大黨老黨興衰成敗的經驗教訓，使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無產階級政黨執政后，為什麼也會面臨著興衰成敗、生死存亡的嚴峻考驗和重大危機？

　　馬克思主義政黨學說告訴我們，無產階級政黨之所以能夠奪取政權並掌握政權，是因為它不僅代表着世界上最受剝削、壓迫的階級，而且代表着世界上最先進的階級——無產階級。因而它比資產階級政黨更革命、更先進，它能夠始終代表社會發展的前進方向。而資產階級政黨之所以出現相互傾軋、相互爭鬥、派系林立的現象，是因為它代表的不是世界上最先進的階級，所以它即使奪取了政權，也會下台。這一理論便成為共產黨執政的理論根基。然而現實卻讓我們看到，由列寧親手締造的、由無產階級中的先進分子所組成的布爾什維克，也會在執政７４年之後，像資產階級政黨一樣，分裂、解體，乃至下台。這一活生生的現實，對我們原有的理論根基提出了挑戰：無產階級政黨既然代表的是世界上最先進的階級，為什麼黨內也會出現“既得利益集團”，為什麼也會像資產階級政黨一樣，解體垮台，乃至被人民和歷史重新選擇？嚴峻的現實迫使我們重新思考，共產黨執政後手中掌握的權力，除了具有鮮明的階級性之外，是否還具有人類某些共同的特性。

　　過去，我們較多從權力的階級性出發，去區分剝削階級與無產階級政權的不同之處，教育廣大幹部要時時牢記共產黨是為最廣大人民的利益而獻身、而奮鬥的，因而必須為最廣大的人民服務，而不能像剝削階級那樣，當官作老爺，甚至為個人牟取私利。這一認識與教育的側重點，在戰爭年代和計劃經濟體制下，是十分正確並卓有成效的。這一理念支配了我們一代又一代的共產黨人，湧現出了“居高位而一貧如洗，理萬財而分文不沾”的方誌敏，“心裡裝着人民，惟獨沒有自己”的焦裕祿。在這些英烈和楷模的身上，無不閃耀着共產黨人為民獻身、為民掌權的光輝品格。然而，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以來，隨着權力的下放與分散，執政的領導幹部手中仍然掌握着更多而更廣泛的實權。說得具體一些，就是領導幹部手中具有的審批、調撥、分配、人事任免等各種權力，而這種調動人、財、物等資源的大權，在體制轉換的條件下，極易出現“以權換錢、權錢交易”等嚴重的腐敗現象。這一現狀，使我們不得不從更廣闊的視野，也就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共同規律，去探究權力自身的特性，從而開闢權力觀的新視角，樹立適應新時期需要的嶄新權力觀。

　　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告訴我們，無論是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還是社會主義社會；無論是資產階級政黨，還是無產階級政黨，只要你執政，都擺脫不了一個共同的難題——權力的腐蝕。不是因為無產階級政黨姓“社”、姓“共”，具有不同於資產階級政黨的顯著的階級性，因而權力就難以對共產黨發生腐蝕作用，或者說共產黨天生就具有防範權力腐蝕的免疫力。實際狀況並非如此，而是因為權力本身具有兩重性。一方面，權力具有整合性和強制性。權力是以專政機器和行政力量為後盾、為基石的，離開了這些，權力將失去威嚴，喪失威懾力，也就無法將分散的人群和社會組合起來。然而另一方面，權力又具有利益性和誘惑力。因為權力是一種稀缺的資源，在特定的時期內，只有少數人能夠得到這一資源，而多數人不可能得到。這樣，少數人便可以享受到多數人所得不到的名譽、地位和特權。這種名譽、地位和特權，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便可以產生某種機遇——權錢交易的機遇，這種機遇，對任何人來說都具有極大的誘惑力。這就是權力的兩重性特徵。自古以來，有了國家，這種權力的兩重性就像人的影子一樣，不可分離地擺在執政者面前，對統治者產生着雙向的作用。一方面，統治者既可以利用它治國安邦，為民造福，實現宏偉的志向和社會價值，得到民眾的認可與追記。另一方面，又可以利用它禍國殃民，巧取豪奪，為自己、為少數人獲取並壟斷高官厚祿，甚至不義之財。統治者所產生的上述兩種截然相反的行為，便是權力兩重性作用的結果。在這種權力共性特點的作用下，任何人都逃脫不了它的桎梏。特別是一個黨長期執政，時間越長，其早年的勵精圖治，可能就會逐步轉向惰性發展。

　　由權力的兩重性的特點出發，要求領導幹部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就必須深化“執政為民”的觀念，將其具體化為：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它包含以下四層含義：

　　一是權為民所屬。國家的一切權力都是人民的，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人民是權力的所有者。歷史上曾經出現過主權在天的神權政治，主權在君的君主政治。資產階級思想家在批判和反對“神權至上”和“君主至上”的封建專制意識的鬥爭中，針鋒相對地提出“全部主權的源泉根本上存在於國民之中”，“一切權力只能來自國民”，即“主權在民”的思想。為什麼主權在民而不在天、不在君？人民手中的主權又是從哪裡來的？資產階級思想家認為：大自然所賦予每個人的生命權、自由權與財產權是生而就有的，是不可剝奪、不可侵佔的。因而，人人生而平等，人人擁有國家主權的一部分，人人享有管理國家事務的同等權利。這一思想中所體現出來的精華，值得我們借鑒和吸收。

　　二是權為民所授。既然權力的主人是人民，那麼，授權的主體自然就是廣大民眾，而不是少數人甚至個別人。人民當家作主，不可能１０億人都掌權，只有將自己的主權暫時讓渡給自己信得過的人。這種讓渡的方式，只能是民主選舉，而不能由少數人包辦代替。這就要求必須樹立授權主體是人民，而不是少數人，授權方式是“群眾公認”，而不是上級個別人認可的觀念。

　　三是權為民所用。權力是人民賦予的，就必須對人民負責，就必須用來為人民謀利益。但是，長期以來，在“官本位”體制及其思想的影響下，形成了一種“潛規則”，即領導幹部“位高權重責任輕”。領導幹部可以享受特權，可以一言九鼎，可以超越法規，卻不可以被民眾質詢、問責。這種“潛規則”，極易造成權力層充斥“逐利者”，而非“幹事者”，充斥“為己謀利者”，而非“為民謀利者”。只有樹立起權責統一的施政理念，才會促使領導幹部小心翼翼、兢兢業業地行使手中的權力。為此，必須實行民主用權、科學用權、依法用權，將領導幹部手中掌握的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等置於黨規國法之內，用嚴格而具體的法規、條例界定和限制權力的範圍、邊界與主體。

　　四是權為民所控。領導幹部手中的權力是公共權力，因此，要時時處處受到公眾的監督和管理。這種監督和管理的前提與條件，一是過分的權力必須分解，只有分解了權力，實行權力主體之間的相互制衡，才能達到相互監督和制約。二是落實公民的質詢權、問責權、撤換權、罷免權等一系列權利，權力既是人民授予的，人民就具有收回權。選舉權與罷免等權相聯繫，相作用，才能形成一個完整的管理與監督的鏈條。上述前提，既包括建立監督和管理的一系列方式與手段，也包括構建權力結構、權力層級、權力運行程序等一整套機制。

　　由此可見，“權力觀”既是一門亟須深化的老課題，也是一項剛剛開啟的嶄新系統工程。加強思想教育，促使領導幹部轉變觀念，樹立具有時代特徵的新內涵，僅僅是樹立正確權力觀的一部分。而構建這種嶄新觀念生成的有效機制，才是治本之策。這同樣需要我們從人類社會發展的共同規律出發，去探尋執政黨分解、制約和監督自我權力的有效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