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規劃學習心得體會

　　當我們理性地審視即將來臨的“十一五”，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一個個重大命題擺在面前，亟待破解。這不僅關乎我國經濟社會能否得到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也直接關係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宏偉目標的順利實現。　　新農村建設，一個系統工程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建議》中的亮點之一，被認為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歷史任務”。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溫鐵軍解釋說：“新農村的‘新’，就‘新’在農村的發展，既能體現科學發展觀的要求，也能夠體現和諧社會的要求。”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副部長徐小青指出，提出新農村建設是基於兩個判斷：第一，目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二元結構特徵還非常明顯，要達到2020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重點難點都在農村；第二，我國現在總體上已經到了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　　事實上，許多市場經濟國家，在工業化達到一定階段，都會適時提出新農村建設。溫鐵軍說，與時俱進地把新農村建設作為解決當前中國非常緊迫的“三農”問題的一個重要方向提出來，既符合我們國家的客觀需要，也符合國際上通行的規律。　　《建議》中對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描述一共20個字，“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可以看得出來，新農村建設是一個系統工程，既有發展農村經濟的內容，又有發展農村社會事業的內容；既有農村綜合改革的內容，又有農村精神文明建設的內容。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常修澤提醒說，新農村建設不能簡單理解為單純改變村容村貌，要防止在實踐中將其狹隘化甚至低層化。　　自主創新，一個戰略課題　　在《建議》中，自主創新是作為“調整產業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中心環節”提出來的。在胡錦濤總書記的論述中，增強自主創新能力，還是保持經濟長期平穩較快發展，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重要支撐”。很明顯，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是一個貫穿發展諸多方面的事情，是一個事關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戰略性問題。　　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長的技術含量雖然有所提高，但總的說來，科技創新能力較弱，創新技術含量不高。前不久，在世界經濟論壇的全球競爭力排名中，中國的名次再一次下滑，其中技術革新指標低水平徘徊是重要原因。國家科技促進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王元指出，中國要保持一個較高的增長速度，要增強國家實力，需要大幅度提高自主創新能力。　　要落實自主創新的戰略，就需要一系列的制度支撐。常修澤認為，需要完善和創新的制度包括：一是產權保護制度，二是風險投資制度，三是技術入股和技術期權制度，通過對創新技術的評估、作價、折股，推進“技術資本化”，給技術人員安上激勵機制的“馬達”。　　產業結構，期待進一步優化　　目前，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情況不容樂觀。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指出，在“十五”期間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出現了偏差：一是產業結構偏離了原來的目標，第二產業快速發展，第三產業增長緩慢；二是就業結構調整沒有達到預期，第二產業資本深化排斥勞動力的同時，第三產業吸納就業能力減弱。　　由於在“十五”期間沒有取得突破性進展，因此產業結構調整仍將是“十一五”時期經濟發展的重點。在未來的產業結構調整中，有兩個重點特別值得關註：一是引導重化工業健康發展。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部長盧中原認為，由於新一輪重化工業加快發展的形成機制主要源自於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等內生因素，因此重化工業快速發展的情況，有可能持續較長的時間。　　二是現代服務業將是未來十年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個“亮點”。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戰略和區域經濟研究部部長李善同認為，現代服務業發展滯后和城市化水平低是造成三次產業結構失衡的主要原因，“十一五”時期應加快發展知識型服務業或“生產型”服務業，致力於服務業的結構升級和增強服務業的競爭力，以此作為調整產業結構的突破口。　　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時不我待　　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經濟快速增長，但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為特徵的經濟增長方式，一直以來遭到詬病。　　“十一五”時期，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仍然是我國經濟發展中的根本性問題之一。2004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約佔全球的4%，而消耗的一次性能源約佔全球的12%，如此粗放式增長顯然難以為繼。當前，我國已經進入WTO的後過渡期，加上世界範圍內新技術革命崛起，這給中國經濟帶來極大的壓力，要提高本國的核心競爭力，必須轉變增長方式。　　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這一“老大難”問題該如何破解？常修澤認為，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產業結構調整、發展循環經濟等是題中應有之義。中國社科院經濟所研究員張卓元指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規範地方政府預算外收入、推進資源稅改革等措施也必不可少。　　區域經濟，協調是根本　　目前，中國區域發展很不平衡，主要表現在兩點：第一，地區之間經濟社會發展差距呈現擴大趨勢；第二，各地區重複建設、不正當競爭現象嚴重。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張立群分析，造成地區發展差距拉大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政策傾斜，吸引資本要素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向沿海地區大量聚集；另一方面，在市場機制調節下，各地區的發展水平必然出現差異，地區之間的發展差距也因此不斷擴大。　　為了協調各地區發展，“十五”計劃期間實施了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等戰略，目前東中西互動、相互促進的區域經濟正成為我國經濟社會新的發展特點和趨勢。盧中原強調，在區域協調發展中，要努力創造一個公平的條件和機會。“十一五”時期，國家應進一步增加對中西部地區義務教育、公共衛生設施建設等方面的資金投入，為逐步縮小地區間社會發展差距創造制度條件。　　城鎮化，“健康第一”　　目前，中國城鎮化水平低於世界平均水平，城鎮化的進程落後於工業化的進程。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中國城鎮化的步伐已明顯加快。據測算，過去幾年，城鎮化水平年均提高了1.4個百分點，大量農村人口轉化為城鎮居民。按照城鎮化率以每年提高1個百分點的速度來推進，這就意味着，到2015年前後，我們的城鎮化水平將達到50%左右。　　在城鎮化進程中，存在着一系列值得重視的問題。張立群指出，不少地方城市建設缺少長遠規劃，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盲目、無序現象；忽視環境目標和長遠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導致城市環境質量下降。國家發改委宏觀研究院研究員王小廣認為，雖然城市建設速度很快，但真正的人口城市化、以勞動力家庭轉移為目的的城市化卻很慢，城市化效率很低。　　由於存在種種問題，“十一五”期間城鎮化的健康發展意義重大。《建議》提出城鎮化要堅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循序漸進、節約土地、集約發展、合理布局”，這是經濟發展新階段推進城鎮化進程的重要指導原則。　　改革攻堅，力爭進一步突破　　“十五”期間，在經濟社會發展各領域推出了一系列改革，為發展注入了強大動力。《建議》對改革的判斷是“正處於”攻堅階段，“必須以更大決心加快推進改革，使關係經濟社會全局的重大體制改革取得突破性進展”。　　隨着經濟社會的發展和改革進程的深入，改革的難度在增加。有些改革進展緩慢，以至於處於“膠着”和滯后狀態；對於計劃經濟體制的核心部分，在改革進程中遇到某些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和干擾，改革缺乏突破力；有些改革尚處淺層，還存在一些深層的問題沒有解決；不同領域、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之間缺乏協調和平衡，整個社會缺乏改革的協調機制。　　“十一五”時期的改革涉及經濟社會方方面面，但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應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高尚全認為，政府改革既連接經濟體制改革，又連接社會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處於改革的中心環節，是落實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關鍵。　　另外，常修澤認為，就業制度、收入分配製度、社會保障制度，以及醫療衛生和教育制度等同億萬人民的生存和發展息息相關，應該本着以人為本的理念，推進民生類制度的創新。　　對外開放，水平有待提高　　加入WTO之後，我國的進出口總額增長迅速，2004年達到11548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三大貿易國。與此同時，出口也大幅增加，成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強勁動力。另外，中國是世界第一大直接投資引資國，累積直接投資量接近6000億美元。中國已經成為穩定國際經濟和帶動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　　成就有目共睹，問題也接連不斷。外資在出口中所佔比例過大，與其他國家的貿易摩擦不斷加劇，利用外資過程中在產業素質、資源、環境、勞工權益等方面也暴露出較多問題。鑒於存在的問題，《建議》指出必須“加快轉變對外貿易增長方式”、“繼續積極有效利用外資”。商務部研究院跨國公司研究中心副主任何曼青強調，要引導各地由追求引資數量與速度轉到更加註重引資質量與效益。　　“支持有條件的企業走出去”是對外開放的重要內容。近兩年，中國企業在市場開拓、國際併購等方面的成績引起了世界關注。常修澤認為，應該圍繞“走出去”建立與中資跨國經營相應的體制，並儘可能增加新體制的適應性。　　和諧社會，關鍵在落實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十一五”期間社會發展的一個新課題。《建議》中對建立和諧社會做出了具體部署，其中包括擴大就業、社會保障、調節分配以及文化體制、醫療衛生、安全生產等，無不是“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　　當前，我國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按照一般規律，這一時期由於經濟轉軌、社會轉型，往往多種矛盾集中凸顯，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利因素增多。而在現實生活中，收入差距拉大、侵害群眾利益、群體性事件等現象正日益受到人們的關注。因此，把構建和諧社會納入“十一五”規劃，具有極強的現實意義。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孫立平指出，目前社會矛盾和衝突是基於利益基礎上的衝突，因此構建和諧社會的關鍵是要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利益均衡機制。常修澤則強調，和諧社會應該是一個充滿活力、生機勃勃的社會。在創造活力過程當中要建立與市場化相適應的社會秩序，包括搞好政府的宏觀調控和管理，加強社會組織秩序的新建，以及加強個人、企業、社會和政府自身的信用制度建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