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革命”已悄然走近我們

　　近來關於國人性生活調查和性社會學專家、學者的一些文章相繼見於媒體，這是社會進步和中國步入多元化社會的表現。本文材料來自報刊和網絡，筆者做了一些整理后形成此文。閱讀這樣的文章有助於我們了解人性和當今社會。

　　（曹老師）

　　“性革命”已悄然走近我們

　　作為中華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召集36位調查員於1999年8月至2000年8月，第一次在全國的20－64歲居民（尤其是包括了所有的流動人口）中進行了隨機抽樣、規範操作的、全面的“中國人性生活調查”。其中在“電腦問卷調查法”中，4842個被訪者中，有效應答率高達76。3%。

　　調查結果表明，中國人的性觀念悄然發生了巨變：

　　１）對於性信息的接受程度大幅增長，性的公開化程度大幅提高；

　　２）婚前性行為增加，40歲以上的男、女比例分別是45。7%、24。1%，40歲以下的人比40歲以上的人還要高出將近10個百分點，而25－29歲的男、女有過婚前性行為者比例分別高達72。2%和46。2%；

　　３）性關係趨向多伴侶，40歲以上的男、女有過多個性伴侶者百分比分別是20。8%、5。5%，而30－34歲的男、女這一比例分別是45。8%和17。7%，處在婚姻狀態之中的30－34歲男女中有婚外性伴侶者男、女比例分別是36%和19。4%；

　　４）性交易佔據相當比例，40歲以上男人中嫖過娼者佔6。4%，40歲以下的佔11。3%，其中25－29歲的男子有此經歷者佔16。7%，男人曾以錢或重禮換性的比例比上述數字略高几個百分點。

　　性之變

　　在人民大學召開的一個全國性研討會上，有關專家提出：“一場性革命，伴隨今日社會的變遷悄然改變着中國人的行為方式，進而改變了中國人的初級生活圈。”

　　“性革命”，聽到這樣的詞，不由得讓人心裡一驚，因為這個詞讓人聯想到1960年代發生在美國的青年人的性解放運動，以及這場運動給整個世界帶來的至今未息的衝擊波。

　　我們所經歷的愛、婚姻、性真的已經達到了“革命”的程度？“判斷是否是革命應該有兩個標識，一是這種變化是漸進的還是突然的急劇的變化；二是這種變化是發生在少數先鋒人物還是普通的大眾中。”中國人民大學的性社會學教授潘綏銘說。

　　“我們所說的性革命，是發生在中國城鄉普通人當中的。假如一個社會的大多數人，一個個平常家庭里的妻子、丈夫，進城打工的男男女女，他們對待婚姻和性的態度變了，那才是一種真正的變化。”

　　調查數字顯示：打工妹和打工仔們有過任何一種婚前性行為的已經佔到總人數的45。7%；非婚同居的已經佔到5。8%。這兩個比例都是既多於農村人口，也多於城市人口。此外，已婚者（男女都包括）有過婚外性行為的也是這群人最多，達到28%-30%；超過農村已婚者將近20個百分點，也超過城市已婚者大約11個百分點。

　　未來10年當中，農村的一半人口將進入城市，在鄉土親情都改變之後，最大的改變必然是婚姻、愛情、性的改變。

　　“性革命的另一個標識，就是現代中國青年人童貞觀念的改變。”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李銀河說，1980年代，她在北京做過調查，有婚前性行為的不過15%，而現在有這一行為的已經達到70%-80%，她說，西方婚前性行為

　　達到95%以上，但東方和西方相比，東方有重童貞的文化和傳統，達到70%甚至80%的比例，就說明童貞已經被衝破了。

　　“這個變化的確非常讓人吃驚，僅僅在幾年前，一個失貞的女子在婚姻上還會遇到問題。”

　　“革命一般不是指緩慢的變化，而是短時期內的急劇的變化。中國人的性變化也就是集中在10年的時間內和25-35歲的人之中。更核心一些說是發生在25-29歲的人群中。”潘綏銘教授說。

　　從社會凝視到性公開

　　當一個人感覺被一雙眼睛盯着的時候，他的一切行為都會受到壓抑，遑論性。社會學家把這種整個社會對個人的嚴格控制稱作“社會凝視”。

　　性的解放只能是發生在一個開明的社會裡，社會學家們認為性革命和我們的社會的變遷緊密相連。中國城市裡的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劃分正日益明顯，“陌生人社會”已經形成。

　　“現在，這種來自社會深處的對個人行為的‘凝視’已經消失，最簡單的例子是：過去男女入住賓館是要出示結婚證的，現在已沒有人這樣要求了，社會給個人騰出了更大的空間。”潘綏銘說。

　　性被認為是個人的事，只要不妨礙他人，社會給予了前所未有的寬容。無論是在大眾媒體、電影文學，還是在學術領域，性也成了一個可以公開討論的話題。

　　研究性戀亞文化的李銀河對此感受頗深。作為一個性社會學研究者，她曾在1980年代三次申請在某大學開設性學課程，但均被拒絕。

　　李銀河說，從社會對同性戀者的態度上，可以清楚地感受到性從禁忌走向開放。我們與美國人作一下橫向比較。在政府並不掃黃的美國，在1992年，即使加上使用性工具、打色情電話、看脫衣舞等活動，也只不過有41%的男人和16%的女性曾經從事過。可調查反映出，在調查之前的12個月里，僅看過“黃”（直接表現性生活的詳細內容的圖像材料）的中國成年男性就有39。8%，與美國男人相差無幾；看過“黃”的中國成年女性有21。6%之多，比美國女性還多5。6個百分點。

　　當警察干預一對夫婦在家看“黃”時，在社會上引起那麼大的反響，因為有很多人這樣做，他們自然會聯想到自己，進而引發對個人權利的討論。李銀河說。“‘社會凝視’消失了，與其相伴隨的社會行為和道德方式也消失了，另一種則在生長，這就是對個人權利尊重的道德。

　　“從對電影上接吻的鏡頭高呼‘閉眼’，到對大街上摟摟抱抱的青年泰然處之視而不見，或許有些看不慣的，但那是別人的私事，不會衝上去干涉，這就是變化。社會如舞台，不是舞台上的‘戲劇’發生了什麼變化，而是‘觀眾’自己變了，是對戲劇作出評價的人變了，至少是不反對了，不反對才有存在的可能，才有認同的可能。”潘綏銘說。而這些“觀眾”，是社會的大多數，他們的態度某種程度上來說就是我們這個社會的態度。他們的寬容也是社會的寬容。

　　性與生殖分離

　　生完一個孩子之後，中國的夫妻為什麼再過性生活？這是一個問題。

　　幾千年來中國人的性從來沒有脫離過“傳宗接代”這一目的，性在中國人的婚姻當中從來沒有獨立存在過，娶妻納妾的目的是“為後，非為色也”，性被淹沒了。

　　從1981年起，中國開始在城市人口中全面推行獨生子女政策，以後又陸續擴展到農村人口。在當時和以後的很長時間裡，沒有人覺得這與“性”有什麼關係，但它的實際後果是徹底改變了幾千年來中國人的性。

　　人們在生過一個孩子后，性的生殖任務就完成了，人們再過性生活的理由就只能是為了維繫雙方感情，或者乾脆就是為了“尋歡作樂”。潘綏銘教授說。在40歲以下的城市女性中，已經有49。1%的人至少做過一次人流，在農村則是29。1%。在45歲以下的妻子中，不再害怕懷孕的人與仍然害怕的人相比，對於夫妻性生活感到滿意的可能性是後者的2。05倍。

　　人們開始重新審視性，賦予它新的意義和作用，性成了婚姻、情感的潤滑劑。據潘綏銘教授調查，在離婚又再婚者中，現在的性生活，比過去跟前夫妻的性生活要好得多。

　　孩子的減少，使得夫妻之間的“養育合作時期”被極大地縮短了，“空巢期”（子女成年離家而去）卻被加長了，離婚時對於子女的顧慮減輕，夫妻雙方的性選擇也相對自由。

　　婚姻不再只有一個結局：白頭偕老。在20-64歲的中國人里，曾離過婚的人已達2。8%；相當於大約2500萬人。

　　性衝破婚姻

　　對於中國人來說，想過性生活就得結婚，這是一個常識。但這個常識已經在某種程度上被改變了。沒有婚姻卻有性生活，有了婚姻也可以有婚姻之外的性生活，婚姻已經包不住性了。

　　現在，人們堅守的道德界線是：看和誰有婚前性關係。

　　和自己將要結婚的人發生婚前性行為，人們基本上不反對，但和未來配偶之外的其他人，是人們難以容忍的。

　　潘綏銘教授曾經在1991年、1995年、1997年和2001年四次隨機抽樣調查全國大學生的婚前性行為，前三次大學生中婚前性行為都沒有顯著差異，都在9。4%到10。7%之間，2001年出現激增，男生當中達到20。0%，女生達12。8%，總計16。9%。

　　你讓一個有15年性“待業期”的年輕人怎麼辦？這是一個現實的問題。從事青少年性教育的陳一筠女士說，在這麼長的時間裡，想不讓他們有婚外的性是不可能的，婚前性行為在青春期提前了而婚姻推后的情景下是很正常的，沒有必要大驚小怪。

　　走進了婚姻的性，也在尋找婚外的嘗試。那就是困擾許多家庭的“婚外戀”。

　　1980年代末，性正在偷偷摸摸地越過婚姻。李銀河就在北京做了小範圍的調查，當時承認自己有婚外戀的佔有效調查人數的3。7%。80%以上的人對任何形式的婚外性行為都持嚴厲的不容許態度，但那個時候人們就對有愛的婚外性關係容許的程度比無愛的性要高。

　　進入1990年代，安徽省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學者范麗娟的報告的內容是婚外情大量攀升，全國因婚外情引起的離婚訴訟已經占離婚訴訟總數的25%-35%。無錫市婦聯的數據，無錫市1997-1999年的1356起離婚案件中，婚外情引發的佔71%。

　　中國人的婚姻已經被泛濫的婚外情沖得七零八落了，人們可以從周圍的人，從媒體的大量事例上作出這樣的判斷。

　　潘綏銘則認為“中國人還遠遠沒有‘亂套’”。

　　潘綏銘主持的全國性調查顯示：在全中國20-64歲的結婚或同居的總人口裡，越過婚姻而有性的人，只有13。1%到13。9%之間（正負差0。34%）。

　　從和婚外的“別人”保持性關係的時間長度上來看，中國人的婚外性行為，不是以“一夜情”為主，也不是以“性交易”為主，仍然是以持續時間較長的“婚外性關係”為主，因為在有過的人里，性關係超過一個月的佔83。4%；不到一個月的佔56。3%。

　　婚姻自由和性自由似乎是一對永遠也難以調和的矛盾，婚姻越不自由，性就越自由；婚姻越自由，性反而可能變得不自由。婚外性的增加，某種程度上和中國離婚負擔過重有關。當離婚變成一條危途時，男女雙方都不願付出太大的代價。而“愛”又不能捨棄，婚外性就成為一個不算是好辦法的辦法。

　　婚外戀和性交易如兩道夾板，向婚姻進逼，婚姻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婚姻的內容就在這種局勢下發生了悄悄的變化。

　　婚姻內部的變化，聲音最小，最不易為人們發現，但它的意義最大，我們的普通夫妻變了，也就是我們的生活方式變了。

　　更多的人把婚姻看作是一個過程，愛就存在這個過程中，白頭偕老已經不是人們追求的惟一目標。愛，已經不是過去的恩愛式的，浪漫情愛是更多人的追求。

　　人們越來越認同浪漫情愛的美好，認同浪漫情愛所共守的準則：男女雙方人格平等、排斥物質利益、追求美好的過程等等，這是現在的年輕人的天然選擇和傾向，沒有人願意選擇先結婚後恩愛的模式。

　　潘綏銘認為，婚外性對婚姻的破壞遠沒有人們想象的那麼嚴重，只不過在這種衝擊下，婚姻、愛、性三者的關係變了。愛和性更緊密地結合在一起，越是相愛的夫妻，性越和諧、性生活越多，性越好，雙方之間的互相滿意度越高。

　　令人欣慰的是，高達70%的人覺得夫妻相愛，婚姻滿意，但是覺得非常滿意非常相愛的人也很少。

　　互聯網成為“性革命催化劑”？

　　專家們認為，互聯網的普及也是中國“性革命”的“催化劑”。學者們笑言：“過去張生為了會崔鶯鶯，得爬多少次牆才得見一次？如今、E-mail、虛擬社區等極大地方便了性交往；由於網絡的開放性，也使中國人的性教育材料比幾年前極大地豐富了。”

　　一個顯著的標誌是“網戀”和“網絡性愛”，帶着超越時空性、虛擬性、滿足多種需求性等特徵。華東師範大學社會學系學者薛雅利認為，當前網絡性愛被廣為傳播的現實原因是“性”認識正常途徑缺乏、教育存在偏差、影視等現代傳媒宣傳的影響，性缺乏明顯。

　　“性權利”受到空前重視

　　在今日中國，人權話語已進入性的領域。

　　北京師範大學學者趙合俊認為今天中國人的性權利主要在3個方面得到彰顯：1。非生殖的性快樂也被看作目的；2。性被看成是個人的事，是一種私人化體驗；3。任何人的任何性行為與性關係，只要沒有妨礙和傷害他人，都被認為具有正當性。

　　過去一直是禁忌的女性性權利成為一個公開的社會流行話題；同性戀這一名詞在社會普及，而過去通常被稱為“雞姦”。

　　“一夜情、同居、非婚性”等顛覆愛情婚姻傳統

　　傳統“萬惡淫為首”的觀念的教化，使人們不敢正視性愛在人生

　　價值中的地位。這次與會的學者認為：當前的“性革命”極大地衝擊

　　了“性的唯婚內論”。以前的通姦充其量只能美稱為“偷情”，而現

　　在則被稱為婚外“戀”，而且越是投入其中的人越堅持這種稱呼。從

　　“先結婚後戀愛”到“愛是婚姻的前提，婚姻不是愛的藩籬”。與此

　　同時，相當一部份人接受了“性、愛分離”的觀點。

　　非婚性關係在今日中國已經發生了質和量的變化，婚外情或婚外

　　性關係對婚姻家庭造成了巨大的衝擊；“一夜情”成為公開話題；婚

　　外性的主動權不再是男性的專利，女性角色的主動性增強。安徽省社

　　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學者范麗娟調查顯示：90年代以來，全國因婚外情

　　引起的離婚訴訟佔總數的25%-35%，在各類離婚理由中占第一位，沿

　　海開放城市這一比例更高，來自江蘇揚州一法律事務所的記錄顯示，

　　1995-1997年四月底，在395起離婚案件中有婚外情引發的有216起，占

　　54。68%。無錫市婦聯反映，無錫市1997-1999年的1356起離婚案件中婚

　　外情引發的佔71%。

　　同居生活方式呈現擴大化趨勢。首都醫科大學社會醫學教研室副

　　教授崔小波2001年在作全北京市健康狀況調查時，專門設立了一項婚

　　姻情況調查：發現北京城區（全市8個城區選擇了4個城區進行調查）

　　人口中已經有2。1%選擇同居；另有2。1%的人口在回答婚姻狀況時選擇

　　"不詳"；說明目前婚姻狀況的複雜性。而以同居家庭形式生活的人年

　　齡分佈呈現雙峰現象，即以20－29歲年齡組同居者佔全部同居人口的

　　14。3%，45－54歲年齡組占同居人口比例的31。7%。

　　崔小波尤其關注到中老年人同居現象的增長，這種變化主要表現

　　為：私有財產的增加，加大了再婚的障礙；子女對父母再婚的憂慮和

　　反對過去道德因素佔主因，如今以經濟因素為主，尤其是對房產權的

　　第一繼承人的改變，成為子女阻止老人再婚的主要障礙。一些獨身的

　　中老年人開始尋求同居以解決個人性問題，這樣的選擇反而受到子女

　　的歡迎。

　　婚前性行為促進婚後“性福”？

　　傳統觀點認為，婚前性行為會危害婚後幸福。潘綏銘教授和他的

　　課題組的一項調查卻表明：這種看法主觀性太強，缺乏科學性。

　　潘教授等選擇了一批40歲以下、結婚在5年或5年之內的成年人作

　　為樣本，調查表明：總的來看，夫妻在登記前發生過性行為，那麼丈

　　夫在日後的婚姻中就會佔據優勢地位。登記前有過性行為的夫妻，比

　　那些先登記後上床的夫妻，性生活和性愛都要好許多。這主要反映

　　在：１）親昵更多。登記前有過性行為的丈夫，婚後經常擁抱妻子、

　　吻妻子的可能性，是那些登記后才過性生活的丈夫的2。2倍；２）性生

　　活次數更多，要比那些沒有登記前性行為的夫妻多出76％；３）在性

　　生活中更加興奮，是沒有婚前性行為的夫妻的2。48倍。４）性高潮更

　　多，是那些先登記後上床的夫妻的2。11倍，尤其妻子獲得性高潮的可

　　能性，是先登記後上床的妻子的2。5倍。５）在性生活中丈夫更加體貼

　　妻子，丈夫幫助妻子獲得性高潮的可能性達到那些“先登記後上床”

　　夫妻的2。3倍。６）性生活更加豐富多彩。

　　“紅燈區”有實無名？

　　作為一名社會學家，潘綏銘教授多年來贊成建立“紅燈區”。他

　　在這次會議閉幕後對筆者說：“在國內有些地區，已經私下建立了實

　　際上的紅燈區，作為改革中的一項探索。為了保護這些改革者，恕我

　　不能透露他們的名字。”

　　兩年前，他主持召集的“中國地下性產業研討會”引起各界重視。

　　有專家計算，“從80年代初到90年年代底累計查獲的嫖娼賣淫人員大

　　約是210萬人次，90年代後半期每年查處嫖娼人員平均為25萬人次，至

　　於查獲率，結論是：“充其量也僅僅是發生率的5%，甚至於2。5%”。

　　而依照公安民警及“業內人士”的普遍估計，抓獲率在10%。據此推

　　算，90年代後半期實際賣淫嫖娼人數應為250-1000萬，而80年代以來

　　涉足過的人士應為2100-8400萬之眾。

　　華東師範大學學學者劉繼亮針對上海市第一收教所被收容的女性

　　賣淫者進行問卷調查顯示：１）當前賣淫的年齡出現低齡化，低於

　　25歲的佔61。1%；２）受教育程度低，初中文化程度者佔62%，大專以

　　上的僅占不到2%；３）來自農村的佔70%；４）未婚者居多，占

　　59%；５）經濟貧困、婚戀失敗者達58。9%。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學者方剛認為：當前社會上賣淫女被污名

　　化的同時，嫖娼的男人們正成為被同情或羨慕的對象。

　　針對社會常見的“包二奶”甚至“三奶”、“四奶”等現象，潘

　　教授認為：二奶等處於賣淫女的頂層，過着“小老婆”的生活，並希

　　望有朝一日成為“正妻”。

　　“性革命”伴生的問題

　　學者們認為：當前的“性革命”也伴隨着不少社會問題，但板子不可完全打到“性革命”本身上頭。如重婚、納妾、拐賣婦女、破壞軍婚等現象，都有性的因素，但涉及的主要是婚姻制度和婦女的人身自由；性病與艾滋病都可能通過人際性行為來傳播，多伴侶性行為和造成血液接觸的性行為都可能擴大傳播，因此對此進行社會管理是必要的，但最終消除病患的只能是醫學；未婚先孕、少女母親等問題只是性活動產物。它們的要害是違反了社會對婚姻家庭的設置，同時也對婚姻家庭實體單位的建設和女性的保健客觀上帶來不利。

　　從“性”着手來消解伴生的社會問題，一個最重要的途徑是性教育，當前性教育需要走向社會化和終身化。中國歷史上缺乏的並不是性教育本身，而是教育中缺乏以現代科學成果為基礎的性的全面知識，缺乏對個人選擇能力和發展能力的終生培養，也缺乏適應於轉型社會的性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