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憶巴金
手機：M版 分類：思想鉤沉 編輯：得得9
在1966年到1976年都知道那十年的特殊時代，有人要牢記，有人不以為然。牢記它除了對照當今的幸福生活，更要警惕它的悲劇的重演。
那麼到了1978年？十有八九會有人想到破亂反正，想到改革開放，想到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會想到誰呢？
還有一件事，就是1978年12月1日，香港《大公報》開闢《隨想錄》專欄，邀請巴金先生寫點什麼？沒有專門題目，沒有特定的話題，想說就說什麼？從第一篇的《談〈望鄉〉》開始到最後一篇《懷念胡風》一共一百五十篇，歷時八年，共四十二萬字，對於年屆八旬的巴金來說，除了一天一天影響了身體的健康，更是一次老人對自己心靈的無情拷問。
巴金活了一個世紀，觀察了中國動蕩在時間的跨步最長，如果他如老舍一樣投湖自盡，那麼現在的人反而會鳴不平，想到不是骨頭問題，而是為什麼不堅持下來多活幾年；如果他不寫《隨想錄》，他的名字將會淡去，痛苦的就是憋了一肚子話，但沒有人去懷疑他的良心真與假問題。
骨頭硬不硬，良心真不真，巴金先生並不在乎，在第一卷《隨想錄》的剛剛出版，就讓香港大學生罵得狗血噴頭，但是“他們卻不是四平八穩，無病呻吟，不痛不癢，人云亦云，說來等於不說的話，寫了等於不寫的文章。⑴”，他的留下來是“作為一聲無力的叫喊⑵”。
巴金先生自己說過，他是“五四”運動的產兒，也是法國大革命的產兒。他從少年時代就服膺“自由，平等，博愛”的信條！
早在法國留學的時期，他就身體力行地參與了無政府主義的宣傳和抗議行動。他給陳獨秀先生寫過信同時也給當時最著名的無政府主義活動家高德曼、格拉佛等人通信，其實無政府主義，就是邁進“門檻”，為建立一個自由平等、互助互愛的社會而不惜犧牲，它是弱者的道德，也是弱者的理想，
還在78年後，後輩文人馮驥才的小說《鋪花的歧路》，在北京引起爭議，反面的意見很強烈，認為這篇小說否定了文革。可當時身為《收穫》的主編的巴金相中了這篇文章，讓女兒編輯李小林與其聯絡，這篇文章後來發表在《收穫》上。
馮驥才先生眼中巴老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人，比如內向乃至拘謹，不愛開玩笑，也不幽默，他在精神上很嚴肅，人卻很隨和。表面看起來很內斂，其實內心充滿激情。
秋葉蒼紅。秋草蒼黃。秋夜蒼白。秋水蒼茫。逝者如斯夫，巴金先生也曾想到魯迅先生對他的勉勵，說他是一個有熱情的有進步思想的作家。
1978年是他拿起筆來，儘管他接觸各種題目，議論各樣事情，他的思想卻始終在一個圈子裡打轉，那就是所謂十年浩劫，他也時常想起小時候在父親的衙門裡看到犯人挨了打還要向知縣老爺謝恩的情景。
經歷了十年浩劫的中華民族，應該對“人格”乃至“氣節”這樣的精神價值有更深刻的理解。一個民族如果在自己的文化中連“氣節”的倫理精神都頃刻化為腐朽，那就是他的自毀和自戕，這是巴金先生對為什麼自己永遠不能原諒自己。於是在《懷念非英兄》中又有了一次這樣的自我發現：“自己弄不清是非，真假，也不管有什麼人證、物證，別人安排我發言，我就高生叫喊。說是相信別人，其實是保全自己。只有在反胡風和反右運動中，我寫過這類不負責任的表態文章，說是劃清界限，難道不就是‘下井投石’？”如果一群人假如只是被赤裸裸的利害左右，不再有任何形而上的倫理守護，那麼這個民族是相當危險的。
越破開自己的傷口越是一種痛苦，這種痛苦是自己的更是鞭策別人的，心理學常識告訴我們，感動的心理條件是共鳴。只要你是一個有良心的人，面對曾經犯過的錯誤，非平常的血肉之軀甘願承擔其沉重，想的總是想如何去掩飾。
過去的為了保全自己，形式上已經上為無約束的權威秩序作了幫凶，而在這行為的背後，他原是明白是非的，巴金自己明白想否定也否定不了，開始寫的《隨想錄》的始初都是明白的，因為回到過去那是也是不可能的。回顧過去，檢討過去，並非回到過去起步，而是怎樣在今天起步。難就難在你在今天面對你所身處的環境究竟應該如何起步，如何有效地在前進。那麼《隨想錄》就是一本有效的起步。
有人說巴金不就了在中受了點苦，然後絮絮叨叨了二三十年，咕噥着要建什麼博物館嗎？文人多自尊，也多輕狂，“文人相輕”從古自今那個是常有的人，如今似乎變成了“人人相輕”，實在是生活優越，自以為是，看不到靈魂的共鳴，看不到真情的流露，哪裡談得上讚歎別人。彷彿看一枚玉，首先看的是細微斑點，其次才是整片的潔白。
至於如何從巴金的“遺產”中受益？那麼就是把他當成一面鏡子，照出自己的頹唐。
巴金先生說自己的作品，在文學意義上百分之五十都是廢品，編輯王仰晨首先在給巴金的信中表達了異議，巴金先生回信道：“說到廢品你不同意，你以為我謙虛。你不同意我那百分之五十的廢品的看法。但是，重讀過去的文章，我絕不能寬恕自己。有人責問我為什麼把自己搞得這樣痛苦，正因為我無法使筆下的豪言壯舉成為現實。”
而今看到不少人，質問他的大師頭銜，質問他的良心用意，質問他的文學成就，從命理上，從學術上，從倫理上，我真是無法是回答，總總是為什麼，但是作為讀者，十分失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