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屯的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

　　原來的綏化縣張維屯，現在是綏化市北林區張維鎮。它是我的故鄉，那裡有許多我童年的記憶，就是在那個小火車站，我度過了童年和少年的時光。

　　現在的張維屯是綏化市的一個鎮，在綏化北，距離綏化47公里。地理位置是東靠新生鄉，西以克音河為界與望奎縣的恭四、恭六鄉為鄰，南與四方台鎮為鄰，北接三井鄉，位於黑龍江省的東南部。張維是個人名，此人以晚清捐生拔貢，取得了在那一帶放荒開地權利，一時聲名大振，便以“張維”立屯。據考，張維屯放荒招墾是起於1897年（清光緒23年），是在綏化開發設治后35年（1862年）到了1932年（民國21年、偽滿大同元年）設張維保，1939年（民國28年、偽滿康德六年）改為村公所，當時綏化劃歸北安省管轄。解放初期張維屯為綏化縣第十區人民政府，綏化縣於1946年10月劃分為綏化、綏東兩縣（綏東縣政府設在雙河鎮），張維屯屬綏東縣。1947年6月，所化、綏東兩縣合併，張維屯仍歸屬綏化縣。1956年後為團結鄉，1958年為團結人民公社，1979年又改回為張維公社，1981年以後又改為張維公社，1984年3月，改為張維鄉。同年12月，改為張維鎮。延續到今。

　　張維屯火車站是1928年呼海鐵路開通後設立的一個小火車站，鐵路線在張維屯西，鐵路從南北方向穿過。張維屯從立屯開始到建國前，人口不多。到1948年，也只不過有百戶左右人家。那時的張維屯，火車道以西，是大水盪，荒草甸，沒有人家。火車站以北，也是荒草墊子，也沒有一戶人家。夏秋時節，每到傍晚，野狼嗥叫的聲音不時地從遠處傳來，給這個小鎮帶了幾分神秘與恐怖。

　　火車站的正東和東南近百米的地方，是鐵路家屬住宅區。東南方向有幾棟“官房”，是偽滿時期遺留下來的，原來在那裡住着日本人和偽滿警察。1945年之前，日本人大翟是張維屯火車站的統治者。當時的警察署有警長王樹雲，警尉秦萬山、警士劉明閣、吳鐵民，警員胡景連等人。張維屯的街道不長，對着車站，只有400多米長。靠近車站的那段，是幾戶朝鮮人的住房，一戶是金繼明一家，一戶是李元喚一家，一戶是金大夫一家。金繼明家和李元喚家在1954年朝鮮戰爭后被迫回國，臨回國前，痛哭了一夜，哭得死去活來，不願意回去。街道北緊西頭第一家買賣，是孫老鎮家開的食雜店，她是一個寡居老人，沒有兒女，就要了個女兒。可是，她這個女兒，不僅又饞又懶、不懂事，還對老人非常不好。所以，老人在臨死前，把好多的錢都縫在壽衣的棉褲里，要死後帶到“陰間”去。但死後下棺入殮時，還是被人發現了。第二家是王大果子匠的炸大果子鋪，依次是孟大擼家的殺豬鋪、於瞎子和髙老坦兒開的雜貨店、老姚家開的壓麵條鋪。再往東邊是楊胖子家開的書店，最東邊是老程家的房子，閑着，沒做什麼用。再往東，就是小學了。道南，開頭是張維屯糧庫廂房的後身，佔了好大的界面。然後是羅家館子，接着就是木匠鋪，以打棺材為主，適當也做農具。木匠鋪的南面十米之外是鐵匠爐，有幾副給馬褂掌的木樁，一般劁豬騸馬、掛馬掌都在那裡。完了是歐家館子，後來又開了個范家館子，接着是河南人老畢家開的萬和盛藥鋪，然後是面向南面的一所廂房，也佔了好大的界面，最東頭是一個叫黃金的人開的剃頭棚。

　　1946年，北安省在綏化縣設龍南貿易分局后，於1947年張維屯設了貿易商場，地點就在於瞎子和髙老坦兒原來開小鋪的地方。我們鄰居老宋家的親戚張敏超就在那工作。時間不太長，於1949年初撤回綏化。

　　街道的南面，有一段前街，不長，十幾米，有幾戶人家。最東邊和前街斜對角有一處四面垂柳成蔭的房子，那是裝卸隊的李國財、李國棟兩兄弟的住房，在當時，那是不錯的人家了。李國財的老伴挺好唱評戲和唱二人轉的。我曾和她同台演過評劇《李三娘打水》，我在戲中飾演五代時期的後漢隱帝劉承佑。街道的北邊，還有半截後街，主要住着的是吹鼓手王大喇叭匠、扎牛扎馬扎靈頭幡的李花匠、）彈棉花匠的王老太太（男人的綽號）和裝卸隊的老龔頭龔永豐家。在道北比較遠的地方，有一幢孤零零的草房。那是裝卸隊王用賢的家，他和我父親康利忠一起被日本人抓去當了日本人的最後一次的勞工。

　　張維屯火車站，經歷了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那段歷史，親歷了日本侵略者對我國犯下的滔天罪行。1931年秋的一天，當馬占山的部隊在嫩江江橋戰役大勝日軍后，撤離嫩江。日軍惱羞成怒，用好多飛機追趕馬占山部隊的軍車。在張維屯車站附近追着軍車俯衝轟炸，馬占山的軍車沒有停，車頂上架着機關槍、對着飛機掃射，日軍的飛機不敢低飛，馬占山的軍車一直向南方馳去。1932年初，三名中國軍人，與日軍在張維屯車站遭遇，被日本人打死，屍體在火車道西躺着。在鐵道的西南較遠的地方，有一個日本人的大狗圏，養着日本人的狼狗。據說有一個晚上，一名中國老鄉走迷了路，就被日本人抓住扔在狗圈裡餵了狼狗。1932年6月25日到6月30日，抗日名將馬占山，曾在張維屯以北的劉大窩棚一帶，指揮抗日部隊與日軍的第十四師團一部、步兵第五十九聯隊、騎兵第十八聯隊和偽滿“江省”偽軍進行了激烈的戰鬥。打死了無數的日本鬼子。日本人把那些陣亡的軍人埋起來后，還立了碑。1945年後，那些石碑被張維屯鐵路的工人全都弄來砌了火車道的站台。我清楚地記得，其中有一塊石碑上邊刻着：“護陸軍第五十九聯隊中尉連長＊＊＊＊”、“騎兵第十八聯隊伍長久井＊＊”等人的石碑好幾十多塊。因為我上火車道西的我家的菜地、或去打柴來來往往都經過，也常在鐵道上玩。站台兩邊好幾百米，都是。我當時也是恨得不得了，常常還往上邊泚尿。等到1960年後，那些石碑就不知道哪裡去了。我曾經向後來的車站值班員劉亭范等人了解過，他們都比我小很多，也說不清楚。1948年初秋，陰曆七月底，一大隊勞工，在這裡上車，被日本人拉到間島給去做勞工，其中就有我的父親康利忠。婦女和孩子哭着喊着追趕他們的親人，我的哥哥康有泰那時五歲，就攆着火車喊爸爸，被腳行工頭任志中抱回來，給買了一根麻花才哄好。1945年底，一列火車拉着蘇聯紅軍押着的日本戰俘和一些家屬，到張維屯火車站停了下車，到我們家西邊和車站中間20米遠的水井去打水喝（我們家就是一直吃那口井的水），兩個日本兵跑了。跑到黑魚泡，被打死一個，那個沒死的把死的背回來，在火車道西，挖了兩個坑，把那個沒死的也槍斃了，埋上了……

　　1945年日本投降后，張維屯車站的大翟，連夜跑到綏化，在綏化鐵道北東富鄉附近的飛機堡，被中國人認出，憤怒的老百姓，用石頭把大翟的腦袋砸了個稀爛。警察署的王樹雲和吳鐵民跑到了關內，後來被抓住鎮壓了。警佐秦萬山、吳明閣連夜向四方台逃竄，半路上還用扎槍捅死個農民，後來也被抓住鎮壓了，劉明閣沒聽到什麼消息。就是老胡頭胡景連沒有跑，他老實巴交，為人老實厚道，不幹壞事。解放后依舊留在鐵路當工人，和夏廷佑一起當巡道工，兩人兩班倒。那時的鐵路巡道工很不容易，一晚上要走百十里路，負責區間內的鐵路狀況巡查。那時的鐵路區間內，特別荒涼，常有狼蟲出沒，那時狼也多，還聚堆。據夏廷佑說，他就遇到好幾次，好危險了。有一次，兩隻狼坐在他的對面對着他看，就是不走。他不得已，硬是點燃了警示火車的響墩，才把狼嚇走。解放后，張維屯車站由綏化鐵路分局派人接管。先後有王化南、范抱全關士倫、高文波、吳紹先、韓慶堂、曲鳳鳴等人當站長，從綏棱來的孫文學也在張維屯站當過副站長。

　　張維屯車站在建國后也建立了黨組織，王青林、范抱全、王久維、趙柏舟、邢鳳閣等人先後任中共黨支部書記，主管車站職工的思想教育和政治工作。任支部書記的的幾個人都是兼職，其中王清林是工區工長，范抱全是站長，王久維是作業所主任，趙柏舟是貨物主任，邢鳳閣也是工區工長。工區，是負責鐵路的維修養護巡視的。貨物處，負責辦理髮運接收各種貨物。養路工區在修道時，十幾個人用撬棍撬動鐵軌，校正位置，為了用力一致，也喊號唱歌。貨物處一般有兩名專門掌握大秤負責稱重的，叫做司磅員，貨物主任一般往往是主任司磅員。

　　那時的車站內的單位除有貨物處、養路工區之外，還有裝卸作業所。這支隊伍人數較多，最多時達到六十多人。張維屯裝卸作業所是由解放前的張維屯腳行轉過來的。1945年之前，張維屯腳行就存在了。主要工作是裝卸甜菜、木材、糧食、煤炭和其它大宗貨物。由綏化鐵路分局車務段的貨運隊負責管理。先後擔任張維屯鐵路作業所主任的有竇寶信、劉偉、王久維、董天一等人。記得那時，來考裝卸工的人，要老遠接住兩個麻袋扛。抬大木頭，十個人抬不動，下來兩個人，八個人抬。還抬不動，就再下來兩個人，不添人，減人，就是讓你使出原勁。抬木頭，大家喊着號子，“哈腰起啊，起步走啊，撐住腰啊，別泄氣啊……”統一步調，上翹板，裝車卸車。那工作真累得很啊。1960年後，作業所就解散了，工人都被分配到其它鐵路部門工作。

　　張維屯那時的大部門還有糧庫，負責收、管、運各種糧食。糧庫先是在我們那片住宅區的東面、裝卸工劉正的家和車站賣票員朱紹先老朱家大廂房的房后，他們的廂房門是向西開的。後來糧庫移到火車道南道東，大約在1963年前後，就移到了火車道西了。那時，火車道西的水盪草塘基本就淤平了。

　　張維屯糧庫收糧的範圍很廣，1956年以前，四方台、民吉以北，綏棱以南，火車道西、望奎縣東部的一些鄉鎮，還有新生、聯合三井的許多村屯，都得往張維屯送。因為只有往張維屯糧庫送，才方便用火車運輸，大約有十來個鄉鎮。那時，根本就沒有汽車運輸。

　　那時送糧叫送公糧。那送糧的農民，真是苦透了。十冬大臘月，一走五六十里路，有的走一天一宿。那時是大鐵軲轆車，五匹馬拉，一匹轅馬，兩匹傳套，兩匹副駕。那時道也不好，車也不行，大鐵軲轆車車桄榔桄榔地也慢，拉的糧食又多，十分艱難。那時都是泥土道，不上老冬，就送不了糧。馬車的鐵軲轆，一滾時軋軋直響。車的后轅栓一個竹子筒做的油葫蘆，裡邊的黃油是來給車軸叫油的。那時的農民，送糧時只能揣幾個苞米面大餅子，鹹菜嘎達，還沒水喝。渴了，也只能捧幾捧路邊的雪吃。頂上的不幹凈，就用手巴拉巴拉，吃下邊的。那時的冬天冷啊，進了臘月一般天天都是零下30—40度，農民們穿着牛皮靰鞡，戴着大狗皮帽子、圍上大圍脖。有一點條件的就是羊皮襖、羊皮大衣，抗風，凍不透，有的借同村別人的穿一天，一走一宿，那真是披星戴月啊。趕車的老闆子，總坐在車上還不行，凍得受不了，過一會就得下來跑幾里地，讓身子暖暖，再上車趕，走幾里。跑得出了汗，一上車就又凍透了。到早晨最冷的時候，個個都像是掛臘的雪人似的，全身都是霜。不僅如此，到了地方，還得排號，長長的車隊常常一排好幾里地，一等就得好幾個小時。那些老闆子、掌包的，凍得在地上直跑，來回跺腳，根本站不住腳。糧庫只有兩台地衡（大鐵秤下到地底下，馬車趕到上邊稱重），一台進去過重車，一台出來過空車。所以，缷糧特別慢。甜菜站也是個大部門，農民送甜菜，和送糧一樣，也是那樣辛苦，那樣遭罪！但是，那時候的農民，解放後有了自己的土地，已經是別無他求了，所以從未有什麼怨言，對國家就是那麼忠誠。要不就說，中國的農民啊，真是好樣的，沒比的！

　　甜菜站，與糧庫挨着。送甜菜的程序和送糧一樣，一到十冬大臘月，甜菜場的甜菜堆得成了山，好幾個大堆。都得讓裝卸作業所的工人，一筐筐扛着上翹板，裝上車，往哈爾濱糖廠運。除了上學時間外，我就起早貪晚地去甜菜站揀柴禾，把送甜菜農民扔的墊車的稻草、麥桔、苞米桿、麻桿、高粱桿等收拾回家當柴燒，那時我就已經上了小學了。

　　張維屯小學的位置，是在鎮的緊東頭。1936年前，張維屯已有了私塾。後來，也按着偽滿當局的“指令”改為“義塾”。因為日本侵略者推行奴化教育，學生一直寥寥無幾。1945年之後，學生雖然稍有增加，但由於大多數農民沒錢，無力供孩子念書，學生依然不多。1949年之後，根據綏化縣教育科的指示，將張維屯小學確定為“綏化縣第六完全小學校”，首任校長由縣內知名人士、民主人士、首屆縣政府委員白文成擔任。二年後，白文成調回綏化，校長由王錫三接任。由於剛剛翻身的農民都希望讓孩子念點書，學生數量大大增加，學生的年齡差距也大，同一年級的學生，年齡相差好幾歲，多的將近十來歲。張維屯附近四鄉（三井、新生、聯合）孩子都到這個學校來上學。我剛上學時，由於師資力量不足，就只好搞複式。學校由南北兩排泥草房構成，周圍都是楊樹，兩房之間是大操場，初小在北邊朝南，高小在南邊朝北，校長室、校務處和教員室在北邊的房子。後來在西邊又建了幾間廂房，也是泥草房，做音樂室，在那裡上唱歌課。那時的小學，分初小和高小兩個階段。初小升上高小的學生少極了，一大多半學生考不上就回家務農或找工作了。那時的老師，年紀差別也很大，有個小馬老師動不動就讓年齡大的學生弄哭了。王維、滕沛、李千、徐福增、崔忠孝、張俊、李樹森、姜玉清、姜玉珍、石守仁、馬景新、楊兆蘭、劉永明都是這個學校早期的老師。後來，又有湯孝先、石寶昌、褚景富、沈曉波、馬小童、曲行端、湯光大、董明會、劉景春等老師入校施教。到了1958年之後，學校就有了更大的規模，學校也改名為“綏化縣團結鄉中心小學”

　　張維中學是在1958年2月建立的。我們是1957年7月6日小學畢業，沒有幾個人考上初中。我們考上初中的，9月7日到四方台中學報到上學，坐一站地的火車。我們那屆一共有四個班200多名學生，分別是21、22、23、24班。那時的四方台中學在大西崗，吃飯卻要到東邊的鎮里去，因為學校食堂在鎮里，要走20來分鐘的路。宿舍是大通鋪。放寒假過春節后開學了，剛到學校，學校就開大會宣布分校，各個公社都辦一所初級中學，初一和初二的學生都一律回到本公社上初中，我們就又回到了張維屯，當上了創校生。隨同我們回張維屯創校的老師有袁文閣、付正大、谷風、邵春德、劉岫山、范喜軍六個老師。我們師生動手，自建校舍。後來，又有付淑珍、王玉珍、高國信、劉永明、韓潮、尹海、張榮、張公壁、薛明信、湯光大、劉永明一些老師，也到張維中學任老師。1958年末，縣裡派了吳鐵軍到我們學校當黨支部書記兼校長，袁文閣任教務主任，劉岫山任教務副主任。1959年初，張維屯中學改為團結中學，1960年我們初中畢業。

　　在我們那屆團結中學的畢業生中，有幾個人考上了綏化一中高中，其中我和孫永奎高中畢業后考上了大學。他考取了北京鐵道學院機車信號系，我考進了黑龍江大學中文系。那就是說，從1945年到1980年這35年的光景中，張維屯能上大學的，僅有我上一年考上大連工學院機械系的滕偉業，我下一年考上哈爾濱師範學院政治系的李秀本，我和孫永奎我們4個人。

　　張維屯在建國后所發生的大事，有些在記憶中比較模糊了，也有些記得還比較清楚。

　　張維屯的土改運動，進行的是很徹底的。在記憶中，周圍的地主大戶有二井子的縢紹九、三井子的程祥、八井子的朱承玉、九井子的鞠殿陽、頭井子的王巨等。只有縢紹九因罪大惡極被鎮壓。我記得有一次在張維的街里開的鬥爭會，當時有人抱來了一大抱鐮刀把，放在了被斗人的面前，被斗人跪在地上一排，十來個人。來鬥地主的老鄉和群眾排成一行長隊，輪到了誰就去用鐮刀把對所痛恨的人打幾下。我的父親是使用自己的皮帶打的是我的姑老爺（我母親的親姑父）袁寶三。我揣想，也許他是出於“公而無私”的心理，也許是太恨他了。因為在我父親出勞工后，張維屯跑毛子（蘇聯軍隊中軍紀很壞的散兵），我的母親帶着我和哥哥到他家去躲避，被他趕了出去。袁寶三在偽滿時曾當過幾天偽鎮長。他本來是個醫生，但他很傲慢，人送綽號“袁大架子”，被斗后，他被打得遍體鱗傷。我的母親就讓我的哥哥偷偷地給他們送點小米、蔬菜之類的東西，可見母親的寬懷大度。有一次，我去他家趴着門縫偷看，我的姑老兒正在給他換藥，他疼得呲牙咧嘴的叫喚着。

　　1948年初，分勝利果實。我家也分到了一份。是三掛房架子，還有幾根檁子；一頭母牛，一頭牛犢；還有一台搖把上發條的留聲機、連同十幾張唱片。那頭小牛犢長得虎頭虎腦的，非常可愛。後來把那頭母牛賣了，把小牛犢留下了，我和我的弟弟負責放牛。小牛犢後來也賣了，據說被他們殺掉賣肉了。我後來聽說，覺得很可惜、很心疼。

　　我剛上學那年，就爆發了朝鮮戰爭。那時，人民紛紛表達了對戰爭和侵略者的痛恨。當時有兩幅畫在我的記憶中最深：一幅是一名女少先隊員，歪着頭，懷抱一隻和平鴿，題詞是“我們愛和平！”另一幅是一個母親躺在血泊中死去，房子被炸得一片狼藉。天上的飛機還在俯衝轟炸。母親身上的孩子在吃奶時被嚇得抬頭哇哇大哭，母親的乳房袒露着。記得當時張維屯的群眾對“抗美援朝，保家衛國”表現了極大的熱情，家家住戶的門上，都掛着副門牌，“抗美援朝，保家衛國”，表現了中國人民的志氣、決心、鬥志和無畏。當時，人們互相教唱《王大媽要和平》，到處都是“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的歌聲，看出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翻身當家的中國人民，是誰也戰勝不了的。很多青年踴躍報名，積极參加志願軍。

　　1953年，我已經是一名少先隊員了。那天，我們的老師楊兆蘭剛進課堂，就神色凝重地對我們說：“請大家把紅領巾摘下來，斯大林同志逝世了”。那時，我們雖小，但也知道斯大林是很了不起的偉人，因為我看了好多斯大林領導蘇聯人民反法西斯鬥爭的畫本。

　　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和大躍進時，我們已經是初中二年了，正是張維屯中學建校那年。

　　那年，縣委、縣政府組織了一個農業檢查團，我參加了那個團，是給檢查團打旗。檢查團是縣委書記、縣長張文棠帶隊，一些縣有關幹部參加，是一個人數不少的大隊伍。到哪個公社，公社的主要領導當然要伴隨檢查各大隊、各生產隊。參加的還有當時媒體的記者，《綏化報》的名記者王明時，也是檢查團成員之一。檢查團是一律步行，從張維屯出發，步行到新生、聯合等鄉鎮。那時，新生、聯合、三井三個鄉鎮都是團結公社所屬。有一天下午，王明時到玉米地去小解，出來后，手裡拿着一根比他還高的大蒿子，讓大家看，公社書記卞永寶，立刻滿臉通紅，，他立刻叫人把那個大隊的書記找來，當場就把他罷了官，撤了職。回到了張維屯，我們休整了一下，接着又出發了。在休整中，有件事在我的心中留下了很深的記憶。當時，在食堂吃飯，吃的是大米飯、豬肉燉粉條。當時，沒有專門的服務員，臨時把在鎮上各方面都比較好的女的請來，給大家盛飯、端菜。其中一人我認識她，她叫高俊榮，是當時張維屯在相貌、文化、舉止等各方面都不錯的人。她的父親，就是和於瞎子一起開小鋪的髙老坦兒。她給我盛飯時，一看是我，眼裡流露出奇怪、疑惑、不解的的眼神，意思是說，我怎麼會在這裡，但她還是把飯盛給了我。不過，我分明看出了她的不愉快。

　　張維屯也有一些事，讓我記住不忘。

　　1951年，我剛上學，我虛八歲，不滿七歲。那年秋天的10月21日，我們學校沒上課，都被組織到黑魚泡看槍斃鬍子頭佘子良。佘子良當鬍子頭，不僅殘害百姓，而且搶男霸女，罪大極惡，民憤很大。那天，是初冬，天很冷。我因當時年紀太小，老師怕嚇着我，沒讓我去，給我放了假。我的哥哥也跟老師說我太小，不讓我去。當時，我在十字街前看見，前邊是兩匹馬拉着的一架馬車，平板的，上邊是幾個人押着五花大綁的佘子良，嘴裡塞着棉花，過去了。後邊也是一架馬車，車上坐着有關工作人員，向黑魚泡方向去了。那工作人員中，我還看到了我三姑姥家的兒子宋國志，他那時已參加了工作，在綏化縣公安局。他的姐姐小名叫“小九子”，我小的時候，她沒少抱我。那首《白毛女》中的“北風那個吹”，就是她教會我的。我哥哥他們回來之後，大家紛紛議論着這件事。他們說，第一槍把佘子良打倒了，但沒有死，又打了兩槍，把他的頭打碎了，血漿和腦漿噴了很遠。他的老婆借了王大果子匠的兒子王國安的小刀（我一個班的，年齡比我大兩歲），把他的較大的腦髓塊弄回來，裝回腦殼，把頭骨蓋也弄回來蓋在他頭上原來的地方。完了，她把小刀還給王國安，王國安說不要了，她就扔了。他的那個老婆，就是他搶來的。1980年以後，我在綏化縣鄉企局工作，常常下鄉到張維屯，和那個女人的原配丈夫老楊發常常在一起扯淡，有人逗老楊發說，你連自己的老婆都保護不住，讓佘子良給搶去了，真丟人。老楊發笑嘻嘻地說：“給錢了，給了點錢……”看來他對佘子良沒有太大仇恨。

　　張維屯也有一件事讓我很受刺激。就是我的恩師谷風之死。

　　谷風老師是個學問很高、知識很廣、很有責任心的一個好老師。他在四方台沒教過我，回張維屯后，才接觸。他年輕的時候，很有抱負，立志從學，苦讀詩書，不懈努力。我讀過他的一些詩作，其中，有一首是《述志》：“滿車皆甩撲克牌，我讀詩書何悠哉？酬伸酬志為報國，目視雲天勵心懷”，表達了他的胸懷和志趣。但他的性格也過於直率倔強，大有不肯與世俗同流合污之氣。記得我在初中二年級時，曾和他討論過岳飛的《滿江紅》。我問他，岳飛既然知道回臨安必死，為什麼十二道金牌召他回京他還回去。他告訴我，在那個時候，忠君就是愛國。岳飛既然許下以死報國的決心，那麼，他心知回京必死，也就十分從容了，我倆當時都唏噓不已。他也很欣賞我，我的作文，他總是做為範文，在全班評講。每一次上作文課，我都十分高興。當他頗為陶醉地讀着範文時，我知道那是我的傑作，所以我也沉浸在陶醉中。但是，有一次，我和幾個同學下午都遲到了，上語文課嘛，幾個同學站在教室門口，我在最後邊，他半天沒抬頭看我們一眼。突然，他大聲地問我：“康有山，你居高臨下，在藐視誰哪？”當時我就心知肚明，他是在用我當馬謖，要揮淚“斬”我。果然，他大聲呵斥我一頓之後，別的同學，他一聲也沒說，順順利利地放他們進屋上課了。我一聲也沒吱，過後，同學們都誇獎我的大度，我也特別自豪，確知了我在谷老師心中的分量。

　　谷老師的老伴不漂亮，沒文化，也不太講究。他們生了三個孩子。他老伴先去世了。長子谷春生，早參加工作，在大興安嶺一帶當公安員。次子谷春江中學畢業當了兵。還有個女孩叫谷春英。谷春江轉業后回來后，也當了教員。他找了個對象，因為年齡小得多，谷老師就不同意，但也擋不住他。後來他要結婚，向谷老師要錢，谷老師從彆他的心理出發，就不給。那晚上，他從他對相那裡回來，又來要錢，谷老師已經睡下了。他看谷老師不理他，就上凳子上把電線接上了，然後就把電線的另一頭纏到了到了谷老師頭上，把谷老師打得翻滾幾下就被電打死了。谷老師的女兒在她的床上一睜眼，看見了，嚇得大叫一聲，他立刻就躥上去掐住了他妹妹的脖子。他妹妹苦苦哀求說：二哥，我絕對不對外人說，他也不答應，到底狠狠地把他的親妹妹掐死了。然後，就跳牆跑回他對象那去了，並且反鎖了大門。

　　這件事，我覺得無比震驚、悲哀，真是無法想象的事。那時候我正到張維屯去出差做工作，公安局的副局長鬍國勛帶人在那破案，趕上了這事，我本想去看看谷老師，胡國洵勸我這時候就不要去了。破案時，辦案人員向谷春江了解情況，因他有嫌疑，暫時把他控制了起來，他為了不被發現，給他的對象遞紙條，被發現，很快就破了案。破案后，公安局通知了他的哥哥谷春生，他哥哥回來后，在火車站就被公安局把他的槍給繳收下來，怕的是他因激動出事。

　　團結公社的首屆公社黨委書記是卞永寶，他是一位“傳奇式”的人物，張維屯對他的流傳和故事很多，我沒有核實過真假，但當時似乎是家喻戶曉。

　　卞永寶早年跳過單鼓（即一種迷信活動），在土改時表現突出，被吸收入黨。1957年之前，潘樹仁當區委書記，他是副書記。當時，張維屯是綏化縣第十區。1958年初，潘樹仁調走，1958年實行人民公社制，張維屯和聯合、三井、新生四鄉鎮成立團結公社，他當上了團結公社第一任書記。那時的團結公社，一百多個村屯、一萬多戶居民、數萬人口，幾十萬畝土地，責任和權力都是不小的。

　　他有幾件事人們傳的很厲害，經過在流傳中的加工，很有戲劇性。他很願意看二人轉，一有功夫，他就去。他感覺自己是那麼大的領導，怎麼辦吶？所以，每次去都帶好幾個人，在前排弄一張桌子，桌子上總得擺上瓜子、香煙、糖果、鮮瓜、梨之類，也有沏的茶，邊看邊吃喝。他戴着一頂巴拿馬禮帽，手裡拎把扇子，挎一支大肚匣子槍，看二人轉時，把帽子一摘，放在桌上，大肚匣子槍也摘下來放在桌子上，露着半禿的頭，敞開懷，邊看邊煽扇子，那樣子和現在電影里的土豪、還鄉團長差不多。看得高興了就喊上幾句，有時覺得不夠刺激，就大喊“粉點！粉點！”（就是把調情話再說得露骨一點）。

　　他要上綏化縣裡去開會，趕火車沒趕上，正好，有一列貨車在那裡停着，頭朝南，他一看，是往綏化開的，沒多想，他就上了貨車的守車。不一會，車長回來上了，一看他在守車裡，就把他攆了下去。他邊和車長撕吧，邊吵、邊大喊道：我是張維屯的書記卞永寶！車長說，你是誰也不行啊，真就把他弄了下去。他一看不行，急了，就又往車上躥，車長邊拽着他，邊擺旗開車，他更着急了，便爬到車下，用肩扛着守車火車后軲轆，大喊：“車是你的，這地皮可是我的”。大家覺得，在後邊扛後車軲轆，太滑稽了，太逗人了。

　　據說，有一年的清明，他要回家去上墳，那次他正在綏化。因為離家遠，沒有方便的車，就死皮賴臉地要借縣裡的小吉普車用一下，那時，縣政府也只有這麼一台舊吉普車，1955年之前，連縣委書記張文棠下鄉路遠，也只有一匹馬。縣裡管車的人一看堂堂的卞書記張嘴了，也就答應了。當司機拉他到了他家的村口時，他緊着催促司機“按喇叭！按喇叭！長點，長點”意思是造造聲勢。然後，他又叫司機慢點開，打開車門，他伸出身子，腳踩車踏板，拿出大肚匣子啪啪朝天開了三槍，然後大喊“我卞永寶回家來祭祖來了”。很有“衣錦榮歸、富貴還鄉”的味道。

　　諸如此類傳說不少，還有一些什麼“團結民祥，一片汪洋，請求縣委，快快幫忙”之類的傳說，是說那年綏化漲水，他為了邀功，用電話向縣委撒謊、報假情況（團結民祥是說團結公社民祥大隊）。

　　卞永寶後來被打成壞分子，開除黨籍，開除公職，還進了監獄。“文化大革命”后，平反冤假錯案，他多次到市裡上訪去找，我也接待過他好幾次。最後，市裡經過研究，給他按着政策平了反，不過是最後一個平反。

　　張維屯出生的、職務很高的的人物不多。我所知道的，就是開肉鋪的老孟家，他的兒子孟慶恩，參軍后一直在軍隊里。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後期，粉碎“四人幫”之後，才知道了孟慶恩已經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事檢察院的副院長了。他參與了審訊“四人幫”的工作。這個人我不認識，他走的很早，但我認識他的姐姐，因為那些年她常在張維屯出現。

　　還有在1947年曾和我父親一起工作過的當時張維區區長李俊卿，隨軍南下後到退休時，成了副廳級幹部。當年，他當區長，常上我家去，我父親當時是武裝部部長。他隨軍南下時，我父親正在鬧病，病好了就幹了別的工作。

　　在抗美援朝時，我們附近去了好幾個人，報名參加了志願軍。有曹巨生、李相臣、王玉生、高文生、劉耀庭。其中，高文生在朝鮮戰場犧牲了。高文生家就住在我們那個院，她的女兒小高丫比我小几歲。我們小時候常領她玩，她很乖。

　　這是我所知道的張維屯，一個我已經離開了將近半個多世紀的故鄉。

　　張維屯沐風櫛雨一個多世紀，歷經了滄桑浮沉，它從小到大，目睹了一個多世紀的興衰榮辱，現在，它已經開始走向了新的歷程。憶起故鄉，我常常都是心潮澎湃，感慨無窮。因為它牽着我的太多的童年記憶，伴我渡過了童年和少年日月，所以我時刻地都在牽挂着它。我盼望在未來的時光中，它能發展得更快，發展得更好，這是我衷心的期待，也一定是所有張維屯人的願望。

　　康有山2013年10月26日於哈爾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