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英之死之一

　　關注和研究項英之死，是隨浙江省作家協會組團訪問皖南去涇縣雲嶺看過新四軍軍部舊址之後的事——看遍整箇舊址，發覺項英的銅像竟豎得那麼的高大？而葉挺的銅像是那麼的矮小？可是，介紹葉挺的圖片和文字卻又是那麼的豐富，而介紹項英的圖片和文字卻偏偏那麼的稀少？這舊址怎麼啦？……

　　回頭便跑檔案館、圖書館，訪老革命，找知情人，四處尋覓有關項英死因的資料——

　　項英死在1941年3月14日大雨滂沱狂風怒吼的凌晨。

　　驚蟄過去的第七天，第一聲春雷，就在赤坑山的主峰炸響。世界象落進黑色的墨海里，烏雲，象黑色倒懸的山，向赤坑山的群峰壓下來。就在這閃電照亮山林的一瞬，照亮了赤坑山主峰下的那個蜜蜂洞，也照亮了洞中三個睡着的人：洞的左首，蓋着軍毯的是項英，他的臉側着，身子蜷縮着，枕邊放着他正在重新修改中的自傳，顯然，沉重的雷聲使他無法安眠，他不斷地翻着身；項英的對面是他的副參謀長周子昆，他仰臉躺着，兩條腿蜷豎著，把軍毯支撐得很高；在洞口的右側，周子昆的腳后，是他的警衛員小黃（黃誠）……

　　又是一個閃電，一陣風嘯雨吼，一直蹲在洞口的劉厚總（項英的隨從副官）猛然抽出腰間的新駁殼槍，向著閃電顯示過的目標，扣動了扳機“叭！叭！叭！叭！”鞭炮似的爆裂聲，震動了這個只有六立方米的小小山洞，也震動了洞外赤坑山的座座群峰，然而這槍聲又很快消融在無邊的風嘯雨吼中。這時的劉厚總，沉着冷靜得驚人：他點着半支臘燭，目睹親手製造的慘景，面不更色。

　　循着燭光，劉厚忠看到項英頭部的血跡，看到枕邊被血染紅了的手稿——項英原是側身而卧，現在卻是臉朝洞頂，僵滯凝定的兩眼瞪着，含着最後一瞬的驚詫，好像正向捨生救過他命的隨從提出疑問：“厚總，這是怎麼回事？”

　　劉厚總面對觸目驚心的情境，不知出自何種動機，伸手掏出自己懷中的三十元法幣（國幣），半跪下去，輕輕貼在項英的仍然汩汩流血的太陽穴上，一面貼一張，另一面貼兩張。然後，盜墓賊似地打開了項英和周子昆的軍衣……他沉着極了，把法幣、金條，一一塞進自己懷裡，爾後又把手錶、手槍也一併放入懷中，而且竟沒有忘記項英和周子昆的自來水筆：劉厚總是深知金錢的真正價值的，那時候，營團幹部每月的津貼是3元上下，常常還因經濟困難而發不出呢。

　　劉厚總的劫掠活動，大約50分鐘就全部完成了，收穫極豐：赤金9兩，法幣24600元，金殼表1隻，鋼殼表1隻，懷錶1隻，手槍3支，自來水筆1支，大煙土1塊（這是周子昆治胃病當葯的）……

　　項英和身為副參謀長的周子昆又是為什麼要一起睡在這麼一個僅能容納4個人6立方米小小的蜜蜂洞里？這位劉厚總究竟是何許人也？

　　翻遍資料，有一種說法認為，把項英、周子昆安排到山上蜜蜂洞，是經過地方黨的同志精心推薦后選定的：蜜蜂洞位處接近山頂的懸崖上，三面石壁環抱，地勢險要。為“人跡罕到”之地，從對付國民黨軍隊搜查清剿考慮是比較保險的。皖南事變——由9千名新四軍指戰員的忠誠、生命與鮮血譜寫的一曲戰歌和悲歌——發生后，國民黨三戰區顧祝同、三十二集團軍上官雲相和國民黨地方政府嚴令在涇(縣)旌(德)太(平)一帶搜查清剿流散的新四軍，緝捕項英。項英同副參謀長周子昆，帶領作戰科長李志高、偵察科長謝忠良和一批警衛人員轉輾隱蔽在涇縣南部山區，由螺絲坑到濂坑，再到赤坑山，逐漸聚集了新四軍的失散人員四十多人，建立了黨的臨時總支部，並跟地方黨組織也取得了聯繫。痛定思痛，項英對皖南事變中新四軍的慘重損失深感內疚，一再表示突圍出去后要向中央作檢討。-1941年2月底，在地方黨的幫助下，項英、周子昆等在赤坑山暫時隱蔽，策劃向江北突圍。突圍的路線經過偵察初步確定下來了，突圍的各項準備工作也已大體就緒。項英隱蔽的蜜蜂洞，由於洞小，晚間只能橫着住四個人。李志高、謝忠良、項英的警衛員以及其他人員則分散隱蔽在蜜蜂洞下面的各處。

　　-又一種說法，則認為項英是在全軍突圍不得、面臨崩潰的時候，不告而去，離隊脫逃，才躲進這遠離人世的蜜蜂洞的……

　　劉厚總，1904年出生在湖南耒陽縣匯頭鄉曾家沖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1926年，他在家鄉參加農會，1927年，擔任江頭鄉農會委員，打土豪鬥地主，成為農民運動的骨幹。大革命失敗后的1928年，他參加農民赤衛隊(后改為赤色游擊隊)，在火燒沖一帶活動。那時國民黨反革命勢力猖獗，敵我雙方的鬥爭極為尖銳殘酷。國民黨地方武裝“挨戶團”一抓住赤衛隊員便殺。赤衛隊用紅色恐怖對付白色恐怖，曾於1928年一天夜裡殺了劉姓、嚴姓、李姓、梁姓土豪劣紳。隨後，國民黨反動派集中了當地反動武裝力量，“圍剿”游擊隊，僅龍塘一地就有二百餘農會會員被殺害。游擊隊里出了一個叛徒，當了國民黨軍隊的排副，帶領挨戶團一夜之間殺了劉厚總的堂哥劉厚林、堂弟劉厚定、劉厚存等五人。劉厚總在血與火的鬥爭中，敢打敢拚，衝鋒陷陣，在耒陽是出了名的，當時，當地群眾就叫他“總老爺”，是“大殺星”下凡。劉厚總所在的游擊隊面對反革命的“圍剿”，經歷了極其艱苦的歷程，有起有伏，最困難的時候只剩下七個人、兩條槍，順利的時候曾擴大到一百多人。無論人多人少，滿腦子“山大王”思想的劉厚總什麼事都個人說了算，為所欲為，甚至把抓到山上的一個地主的十四五歲的女兒“娶”為妻子。-1934年，經湘南特委批准，成立湘南赤色游擊隊，耒陽游擊隊編為第三大隊，歸耒陽縣委領導，劉德總為大隊長，劉厚總為大隊政治委員。1934年冬，劉向明任大隊政治委員，劉厚總任大隊長。1935年，劉厚總參加耒陽縣委，為縣委委員。劉厚總對組織上先後派劉德總、劉向明來游擊隊擔任領導心懷不滿，認為是對他的不信任，他們也很難同他合作共事。

　　七七事變后，大敵當前，實行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中共湘南特委書記王濤、特委委員兼耒陽縣委書記謝竹峰同國民黨政府耒陽縣縣長陳必聞談判，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同時，成立中共耒(陽)安(仁)中心縣委，謝竹峰任書記，劉厚總任組織部長。耒陽游擊隊先後在天門山、通水鋪集中整頓，后經謝竹峰同劉厚總商議把部隊開到劉的家鄉江頭劉祠，整訓一個月左右,然後開赴皖南。在耒陽游擊隊開赴皖南集中之前，劉厚總曾留下一部分槍支，埋藏在家鄉。耒陽游擊隊整訓期間，群眾來訪送子參軍的甚多。按當時的抗日統一戰線政策，是不能隨意接收的，但是耒陽游擊隊仍然接收了一部分，部隊有了較大發展。此時的劉厚總對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新形勢確實惶惶然不知所措。據現存耒陽縣革命鬥爭史編寫辦公室的謝竹峰迴憶稿本中說：“部隊開到耒陽火車站，陳必聞不同意在城內大街走，改為沿城外公路到火車站。幾十裡外的群眾，仍趕來歡送，場面極為熱烈，大快人心。劉厚總問我，可不可以喊幾句蔣委員長萬歲的口號，我立即說不能喊，他就不喊了。當時我內心感到劉厚總這個人頭腦實在太簡單了。”謝竹峰迴憶稿中還說，1938年劉厚總所在的游擊隊開赴皖南改編為新四軍特務營后，5月下旬，隨軍部移駐土塘。劉厚總惡習未改，在土塘即犯有調戲婦女、侵犯群眾利益、抓老百姓的雞鴨燒吃等違反軍紀的事發生。(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