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路英雄的悲哀

　　釣魚城，這座築於合川釣魚山上，面積僅兩個半平方公里的山城，在中國戰爭史乃至世界戰爭史上竟佔有閃光的一席之地。

　　七百多年前，強悍的蒙古軍隊向孱弱的南宋發起全面進攻，在巴蜀遭遇頑強抵抗，小小釣魚城的保衛戰，使橫掃歐亞大陸無敵手的蒙哥大汗遭受重創，一命歸西。此役讓南宋的歷史延續了近二十年，使得蒙古軍隊未能進入非洲。釣魚城，如同一根堅硬的鐵刺深深釘在巴蜀大地上，釘在蒙古人的心中，此後三十六年中，元軍頻頻攻打此城，但是屢戰屢敗。釣魚城的失敗，成為蒙古人難以去除的痛。

　　炎熱的七月，我來到這裡，瞻仰這座英雄的城池；但經七百年歲月，釣魚城留下的，是濃蔭下零亂的斷壁殘垣，還有一株八百道年輪的桂樹。這古舊的石頭和滄桑的桂樹，記憶了那一場場鐵血無情的生死拼殺，同時記憶着一個末路英雄的名字——王立。

　　王立，時任南宋合州安撫使，釣魚城的最後一位守將。

　　三十六年的堅守，使釣魚城如同一盞光芒四射的燈塔，激勵着南宋軍民的抵抗意志；但是，面對瘡痍滿目國祚已盡的江山，面對四面八方如狼似虎的強敵，曾經英勇無敵，智勇雙全，令蒙古軍隊心驚膽顫的王立，最後向元軍遞交了降書，蒙古人終於完成了征服南宋大陸土地的最後一筆，不久，宋丞相陸秀夫在崖山負幼帝趙昺蹈海，南宋王朝黯然地離開歷史舞台而去。

　　領導釣魚城英勇抗敵時的王立，無疑十分令人景仰，如高高的釣魚山屹立在三江匯流的大地，然而，降將的結局卻令其形象折損，聲名掃地。如今，時光已逝去七百多年，人間也幾番改朝換代，將軍的靈柩早已蓋棺，卻褒貶紛紜，仍無定論。七百年來，對王立終止抵抗的行為，貶斥者眾多，理解者亦有，而讚譽者則如鳳毛麟角；仔細思之，應是忠君思想使然。

　　貶斥王立者，斥其貪生怕死，軟弱失節，罵其背叛民族，甘當“漢奸”，並將其與同時期的文天祥相比擬；理解者認為他救民於水火，不得已失節，值得同情；讚譽者則認為他以民為本，忍辱負重，舍小節而持大節，後者觀點，我非常贊同。

　　歷朝歷代，判定忠奸者，多以對君，對國的態度為準繩，實際上，在那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時代，君就是國家的全部；民眾的生死似乎與國家無關。儘管孟聖人竭力主張“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但君王的認知卻與此相反，行為方式更是大相徑庭。在漫長的封建社會，極少有人以民眾的生死去評價歷史人物的功過是非。

　　王立是一名驍將，絕非貪生怕死之輩。他槍林箭雨，出生入死數十年，早將生死置之度外，若用與敵死拼或殺身成仁的手段來求得名節，是何其簡單；但是，當時陷於重圍的釣魚城幾乎彈盡糧絕，與敵力量懸殊，抵抗難以為繼；更為可怕的，是城中尚有十餘萬逃難而來的百姓，他們所面對的，是積三十六年血仇且嗜殺成性的虎狼之師，一旦城破，百姓必遭屠城之災。是以全城玉碎為代價求得自身的名節，還是用忍辱屈降停止抵抗來救民於水火，王立陷入兩難的痛苦之中。

　　這時，王立身邊那位美麗聰慧的熊耳夫人也深為全城百姓擔憂，他勸說王立，以城中百姓身家性命為慮，並願意聯繫在元廷擔任西川王相的表兄李德輝，以保全百姓性命為條件，放棄抵抗。王立經過痛苦思考，答應了熊耳夫人。秉承忽必烈懷柔思想的李德輝同意王立的請降，並親赴釣魚城受降。城開之時，城中百姓歡呼雀躍，無不欣然。釣魚城的殊死抵抗雖長達三十六年之久，但此時，元蒙軍事較量基本結束，天下大勢已定，生存，畢竟是民心之所向。

　　中國古時，評價一個人是忠是奸，往往以君主的意志和利益為標準，其實，根本標準應該是民眾的意志和利益。忠於民眾才是真正的忠，僅僅忠於君王則是愚忠。歷史人物在窮途末路之時，若貪生怕死，賣國求榮，是為奸；若為民眾利益，忍辱負重，無懼世人的誤解，則為忠，且為大忠。大忠者必持大節。王立所為，未遵循忠君之道，卻順應了民生之意。當時，君已亡，國已破，民眾要生存，讓他們為舊王朝無辜喪命，顯然有違天理。

　　文天祥死而盡忠，王立生而存節，二人本是殊途同歸，結局卻迥然而異：文丞相一顆丹心，昭然日月，名垂青史；王將軍一紙降書，救民水火，身背罵名。真可謂以死保節易，忍辱保名難啊。王立生時，已倍嘗忍辱之苦；孰料死後，仍難脫萬世罵名。其泉下有知，不知是否會後悔當初未臨陣赴死，或引頸為快？

　　一腔熱血湧起，以死力拚頑敵，使民眾遭受屠戮，勇則勇矣，但勇而無義；而強壓心中怒火，終身忍辱被罵，使民眾得以拯救，舍名取義，方為真正勇毅，這是天地間最深的忠，人世間最大的義。

　　清乾隆年間，合州知府陳大文深感王立忠義，將其與熊耳夫人及李德輝牌位請入忠義祠，與抗元名將王堅、張珏、余玠、冉琎、冉璞五人牌位並列，此後百餘年間，後任皆無異議，也許王將軍在天之靈有所欣慰。但至光緒年間，知府華國英卻無法容忍王立當年所為，將三人牌位逐出祠去，並在廳堂楹柱撰聯表達凜然心意：

　　持竿以釣中原，二三人盡瘁鞠躬，直拼得蒙哥一命；

　　把盞而澆故壘，十萬眾披肝瀝膽，竟不圖王立之心!

　　但合州百姓認為王立、熊耳夫人和李德輝三人雖對宋廷無忠，卻對百姓有義，於是另立“賢良祠”供奉三人牌位，由此可見忠君和愛民的區別，官心與民心的差異。

　　上世紀四十年代，蜀中才子郭沫若對王立也大加韃伐，作詩痛罵，並將王立、熊耳夫人二人與秦檜夫婦相提並論：

　　卅載孤撐天一線，千秋共仰宋三卿。

　　貳臣妖婦同祠宇，遺恨分明未可平！

　　華國英和郭沫若所以如此，也許自身觀念使然，也許時逢華夏國難，情緒難免激憤，王立將軍是否應以當年忍辱之心胸，多多包涵才是。

　　到如今，賢良祠已毀，忠義祠猶存，當年忍辱救民的王立將軍不知魂游何處。

　　忠義祠中，聽到遊人議論：

　　“可惜呀，英勇抗敵這麼多年，最後居然選擇了投降，真是不可思議。”

　　“難道拿十萬人的生命去換他的英名，就是正確的選擇？”

　　七百年前，王立的身上罵名紛紛；七百年後，對他當年的選擇，依然是不斷的爭論。

　　悲乎！哀乎！

　　釣魚山上，新綠茂生，釣魚城中，舊跡尚存。居高俯瞰，見江流浩浩，猶憶水師旌旗飄揚；流連幽徑，聽林濤陣陣，如聞當年殺聲迴響。光陰似水，物是人非，若王將軍魂歸故地，遙想當年，不知心中會釋然如風，還是依舊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