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獻吾友：青春歲月的回望

　　大獻吾友：青春歲月的回望

　　楊開顯

　　僅以此文悼念2011年11月28日突然逝世的摯友、小說家、重慶市作家協會第二屆副主席陸大獻先生。

　　11月28日星期一接近傍晚，詩人、摯友萬龍生來電話，告知陸大獻上午突然逝世。這一噩耗猶如晴天霹靂，擊得我一時手腳冰涼，心裡發緊，頭腦一片空白，完全不相信這是真的；可待回過神來，又不得不面對這殘酷的事實。

　　我悵然若失地坐在辦公桌前，望着電腦屏幕，似乎看到他的身影，聽到他的話語。是啊，他還在我們中間呢。幾十年來，他和我一起走過了“風雨”之路，長夜孤燈，勤奮寫作，成為了我市著名的作家。

　　一

　　我與陸大獻相交相知了47年。

　　1964年冬天，在重慶江北區大石壩江陵機器廠廠區外的嘉陵江畔，有一個叫“一村”的地方，每年枯水季節呈露出一大片沙灘。我們一幫小青年，從半坡上的貓兒石來到低洼處的一村，冒着凜冽的寒風參加勞動——篩鵝卵石和運鵝卵石。

　　我們自覺而緊張地勞動着，沒有負責人和監工，因而不時在勞動間隙中做做運動或嬉戲和打鬧。大獻和我也參加一些運動或嬉戲和打鬧，但有時也躲到一邊去看書。我當時正在閱讀王力的《漢語詩律學》等書，不帶書來時就構思長詩《向大海》來。而大獻每天來，褲兜里幾乎都揣着一本裹成卷的書，有時是俄羅斯小說，有時是西歐小說，有時是中國小說。他抓緊休息時間如饑似渴地閱讀起來。一次，我把他的小說要過來，翻了翻，是一本我國30年代作家的小說集（因時間久遠，記憶不一定準確，也可能是一本郁達夫的短篇小說集）。我記得很清楚的是，其中有郁達夫的《沉淪》和《春風沉醉的晚上》等短篇小說。乖乖，這些小說當時是被嚴厲批判和否定的，報刊和文學書籍都是把郁達夫批判為感傷、頹廢和對革命前途喪失信心的資產階級作家。而閱讀郁達夫的作品的人會被認為是政治思想和文藝觀有問題的人；而如果閱讀者的家庭出身有什麼所謂問題，更要惹來禍害。但大獻似乎沒有這些考慮，也許一則他年齡尚小，16歲，還沒有多少社會經驗；二則我們都是一群十幾二十歲講義氣的小青年，斷不會也不知道怎樣去出賣朋友。

　　這就是我與大獻的相識和最初的一些交往。

　　短暫的勞動結束后不久，大獻進了他父親所在的單位重慶天原化工廠當工人。

　　時值60年代中期，是我國歷史上最左的時期。大獻入讀於江北區貓兒石的重慶市嘉陵初級中學（后改名為重慶市第73中學）。他各科成績優秀。他與一同參加一村勞動的陶大棟和另一位姓許的同學，在學校舉辦的數學競賽中常常輪流獲得第一、二、三名或名列前茅。但是，令同學和老師意外的是，大獻、陶大棟和那位姓許的同學被剝奪了升學的權利，他們是被扼殺人才的政審給“審”掉了。

　　本來，在這之前的50年代，出身所謂“地富反壞右”家庭的青少年，已大多不能升學。就連孫中山的孫女孫穗芳，雖然是五好生，高中3年各科成績平均在90分以上，也被大學拒之門外。她寫信給繼祖母宋慶齡訴苦，第二年才得以上大學。60年代，則所謂家庭出身有問題的青年，如當代著名作家和畫家馮驥才，著名的傑出人才遇羅克、錢宗仁等成績好、表現好的青年，絕大部分都不能讀大學。而在1962年9月至1966年5月，全黨全軍全國更是以“階級鬥爭為綱，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所謂家庭出身有問題的人，讀大學則更難於上青天，讀高中也不行，讀初中則十分困難，當上班幹部或少先隊大中小隊隊長的，也被取消。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出身於職員家庭而被划入“白五類”或“灰五類”的大獻他們，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權利，就是再自然不過的了。

　　二

　　我與大獻繼續保持着友誼和文學交往。大獻從他李家坪半坡上天原化工廠的住家步行半小時到我安全村半坡上造紙廠的住家來與我吹牛，談文學及其他；有時他一個人來，偶爾也約上兩三個朋友來。我也從家裡步行到他家裡去與他吹牛，一般是一個人去。我們談人生，談理想，有時也傾吐心中的苦悶和壓抑，埋怨社會的不公和懷才不遇。但更多的是儘力調整自己的心態，探討中外文學名著和自己的文學創作。為了不被惡劣的心情或不佳的情緒所困擾，我們還揀一些輕鬆的話題來說。我們有時互相送行時，大獻為了驅趕被剝奪受教育這個心中的痛，常常儘力表現出輕鬆的樣子，有時還會哼出一些歌曲來，儘管他性格比較內向。特別是後來有一次他還做出與他中庸平和的性格不太相符的事情來。那是70年代前期的一天晚上，他氣喘吁吁地跑來找我，說搞到幾張《紅色娘子軍》芭蕾舞的電影票，在人民大禮堂放映，是半夜12點多鐘的，白天的票弄不到。我一愣，思忖到，《紅色娘子軍》芭蕾舞的電影我很想看，但半夜和凌晨要在江北區貓兒石與市中區人民路之間走一個來回，要3個小時，路上又不安全，況且第二天一早我倆還要上班。不過，我很快就與他和他的兩個朋友一起上路了。在回來的路上，他興緻勃勃地同我談起《紅色娘子軍》的音樂舞蹈和劇情來，他顯得既興奮，又高興。我想，這時他心中的不快和陰影早已被自己找來的樂趣驅趕得無影無蹤了，但願這樣的時日多一點、長一點。

　　大獻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開始和進行文學創作的。他住房的裡間是一斗室，那是他個人的小天地，他就在斗室的燈下讀書、寫作。那段時間，他訂了幾個本子，就在本子上勤奮地耕耘起來。待到寫滿一個本子時，他就鄭重其事地把本子交給我，請我閱評並提修改意見。本子上是密密麻麻的雋秀字體，這是他的小說習作。他的小說習作是受了歐洲文學和俄羅斯文學以及我國20世紀30年代文學的影響。這是我很熟悉的。我沒寫什麼小說，但有時還是不客氣地在本子上寫寫畫畫了一番。

　　我們就這樣互相探討和交流古今中外的作家作品及彼此的文學創作。一次，大獻到我家來，遇到我兩個愛好文藝的同學馮學寧和來華祚作客后正欲離去。我對他們3人做了介紹后，他們進行了短暫的交流。兩位同學對大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來華祚走出門后拋下一句話：你這個朋友氣宇非凡，將來必有作為。

　　這樣到了70年代初。我想作者要多交往才能成長，文學要多交流才能發展。於是，我告訴大獻想把我1966年8月認識的一位文學愛好者萬龍生介紹進來，並請他轉告我倆的摯友、他們廠子弟中學的老師張繼祥，張繼祥當時已是一位著名的業餘作者，比我們3個文學愛好者要高一檔。大獻十分高興。幾天後，他就與繼祥來到我的家。

　　他倆來時，我請他倆欣賞趙龍演奏的柴可夫斯基《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和薩拉薩蒂《流浪者之歌》小提琴獨奏曲等幾個曲子。趙龍是正巧到我家做客的我市著名小提琴手。我和我弟弟這時正在學小提琴。送走趙龍等人後，我就與繼祥和大獻敲定了與龍生見面的時間和地點。

　　三

　　1971年9月的一個星期天，萬龍生滿面春風、興高采烈地來了。他與張繼祥和陸大獻一見如故，相見恨晚。我們把客人迎進張繼祥在天原化工廠門口附近的住家——一個不大的閣樓間。繼祥的夫人當時在綦江教書，尚未調回天原化工廠。這個簡陋的小天地就成了我們的精神家園和思想綠洲。

　　上午10點多鐘，繼祥在他的小方桌上擺出四五碟花生、豆子和滷菜，外加一瓶白酒和兩瓶啤酒。我們圍坐一圈，開始了輔以小菜的精神饗宴。

　　我們邊吃邊談。在此時此地，大家縱橫恣肆，揮灑自如，沒有任何禁忌和約束。繼祥和龍生善飲白酒，我不大善飲白酒，以飲啤酒為主，大獻則更只飲啤酒。我們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畢竟都是20餘歲至30多歲的人了。除了繼祥在五六十年代發表文學作品較多外，龍生在1957年十幾歲時發表了一首短詩，我和大獻則什麼作品也未發表（後來我公開發表了幾篇科技譯文，但卻仍然發表不了文學作品）。況且發表了作品又怎麼樣？我們幾個人全都被命運拋棄在社會的低層。雖然美好的理想在遠處閃亮，風雨熄滅不了它；堅忍的意志在負重攀登，困苦阻擋不了它，但什麼時候才能實現理想，達到目的呢？我們真是力足氣盛而壯志難酬啊。

　　但我們沒有悲傷，沒有自卑。我們還得準備着，因為機遇只會垂青有準備的人。我們談論中外作家及作品，談論國內國外大事。

　　繼祥熟悉五六十年代國內和我市的一些作家。他趁着濃濃的酒意，不時背誦一些詩句。我至今還記得他隨口吟出的白樺的長詩《孔雀》中富含哲理的兩行詩：“贏得勝利的箭留在腐爛的屍骨上，/但得到榮譽的卻是沒有出弦的箭！”

　　龍生也不時吟誦二三十年代的幾個詩人和他自己的詩。他談到徐志摩和朱湘等被貶抑的詩人及其作品，還特別談到聞捷的自殺（這一年春以來，文學界正盛傳聞捷開煤氣自殺的消息）和與我一起造訪我市詩人樑上泉和楊山的情況。

　　我也對我熟悉的作家來了一番勁吹。我講述普希金為嬌妻決鬥而早死；驚嘆屠格涅夫在《獵人筆記》中對俄羅斯大自然描寫的美和神秘；揶揄郭沫若要燒掉他的全部著作，到工廠去沾一身油，到農村去滾一身泥的言不由衷的言論。

　　大獻的言語比我們3人少一點。我較為內向，他似乎比我更內向。因此他聽的時候多。他那時才20餘歲，是我們4人中最小的一位。他身份是工人，但整天與書籍與知識打交道，從十幾歲就開始閱讀了大量中外文學名著，在內心確實是一個十足的知識分子。從那時起，他開始暗暗地在心裡構築他的文學大廈。他後來進一步在學校讀了書，也在廠里當了教師。他與繼祥同廠，因此很方便地讀完了繼祥家的文學書籍，其他弄得到的書他也無不一一讀個夠，並且還不時寫下讀書筆記。他當時是多讀，多聽，多看，學習知識，積累生活，夯實基礎，為小說創作作充分的準備。他那時已練筆一段時間，把小說習作留在一個個仔細裝訂的小本子上。他有時也在我們的龍門陣中插入他聽到的文壇大小道消息；也大談他喜愛的西歐、俄羅斯作家和我國現代作家及其作品。

　　大獻和我們3位吃着四五碟簡單的小菜，飲着兩三瓶質劣價低的白酒和啤酒，就這樣從上午10點多鐘邊吃邊飲邊談邊聊，一直到晚上11點多鐘。這是我們一生中最長最愜意的盛宴。飯後，我們到大獻所在車間的三氯化鐵工段，洗了一個澡。龍生是回不了家了，當晚就住在我家。

　　從那以後幾年，我們每年都要在繼祥家裡聚會。每一次聚會都是我們的一次盛大節日。大獻和我們就是這樣在文學的海洋里從古游到今，從中游到西，享受着文學的美味佳肴。這些聚會是我們一生中最豐盛的精神饗宴，也是大獻和我們一生中最值得留戀的日子。

　　四

　　在70年代初中期的多次文學聚會中，還有一次令大獻和我難以忘懷。一想起它，我們心中就溫馨流溢，情誼涌動。那是1973年9月8日，喧擾的夏日煌然離去，寧靜的秋天悄然來臨。那一天，天公作美，秋高氣爽，大獻與繼祥、龍生和我外出踏秋，他還約了本廠的兩位工人梅興學和譚遠世，他倆是大獻的好朋友，也是文學愛好者。大獻他們3位帶上鍋盆碗盞、煤油爐、蔬菜肉類等，與繼祥、龍生和我一起前往江北區的一個叫五一水庫的景點。一路上，我們興緻勃勃，笑語聲聲，很快就到了五一水庫。我們將攜帶的菜和器物扔在水邊綠草地上。望着這一灣清澈的碧水和岸邊青蔥的草叢，秋日映照，清風徐來，漣漪泛金，樹影婆娑，真令人情融氣順，心曠神怡。我們仰望藍天，敞開胸懷，飽吸着這清新濕潤的空氣，禁不住對這宜人的湖光秋色抒情一番。

　　我們先是坐在岸邊草地上，繼續着每年一次或數次聚會時的老話題——文學。繼祥侃侃而談。龍生朗誦了他的近作。我也朗誦了一首譯詩。梅興學和譚遠世也加入到我們熱情的海吹神侃中。大獻則談到他幾年來的小說創作及創作的艱辛，他說他有時寫着寫着心裡就發起抖來，有時又為小說中的角色苦惱或悲傷起來，甚至還為自己塑造的人物哭泣起來。他想往着他的小說有發表和出版的一天，並希望我們在座的幾位為他寫評論文章。

　　“我們下水吧！”記不清是誰提的議了。於是，繼祥、龍生、興學和遠世紛紛脫掉衣服，做了幾下準備運動，就順着湖邊下到湖裡。大獻和我則沒有下水。4人歡快地游着。不知誰提議到湖中的一個小島上去看看。但我和大獻在岸上，咋辦？好在湖上有很多水葫蘆，於是大家把水葫蘆收攏來，堆在一起，很快就把這些水葫蘆紮成一個筏子，作為我們上島的“一葉扁舟”。就這樣，我們“葫蘆巧渡情更深”地上了島。在島上，大家盡情地遊玩、嬉戲，忘記了世態的炎涼、社會的不公，完全沉浸在此時我們心中的這個世外桃源中。

　　玩夠樂夠后，我們返程了，回到了湖岸草地上。我們感覺餓了。於是，點燃煤油爐，架上鍋，舀進兩瓢清純的湖水，就開始煮飯了。這時，來了一位農民，我們招呼他到我們這兒來。他愉快地接受了，與我們坐成一圈，加入到我們的龍門陣中來。他似乎覺得我們吃得有點簡單，就從湖裡弄了幾條魚上來。於是，一鍋香噴噴的鮮美魚湯令我們垂涎欲滴。我們十分感激這位農民朋友。我們7人邊吃邊聊。這位農民還給我們講了五一水庫這個地方的傳說，說這裡很久以前還住着9條龍哩。我們本來就覺得五一水庫的名字太媚俗，這時就根據農民的故事，在我們這個圈子裡把五一水庫改名為九龍湖。果不然，20多年後，五一水庫地區被轟轟烈烈地開發出來，建成了重慶著名的高檔社區——龍湖花園。真是滄海桑田啊，這是我們當年做夢也沒有想到的事情。

　　農民離去后，我們繼續天南海北地神侃仙聊，主題嗎，仍然是文學。我們觥籌交錯，酒酣耳熱；草地上已杯盤狼藉，凌亂不堪。這時大家似乎變得有點狂放起來。看着這一湖帶給我們無比快樂的秋水，望着湖底深遠的藍天白雲，我不由得想起英國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湖畔詩人華茲華斯、柯勒律治和騷塞這些大師，於是心中詩意萌動，遂隨口吟出一首七言古詩：“一湖秋水一片春，/葫蘆舟上友情深。/醉卧湖畔詩人夢，喜看鏡天六顆星。”

　　龍生、興學和繼祥先後步我的韻，也吟出了自己的七言古詩。大獻和遠世沒有參與唱和，興許大獻這時正在構思他的小說哩。但他與我們一起談笑風生，春風得意，暢想着未來的作家之夢。

　　世上沒有不散的宴席。當下夕陽雖西沉，但未來旭日會東升。我們披着落日的餘暉，揣着作家的夢想，彼此依依不捨地離去。

　　五

　　以後幾年，大獻更勤奮地耕耘着。1977年夏，大獻在《四川日報》發表了他的第一篇作品。10月21日，恢復高考的消息傳遍神州大地。10月下旬的一個上午，我正在造紙廠子弟中學上物理課，大獻突然來找我，請我為他找一些複習資料，他準備參加高考，考中文專業。我這時正在為準備高考的高二理科快班進行強化複習，自然很方便地向給文科快班進行強化複習的老師要了語文、史地、政治和文科數學的高考複習資料。我把資料遞給大獻，他十分感謝，他覺得他很難弄到這些資料。我告訴他，這對保高考教學的我來說，只是小菜一碟，完全不要放在心上。12月9—10日高考後，他感覺良好，就又回到廠里車間的正常工作程序中去了。

　　大約1月後，我校改完高考語文試卷的老師馬桂生與我閑聊。他說，他改到一份試卷，試題答得很好，特別是作文引起了他的格外注意，他認為如果不是寫得有點偏題的話，絕對可以得他所在閱卷場的考生的最高分。他提到這位考生婉約的寫作風格，說考生飽讀詩書，引經據典，還加進了關於曹雪芹、魯迅、馬克思等人的刻苦學習和寫作的內容。但他在與組長和另外的閱卷老師反覆商議后，不得不扣掉偏題的分。我心中暗暗吃驚，這會不會是大獻的作文哦？

　　不幾天，大獻又來與我吹牛。我把馬桂生閱卷的事告訴他，他一下驚叫起來：那就是我啊！他頓時有點灰心喪氣。我急忙安慰他：雖然有點跑題，但也比一般考生考得好些喲。

　　這以後，大獻焦急地等待通知書。但是，最終他的大學夢還是破滅了，他遭受到人生的又一次沉重打擊。這一次，與初中升高中一樣，不是因為成績，而又是因為政審。我不想觸碰他傷痕纍纍的心，他對此也不主動提及。但他的哥哥陸大任和張繼祥告訴我，他填報的武漢大學中文系本擬錄取他，但廠黨委認為他父親有所謂嚴重的歷史問題而擋住了他前往珞珈山之路。歷史的悲劇在重演。不是么？還有將近1年才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到那時，才停止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才開始了糾正“左”的錯誤路線。因此，1977年12月和1978年7月的兩次高考，全國還有一部分的成績優秀的青年因政審而被擋在了大學校園之外。這是考生的不幸，但更是國家的不幸，國家失去了許多未來的高端人才，科技、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被愚蠢政策又延誤了好多年。

　　大獻哀莫大於心死，因而他第二年再也不參加高考。好在他沒消沉多久，又恢復了昔日頑強的意志。他下班回家后，躲進斗室，苦讀勤耕。蒼天不負有心人，他苦心孤詣之作中篇小說《飛雪》終於在《紅岩》雜誌發表並一炮打響，從此登上了文壇。

　　1983年他調入市文聯，從業餘作者變成專業作家。此後，中篇小說《被出賣的夏天》，長篇報告文學《三峽大移民》、《解讀民意》，長篇電視連續劇《共和國之夢》，長篇小說《家園》（上中下）、《酒鄉》、《醉鄉》等從他的筆端源源不絕地流出，並獲得重慶市文藝最高獎。

　　至此，大獻已大大地圓了自己青年時代的作家夢。但是，天不假年，當年我們幾位文友聚會湖畔時吟唱的“喜看鏡天六顆星”，卻隕落了他這顆最年輕的星辰。但是，我們總是感到，大獻仍在我們中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