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見了青春歲月系列(下鄉回憶錄之三)和我同名的她

　　和我同名的她（下鄉回憶錄之三）

　　下鄉第二年春，我們組去了一名女知青修三線鐵路，一名女知青想法辦了病退，父親接她回了城。這時，市裡又下了一批知青。公社給我們組補員，讓我去挑人、接人。趁此機會，原來的那位男知青也要求換地方走了。公社給我補了兩女一男。說來也巧這批知青里有一個和我同名不同姓的女知青。公社管知青的領導開玩笑的說：“這個給你怎麼樣？”我說：“隨便。”那天起，我組就多了一位也叫“井”的知青。我們叫她的姓“小X”，社員們叫她“小井”，我自然就叫“大井”了。

　　小井個不高，人長得還可以，胖胖的，就是一天到晚沉默寡言，心事重重，一臉的憂鬱。新來的知青一般都有很多的信件，可我就只看見他媽媽的來信。過了三個月，我看見她收到一封廣西某地的來信，就躲進了房裡。吃晚飯的時候，她眼睛紅紅的。雖說當組長的要關心組員，可畢竟不太熟，也不好問，何況是讓她哭的事啊。

　　我從她同來的同學打聽到，她的父親是某造反組織的小頭目，因武鬥升級，帶隊搶援越軍用物資，被打成“現行反革命”，被判了刑。多病的母親帶着她們三姐弟，日子過得挺難的，加上她父親的事對她的影響，她更加自卑和孤僻，也沒有什麼朋友。我在小組會上要大家多關心她，幫助她，自己也把她當小妹妹來看待。誰知我這個哥哥一當就是好幾年。

　　開始她有什麼事都問我，有什麼話都對我說，接到家信也給我看。我不看，她偏要我看，包括她父親從牢房裡寫的信。她在寫給父、母親的信里均寫道：“在我們組裡，我認識了一位好哥哥，什麼事都幫着我，請你們放心……”看得我都不好意思了。其實我這當組長的對誰都一樣，一碗水端平，只是對她多開導點，關心點。

　　春插后，大隊三個知青組組織步行去井崗山接受革命傳統教育，知青們都去了。我們打着背包，帶着米、菜和鍋，自己做飯。可能正好那幾天她“來了”，走不動，老是掉隊，我接過了她的背包，在後面招呼她。一路上給她鼓勁，看她累得不行，住下來就給她搞熱水燙腳，她流下了眼淚。她對我說：在家她是老大，要幫媽媽分憂，從沒人這麼照顧過她。到井崗山後，她身體好多了，就忙着給我洗衣、打飯。我除了背兩個背包外，都是享着福回來的。看着那些知青的竊竊私語、指指點點，我心裡好象有一點盲然的幸福感。

　　回到知青組，我們的關係好象升了點級，我的洗涮縫補她都包了，家裡來信有時也不拆，她也不畏人多，對我一扔：“看看，看完幫我寫個回信，我再抄一遍。”常鬧得我成了紅臉關公。

　　我去公社放電影后，還“常回家看看”，因為我還是知青組的人，牽挂着大家，當然更牽挂她。她喜歡吃零食，我總要給她帶點她愛吃的。我和她都盼着早點收工，可在一塊又沒什麼話說。

　　九月初四是她的生日，我準備給她一個驚喜。我給她扯了一段布，照她的身材請人量了尺碼，做了件衣裳。那天我請了假，在集上買了點菜，回到了組裡。當我把衣服偷偷給她時，她高興得跳起來。那天我們談了很多，可就是不敢談“愛”。當時知青談戀愛是要挨批評的，我交待連衣服也不能說是我送的，只能我倆心裡明白。

　　有一天，我在宿舍寫幻燈腳本，春雨（我以後會寫到她）來到我房間。碰巧她來趕集，也來了公社。她看見了春雨，一臉的不高興，扭頭就走。我當時多麼尷尬呀！我左解釋，右解釋，越解釋越糟，彆扭鬧了一個多月。

　　快過年了，我就開始採購土特產。象冬筍、筍乾、臘野味等，在我們山區很便宜。我沒忘了買雙份，當然還有車票。我一個月的工資除了買工分和吃飯的，還能省下八、九塊，在知青中是很不錯的。

　　因為我回家路程還要中轉一次，七三年、七四年，我都是在她家住上一天，再趕路。她媽也挺喜歡我的，總要想法做點好吃的，她卻是陪我去逛街。

　　七三年夏。有一天我回組裡，她病在床上兩天了，肚子疼得好利害。“赤腳醫生”打針和葯都沒起作用，只是勸她休息幾天會好的。我說：“不行，去公社衛生院。”我扶着她起床，她疼得不能走，我也顧不得許多，就背起了她。走走歇歇，四華里路走了差不多一個小時，當晚住進了院。

　　醫生檢查是急性闌尾炎，要動手術。第二天，我忙到公社去批手術費。消炎后，第四天動了手術。從手術室出來，由於緊張和天熱她渾身都濕了，我幫她擦了擦臉上的汗。她醒過來后，要我幫她擦擦身上的汗，我當時急了，渾身躁熱。我說：“我去叫護士來。”她就是不讓。我紅着臉給她擦去身上的汗，可不敢擦的地方我還是沒擦。除了不能進食的那幾天，都是我從公社打飯給她，不能動就一勺一勺喂。我也不能耽誤太多的工作，手術后就白天陪她，晚上去放電影。前後半個多月，她出院了。

　　一九七五年春，她招工要走了。我給她買了些日用品，送到縣城，目送她踏上了回家的路。她，走了，把我的心也帶走了。一連好多天，我都象丟了魂似的，不知要幹啥。我忘不了她開心的笑，忘不了她臉上的淚，忘不了我們在一起的日子。我們的友誼是單純的，幾年來，我們是柏拉圖式的精神戀愛，誰也沒有表白，誰也沒有越軌，老實得似乎有點“笨”。

　　半個月後我接到了她熱情洋溢的來信，就象懷裡揣了一隻兔子。我讀了又讀，總想讀出點啥來……

　　時光慢慢的過去，她的信也越來越少了，熱情也慢慢的減退，我總安慰自己，一定是太忙，再說她也不愛動筆。可一想，也不對，還不至於沒時間寫封信？

　　七五年春節前我回家，去了她家，她不在家，我沒見着她，十分懊惱，就去同學家住了一夜。

　　我們斷斷續續保持了通信兩年多。收到她最後一封信是告訴我，她要結婚了。我沒有回信，也沒有祝福，只有傷感和氣憤。

　　我的“小芳”夢才初醒，那種柏拉圖式的戀愛結束了……

　　下鄉第二年春，我們組去了一名女知青修三線鐵路，一名女知青想法辦了病退，父親接她回了城。這時，市裡又下了一批知青。公社給我們組補員，讓我去挑人、接人。趁此機會，原來的那位男知青也要求換地方走了。公社給我補了兩女一男。說來也巧這批知青里有一個和我同名不同姓的女知青。公社管知青的領導開玩笑的說：“這個給你怎麼樣？”我說：“隨便。”那天起，我組就多了一位也叫“井”的知青。我們叫她的姓“小X”，社員們叫她“小井”，我自然就叫“大井”了。

　　小井個不高，人長得還可以，胖胖的，就是一天到晚沉默寡言，心事重重，一臉的憂鬱。新來的知青一般都有很多的信件，可我就只看見他媽媽的來信。過了三個月，我看見她收到一封廣西某地的來信，就躲進了房裡。吃晚飯的時候，她眼睛紅紅的。雖說當組長的要關心組員，可畢竟不太熟，也不好問，何況是讓她哭的事啊。

　　我從她同來的同學打聽到，她的父親是複員軍人，轉業在廣西工作，是某造反組織的頭目，因武鬥升級，帶隊搶援越軍用物資，被打成“現行反革命”，被判了刑。多病的母親帶着她們三姐弟，日子過得挺難的，加上她父親的事對她的影響，她更加自卑和孤僻，也沒有什麼朋友。我在小組會上要大家多關心她，幫助她，自己也把她當小妹妹來看待。誰知我這個哥哥一當就是好幾年。

　　開始她有什麼事都問我，有什麼話都對我說，甚至接到家書也給我看。我不看，她偏要我看，包括她父親從牢房裡寫的信。她在寫給父、母親的信里均寫道：“在我們組裡，我認識了一位好哥哥，什麼事都幫着我，請你們放心……”看得我都不好意思了。其實我這當組長的對誰都一樣，一碗水端平，只是對她多開導點，關心點。

　　春插后，大隊三個知青組組織步行去井崗山接受革命傳統教育，知青們都去了。我們打着背包，帶着米、菜和鍋，自己做飯。可能正好那幾天她“來了”，走不動，老是掉隊，我接過了她的背包，在後面招呼她。一路上給她鼓勁，看她累得不行，住下來就給她搞熱水燙腳，她流下了眼淚。她對我說：在家她是老大，要幫媽媽分憂，從沒人這麼照顧過她。到井崗山後，她身體好多了，就忙着給我洗衣、打飯。我除了背兩個背包外，都是享着福回來的。看着那些知青的竊竊私語、指指點點，我心裡好象有一點盲然的幸福感。

　　回到知青組，我們的關係好象升了點級，我的洗涮縫補她都包了，家裡來信有時也不拆，她也不畏人多，對我一扔：“看看，看完幫我寫個回信，我再抄一遍。”常鬧得我成了紅臉關公。

　　我去公社放電影后，還“常回家看看”，因為我還是知青組的人，牽挂着大家，當然更牽挂她。她喜歡吃零食，我總要給她帶點她愛吃的。我和她都盼着早點收工，可在一塊又沒什麼話說。

　　九月初四是她的生日，我準備給她一個驚喜。我給她扯了一段布，照她的身材請人量了尺碼，做了件衣裳。那天我請了假，在集上買了點菜，回到了組裡。當我把衣服偷偷給她時，她高興得跳起來。那天我們談了很多，可就是不敢談“愛”。當時知青談戀愛是要挨批評的，我交待連衣服也不能說是我送的，只能我倆心裡明白。

　　有一天，我在宿舍寫幻燈腳本，春雨（我以後會寫到她）來到我房間。碰巧她來趕集，也來了公社。她看見了春雨，一臉的不高興，扭頭就走。我當時多麼尷尬呀！我左解釋，右解釋，越解釋越糟，彆扭鬧了一個多月。

　　快過年了，我就開始採購土特產。象冬筍、筍乾、臘野味等，在我們山區很便宜。我沒忘了買雙份，當然還有車票。我一個月的工資除了買工分和吃飯的，還能省下八、九塊，在知青中是很不錯的。

　　因為我回家路程還要中轉一次，七三年、七四年，我都是在她家住上一天，再趕路。她媽也挺喜歡我的，總要想法做點好吃的，她卻是陪我去逛街。

　　七三年夏。有一天我回組裡，她病在床上兩天了，肚子疼得好利害。“赤腳醫生”打針和葯都沒起作用，只是勸她休息幾天會好的。我說：“不行，去公社衛生院。”我扶着她起床，她疼得不能走，我也顧不得許多，就背起了她。走走歇歇，四華里路走了差不多一個小時，當晚住進了院。

　　醫生檢查是急性闌尾炎，要動手術。第二天，我忙到公社去批手術費。消炎后，第四天動了手術。從手術室出來，由於緊張和天熱她渾身都濕了，我幫她擦了擦臉上的汗。她醒過來后，要我幫她擦擦身上的汗，我當時急了，渾身躁熱。我說：“我去叫護士來。”她就是不讓。我紅着臉給她擦去身上的汗，可不敢擦的地方我還是沒擦。除了不能進食的那幾天，都是我從公社打飯給她，不能動就一勺一勺喂。我也不能耽誤太多的工作，手術后就白天陪她，晚上去放電影。前後半個多月，她出院了。

　　一九七五年春，她招工要走了。我給她買了些日用品，送到縣城，目送她踏上了回家的路。她，走了，把我的心也帶走了。一連好多天，我都象丟了魂似的，不知要幹啥。我忘不了她開心的笑，忘不了她臉上的淚，忘不了我們在一起的日子。我們的友誼是單純的，幾年來，我們是柏拉圖式的精神戀愛，誰也沒有表白，誰也沒有越軌，老實得似乎有點“笨”。

　　半個月後我接到了她熱情洋溢的來信，就象懷裡揣了一隻兔子。我讀了又讀，總想讀出點啥來……

　　時光慢慢的過去，她的信也越來越少了，熱情也慢慢的減退，我總安慰自己，一定是太忙，再說她也不愛動筆。可一想，也不對，還不至於沒時間寫封信？

　　七五年春節前我回家，去了她家，她不在家，我沒見着她，十分懊惱，就去同學家住了一夜。

　　我們斷斷續續保持了通信兩年多。收到她最後一封信是告訴我，她要結婚了。我沒有回信，也沒有祝福，只有傷感和氣憤。

　　我的“小芳”夢才初醒，那種柏拉圖式的戀愛結束了……

　　下鄉第二年春，我們組去了一名女知青修三線鐵路，一名女知青想法辦了病退，父親接她回了城。這時，市裡又下了一批知青。公社給我們組補員，讓我去挑人、接人。趁此機會，原來的那位男知青也要求換地方走了。公社給我補了兩女一男。說來也巧這批知青里有一個和我同名不同姓的女知青。公社管知青的領導開玩笑的說：“這個給你怎麼樣？”我說：“隨便。”那天起，我組就多了一位也叫“井”的知青。我們叫她的姓“小X”，社員們叫她“小井”，我自然就叫“大井”了。

　　小井個不高，人長得還可以，胖胖的，就是一天到晚沉默寡言，心事重重，一臉的憂鬱。新來的知青一般都有很多的信件，可我就只看見他媽媽的來信。過了三個月，我看見她收到一封廣西某地的來信，就躲進了房裡。吃晚飯的時候，她眼睛紅紅的。雖說當組長的要關心組員，可畢竟不太熟，也不好問，何況是讓她哭的事啊。

　　我從她同來的同學打聽到，她的父親是某造反組織的小頭目，因武鬥升級，帶隊搶援越軍用物資，被打成“現行反革命”，被判了刑。多病的母親帶着她們三姐弟，日子過得挺難的，加上她父親的事對她的影響，她更加自卑和孤僻，也沒有什麼朋友。我在小組會上要大家多關心她，幫助她，自己也把她當小妹妹來看待。誰知我這個哥哥一當就是好幾年。

　　開始她有什麼事都問我，有什麼話都對我說，接到家信也給我看。我不看，她偏要我看，包括她父親從牢房裡寫的信。她在寫給父、母親的信里均寫道：“在我們組裡，我認識了一位好哥哥，什麼事都幫着我，請你們放心……”看得我都不好意思了。其實我這當組長的對誰都一樣，一碗水端平，只是對她多開導點，關心點。

　　春插后，大隊三個知青組組織步行去井崗山接受革命傳統教育，知青們都去了。我們打着背包，帶着米、菜和鍋，自己做飯。可能正好那幾天她“來了”，走不動，老是掉隊，我接過了她的背包，在後面招呼她。一路上給她鼓勁，看她累得不行，住下來就給她搞熱水燙腳，她流下了眼淚。她對我說：在家她是老大，要幫媽媽分憂，從沒人這麼照顧過她。到井崗山後，她身體好多了，就忙着給我洗衣、打飯。我除了背兩個背包外，都是享着福回來的。看着那些知青的竊竊私語、指指點點，我心裡好象有一點盲然的幸福感。

　　回到知青組，我們的關係好象升了點級，我的洗涮縫補她都包了，家裡來信有時也不拆，她也不畏人多，對我一扔：“看看，看完幫我寫個回信，我再抄一遍。”常鬧得我成了紅臉關公。

　　我去公社放電影后，還“常回家看看”，因為我還是知青組的人，牽挂着大家，當然更牽挂她。她喜歡吃零食，我總要給她帶點她愛吃的。我和她都盼着早點收工，可在一塊又沒什麼話說。

　　九月初四是她的生日，我準備給她一個驚喜。我給她扯了一段布，照她的身材請人量了尺碼，做了件衣裳。那天我請了假，在集上買了點菜，回到了組裡。當我把衣服偷偷給她時，她高興得跳起來。那天我們談了很多，可就是不敢談“愛”。當時知青談戀愛是要挨批評的，我交待連衣服也不能說是我送的，只能我倆心裡明白。

　　有一天，我在宿舍寫幻燈腳本，春雨（我以後會寫到她）來到我房間。碰巧她來趕集，也來了公社。她看見了春雨，一臉的不高興，扭頭就走。我當時多麼尷尬呀！我左解釋，右解釋，越解釋越糟，彆扭鬧了一個多月。

　　快過年了，我就開始採購土特產。象冬筍、筍乾、臘野味等，在我們山區很便宜。我沒忘了買雙份，當然還有車票。我一個月的工資除了買工分和吃飯的，還能省下八、九塊，在知青中是很不錯的。

　　因為我回家路程還要中轉一次，七三年、七四年，我都是在她家住上一天，再趕路。她媽也挺喜歡我的，總要想法做點好吃的，她卻是陪我去逛街。

　　七三年夏。有一天我回組裡，她病在床上兩天了，肚子疼得好利害。“赤腳醫生”打針和葯都沒起作用，只是勸她休息幾天會好的。我說：“不行，去公社衛生院。”我扶着她起床，她疼得不能走，我也顧不得許多，就背起了她。走走歇歇，四華里路走了差不多一個小時，當晚住進了院。

　　醫生檢查是急性闌尾炎，要動手術。第二天，我忙到公社去批手術費。消炎后，第四天動了手術。從手術室出來，由於緊張和天熱她渾身都濕了，我幫她擦了擦臉上的汗。她醒過來后，要我幫她擦擦身上的汗，我當時急了，渾身躁熱。我說：“我去叫護士來。”她就是不讓。我紅着臉給她擦去身上的汗，可不敢擦的地方我還是沒擦。除了不能進食的那幾天，都是我從公社打飯給她，不能動就一勺一勺喂。我也不能耽誤太多的工作，手術后就白天陪她，晚上去放電影。前後半個多月，她出院了。

　　一九七五年春，她招工要走了。我給她買了些日用品，送到縣城，目送她踏上了回家的路。她，走了，把我的心也帶走了。一連好多天，我都象丟了魂似的，不知要幹啥。我忘不了她開心的笑，忘不了她臉上的淚，忘不了我們在一起的日子。我們的友誼是單純的，幾年來，我們是柏拉圖式的精神戀愛，誰也沒有表白，誰也沒有越軌，老實得似乎有點“笨”。

　　半個月後我接到了她熱情洋溢的來信，就象懷裡揣了一隻兔子。我讀了又讀，總想讀出點啥來……

　　時光慢慢的過去，她的信也越來越少了，熱情也慢慢的減退，我總安慰自己，一定是太忙，再說她也不愛動筆。可一想，也不對，還不至於沒時間寫封信？

　　七五年春節前我回家，去了她家，她不在家，我沒見着她，十分懊惱，就去同學家住了一夜。

　　我們斷斷續續保持了通信兩年多。收到她最後一封信是告訴我，她要結婚了。我沒有回信，也沒有祝福，只有傷感和氣憤。

　　我的“小芳”夢才初醒，那種柏拉圖式的戀愛結束了……

　　下鄉第二年春，我們組去了一名女知青修三線鐵路，一名女知青想法辦了病退，父親接她回了城。這時，市裡又下了一批知青。公社給我們組補員，讓我去挑人、接人。趁此機會，原來的那位男知青也要求換地方走了。公社給我補了兩女一男。說來也巧這批知青里有一個和我同名不同姓的女知青。公社管知青的領導開玩笑的說：“這個給你怎麼樣？”我說：“隨便。”那天起，我組就多了一位也叫“井”的知青。我們叫她的姓“小X”，社員們叫她“小井”，我自然就叫“大井”了。

　　小井個不高，人長得還可以，胖胖的，就是一天到晚沉默寡言，心事重重，一臉的憂鬱。新來的知青一般都有很多的信件，可我就只看見他媽媽的來信。過了三個月，我看見她收到一封廣西某地的來信，就躲進了房裡。吃晚飯的時候，她眼睛紅紅的。雖說當組長的要關心組員，可畢竟不太熟，也不好問，何況是讓她哭的事啊。

　　我從她同來的同學打聽到，她的父親是某造反組織的小頭目，因武鬥升級，帶隊搶援越軍用物資，被打成“現行反革命”，被判了刑。多病的母親帶着她們三姐弟，日子過得挺難的，加上她父親的事對她的影響，她更加自卑和孤僻，也沒有什麼朋友。我在小組會上要大家多關心她，幫助她，自己也把她當小妹妹來看待。誰知我這個哥哥一當就是好幾年。

　　開始她有什麼事都問我，有什麼話都對我說，接到家信也給我看。我不看，她偏要我看，包括她父親從牢房裡寫的信。她在寫給父、母親的信里均寫道：“在我們組裡，我認識了一位好哥哥，什麼事都幫着我，請你們放心……”看得我都不好意思了。其實我這當組長的對誰都一樣，一碗水端平，只是對她多開導點，關心點。

　　春插后，大隊三個知青組組織步行去井崗山接受革命傳統教育，知青們都去了。我們打着背包，帶着米、菜和鍋，自己做飯。可能正好那幾天她“來了”，走不動，老是掉隊，我接過了她的背包，在後面招呼她。一路上給她鼓勁，看她累得不行，住下來就給她搞熱水燙腳，她流下了眼淚。她對我說：在家她是老大，要幫媽媽分憂，從沒人這麼照顧過她。到井崗山後，她身體好多了，就忙着給我洗衣、打飯。我除了背兩個背包外，都是享着福回來的。看着那些知青的竊竊私語、指指點點，我心裡好象有一點盲然的幸福感。

　　回到知青組，我們的關係好象升了點級，我的洗涮縫補她都包了，家裡來信有時也不拆，她也不畏人多，對我一扔：“看看，看完幫我寫個回信，我再抄一遍。”常鬧得我成了紅臉關公。

　　我去公社放電影后，還“常回家看看”，因為我還是知青組的人，牽挂着大家，當然更牽挂她。她喜歡吃零食，我總要給她帶點她愛吃的。我和她都盼着早點收工，可在一塊又沒什麼話說。

　　九月初四是她的生日，我準備給她一個驚喜。我給她扯了一段布，照她的身材請人量了尺碼，做了件衣裳。那天我請了假，在集上買了點菜，回到了組裡。當我把衣服偷偷給她時，她高興得跳起來。那天我們談了很多，可就是不敢談“愛”。當時知青談戀愛是要挨批評的，我交待連衣服也不能說是我送的，只能我倆心裡明白。

　　有一天，我在宿舍寫幻燈腳本，春雨（我以後會寫到她）來到我房間。碰巧她來趕集，也來了公社。她看見了春雨，一臉的不高興，扭頭就走。我當時多麼尷尬呀！我左解釋，右解釋，越解釋越糟，彆扭鬧了一個多月。

　　快過年了，我就開始採購土特產。象冬筍、筍乾、臘野味等，在我們山區很便宜。我沒忘了買雙份，當然還有車票。我一個月的工資除了買工分和吃飯的，還能省下八、九塊，在知青中是很不錯的。

　　因為我回家路程還要中轉一次，七三年、七四年，我都是在她家住上一天，再趕路。她媽也挺喜歡我的，總要想法做點好吃的，她卻是陪我去逛街。

　　七三年夏。有一天我回組裡，她病在床上兩天了，肚子疼得好利害。“赤腳醫生”打針和葯都沒起作用，只是勸她休息幾天會好的。我說：“不行，去公社衛生院。”我扶着她起床，她疼得不能走，我也顧不得許多，就背起了她。走走歇歇，四華里路走了差不多一個小時，當晚住進了院。

　　醫生檢查是急性闌尾炎，要動手術。第二天，我忙到公社去批手術費。消炎后，第四天動了手術。從手術室出來，由於緊張和天熱她渾身都濕了，我幫她擦了擦臉上的汗。她醒過來后，要我幫她擦擦身上的汗，我當時急了，渾身躁熱。我說：“我去叫護士來。”她就是不讓。我紅着臉給她擦去身上的汗，可不敢擦的地方我還是沒擦。除了不能進食的那幾天，都是我從公社打飯給她，不能動就一勺一勺喂。我也不能耽誤太多的工作，手術后就白天陪她，晚上去放電影。前後半個多月，她出院了。

　　一九七五年春，她招工要走了。我給她買了些日用品，送到縣城，目送她踏上了回家的路。她，走了，把我的心也帶走了。一連好多天，我都象丟了魂似的，不知要幹啥。我忘不了她開心的笑，忘不了她臉上的淚，忘不了我們在一起的日子。我們的友誼是單純的，幾年來，我們是柏拉圖式的精神戀愛，誰也沒有表白，誰也沒有越軌，老實得似乎有點“笨”。

　　半個月後我接到了她熱情洋溢的來信，就象懷裡揣了一隻兔子。我讀了又讀，總想讀出點啥來……

　　時光慢慢的過去，她的信也越來越少了，熱情也慢慢的減退，我總安慰自己，一定是太忙，再說她也不愛動筆。可一想，也不對，還不至於沒時間寫封信？

　　七五年春節前我回家，去了她家，她不在家，我沒見着她，十分懊惱，就去同學家住了一夜。

　　我們斷斷續續保持了通信兩年多。收到她最後一封信是告訴我，她要結婚了。我沒有回信，也沒有祝福，只有傷感和氣憤。

　　我的“小芳”夢才初醒，那種柏拉圖式的戀愛結束了……

　　下鄉第二年春，我們組去了一名女知青修三線鐵路，一名女知青想法辦了病退，父親接她回了城。這時，市裡又下了一批知青。公社給我們組補員，讓我去挑人、接人。趁此機會，原來的那位男知青也要求換地方走了。公社給我補了兩女一男。說來也巧這批知青里有一個和我同名不同姓的女知青。公社管知青的領導開玩笑的說：“這個給你怎麼樣？”我說：“隨便。”那天起，我組就多了一位也叫“井”的知青。我們叫她的姓“小X”，社員們叫她“小井”，我自然就叫“大井”了。

　　小井個不高，人長得還可以，胖胖的，就是一天到晚沉默寡言，心事重重，一臉的憂鬱。新來的知青一般都有很多的信件，可我就只看見他媽媽的來信。過了三個月，我看見她收到一封廣西某地的來信，就躲進了房裡。吃晚飯的時候，她眼睛紅紅的。雖說當組長的要關心組員，可畢竟不太熟，也不好問，何況是讓她哭的事啊。

　　我從她同來的同學打聽到，她的父親是某造反組織的小頭目，因武鬥升級，帶隊搶援越軍用物資，被打成“現行反革命”，被判了刑。多病的母親帶着她們三姐弟，日子過得挺難的，加上她父親的事對她的影響，她更加自卑和孤僻，也沒有什麼朋友。我在小組會上要大家多關心她，幫助她，自己也把她當小妹妹來看待。誰知我這個哥哥一當就是好幾年。

　　開始她有什麼事都問我，有什麼話都對我說，接到家信也給我看。我不看，她偏要我看，包括她父親從牢房裡寫的信。她在寫給父、母親的信里均寫道：“在我們組裡，我認識了一位好哥哥，什麼事都幫着我，請你們放心……”看得我都不好意思了。其實我這當組長的對誰都一樣，一碗水端平，只是對她多開導點，關心點。

　　春插后，大隊三個知青組組織步行去井崗山接受革命傳統教育，知青們都去了。我們打着背包，帶着米、菜和鍋，自己做飯。可能正好那幾天她“來了”，走不動，老是掉隊，我接過了她的背包，在後面招呼她。一路上給她鼓勁，看她累得不行，住下來就給她搞熱水燙腳，她流下了眼淚。她對我說：在家她是老大，要幫媽媽分憂，從沒人這麼照顧過她。到井崗山後，她身體好多了，就忙着給我洗衣、打飯。我除了背兩個背包外，都是享着福回來的。看着那些知青的竊竊私語、指指點點，我心裡好象有一點盲然的幸福感。

　　回到知青組，我們的關係好象升了點級，我的洗涮縫補她都包了，家裡來信有時也不拆，她也不畏人多，對我一扔：“看看，看完幫我寫個回信，我再抄一遍。”常鬧得我成了紅臉關公。

　　我去公社放電影后，還“常回家看看”，因為我還是知青組的人，牽挂着大家，當然更牽挂她。她喜歡吃零食，我總要給她帶點她愛吃的。我和她都盼着早點收工，可在一塊又沒什麼話說。

　　九月初四是她的生日，我準備給她一個驚喜。我給她扯了一段布，照她的身材請人量了尺碼，做了件衣裳。那天我請了假，在集上買了點菜，回到了組裡。當我把衣服偷偷給她時，她高興得跳起來。那天我們談了很多，可就是不敢談“愛”。當時知青談戀愛是要挨批評的，我交待連衣服也不能說是我送的，只能我倆心裡明白。

　　有一天，我在宿舍寫幻燈腳本，春雨（我以後會寫到她）來到我房間。碰巧她來趕集，也來了公社。她看見了春雨，一臉的不高興，扭頭就走。我當時多麼尷尬呀！我左解釋，右解釋，越解釋越糟，彆扭鬧了一個多月。

　　快過年了，我就開始採購土特產。象冬筍、筍乾、臘野味等，在我們山區很便宜。我沒忘了買雙份，當然還有車票。我一個月的工資除了買工分和吃飯的，還能省下八、九塊，在知青中是很不錯的。

　　因為我回家路程還要中轉一次，七三年、七四年，我都是在她家住上一天，再趕路。她媽也挺喜歡我的，總要想法做點好吃的，她卻是陪我去逛街。

　　七三年夏。有一天我回組裡，她病在床上兩天了，肚子疼得好利害。“赤腳醫生”打針和葯都沒起作用，只是勸她休息幾天會好的。我說：“不行，去公社衛生院。”我扶着她起床，她疼得不能走，我也顧不得許多，就背起了她。走走歇歇，四華里路走了差不多一個小時，當晚住進了院。

　　醫生檢查是急性闌尾炎，要動手術。第二天，我忙到公社去批手術費。消炎后，第四天動了手術。從手術室出來，由於緊張和天熱她渾身都濕了，我幫她擦了擦臉上的汗。她醒過來后，要我幫她擦擦身上的汗，我當時急了，渾身躁熱。我說：“我去叫護士來。”她就是不讓。我紅着臉給她擦去身上的汗，可不敢擦的地方我還是沒擦。除了不能進食的那幾天，都是我從公社打飯給她，不能動就一勺一勺喂。我也不能耽誤太多的工作，手術后就白天陪她，晚上去放電影。前後半個多月，她出院了。

　　一九七五年春，她招工要走了。我給她買了些日用品，送到縣城，目送她踏上了回家的路。她，走了，把我的心也帶走了。一連好多天，我都象丟了魂似的，不知要幹啥。我忘不了她開心的笑，忘不了她臉上的淚，忘不了我們在一起的日子。我們的友誼是單純的，幾年來，我們是柏拉圖式的精神戀愛，誰也沒有表白，誰也沒有越軌，老實得似乎有點“笨”。

　　半個月後我接到了她熱情洋溢的來信，就象懷裡揣了一隻兔子。我讀了又讀，總想讀出點啥來……

　　時光慢慢的過去，她的信也越來越少了，熱情也慢慢的減退，我總安慰自己，一定是太忙，再說她也不愛動筆。可一想，也不對，還不至於沒時間寫封信？

　　七五年春節前我回家，去了她家，她不在家，我沒見着她，十分懊惱，就去同學家住了一夜。

　　我們斷斷續續保持了通信兩年多。收到她最後一封信是告訴我，她要結婚了。我沒有回信，也沒有祝福，只有傷感和氣憤。

　　我的“小芳”夢才初醒，那種柏拉圖式的戀愛結束了……

　　下鄉第二年春，我們組去了一名女知青修三線鐵路，一名女知青想法辦了病退，父親接她回了城。這時，市裡又下了一批知青。公社給我們組補員，讓我去挑人、接人。趁此機會，原來的那位男知青也要求換地方走了。公社給我補了兩女一男。說來也巧這批知青里有一個和我同名不同姓的女知青。公社管知青的領導開玩笑的說：“這個給你怎麼樣？”我說：“隨便。”那天起，我組就多了一位也叫“井”的知青。我們叫她的姓“小X”，社員們叫她“小井”，我自然就叫“大井”了。

　　小井個不高，人長得還可以，胖胖的，就是一天到晚沉默寡言，心事重重，一臉的憂鬱。新來的知青一般都有很多的信件，可我就只看見他媽媽的來信。過了三個月，我看見她收到一封廣西某地的來信，就躲進了房裡。吃晚飯的時候，她眼睛紅紅的。雖說當組長的要關心組員，可畢竟不太熟，也不好問，何況是讓她哭的事啊。

　　我從她同來的同學打聽到，她的父親是某造反組織的小頭目，因武鬥升級，帶隊搶援越軍用物資，被打成“現行反革命”，被判了刑。多病的母親帶着她們三姐弟，日子過得挺難的，加上她父親的事對她的影響，她更加自卑和孤僻，也沒有什麼朋友。我在小組會上要大家多關心她，幫助她，自己也把她當小妹妹來看待。誰知我這個哥哥一當就是好幾年。

　　開始她有什麼事都問我，有什麼話都對我說，接到家信也給我看。我不看，她偏要我看，包括她父親從牢房裡寫的信。她在寫給父、母親的信里均寫道：“在我們組裡，我認識了一位好哥哥，什麼事都幫着我，請你們放心……”看得我都不好意思了。其實我這當組長的對誰都一樣，一碗水端平，只是對她多開導點，關心點。

　　春插后，大隊三個知青組組織步行去井崗山接受革命傳統教育，知青們都去了。我們打着背包，帶着米、菜和鍋，自己做飯。可能正好那幾天她“來了”，走不動，老是掉隊，我接過了她的背包，在後面招呼她。一路上給她鼓勁，看她累得不行，住下來就給她搞熱水燙腳，她流下了眼淚。她對我說：在家她是老大，要幫媽媽分憂，從沒人這麼照顧過她。到井崗山後，她身體好多了，就忙着給我洗衣、打飯。我除了背兩個背包外，都是享着福回來的。看着那些知青的竊竊私語、指指點點，我心裡好象有一點盲然的幸福感。

　　回到知青組，我們的關係好象升了點級，我的洗涮縫補她都包了，家裡來信有時也不拆，她也不畏人多，對我一扔：“看看，看完幫我寫個回信，我再抄一遍。”常鬧得我成了紅臉關公。

　　我去公社放電影后，還“常回家看看”，因為我還是知青組的人，牽挂着大家，當然更牽挂她。她喜歡吃零食，我總要給她帶點她愛吃的。我和她都盼着早點收工，可在一塊又沒什麼話說。

　　九月初四是她的生日，我準備給她一個驚喜。我給她扯了一段布，照她的身材請人量了尺碼，做了件衣裳。那天我請了假，在集上買了點菜，回到了組裡。當我把衣服偷偷給她時，她高興得跳起來。那天我們談了很多，可就是不敢談“愛”。當時知青談戀愛是要挨批評的，我交待連衣服也不能說是我送的，只能我倆心裡明白。

　　有一天，我在宿舍寫幻燈腳本，春雨（我以後會寫到她）來到我房間。碰巧她來趕集，也來了公社。她看見了春雨，一臉的不高興，扭頭就走。我當時多麼尷尬呀！我左解釋，右解釋，越解釋越糟，彆扭鬧了一個多月。

　　快過年了，我就開始採購土特產。象冬筍、筍乾、臘野味等，在我們山區很便宜。我沒忘了買雙份，當然還有車票。我一個月的工資除了買工分和吃飯的，還能省下八、九塊，在知青中是很不錯的。

　　因為我回家路程還要中轉一次，七三年、七四年，我都是在她家住上一天，再趕路。她媽也挺喜歡我的，總要想法做點好吃的，她卻是陪我去逛街。

　　七三年夏。有一天我回組裡，她病在床上兩天了，肚子疼得好利害。“赤腳醫生”打針和葯都沒起作用，只是勸她休息幾天會好的。我說：“不行，去公社衛生院。”我扶着她起床，她疼得不能走，我也顧不得許多，就背起了她。走走歇歇，四華里路走了差不多一個小時，當晚住進了院。

　　醫生檢查是急性闌尾炎，要動手術。第二天，我忙到公社去批手術費。消炎后，第四天動了手術。從手術室出來，由於緊張和天熱她渾身都濕了，我幫她擦了擦臉上的汗。她醒過來后，要我幫她擦擦身上的汗，我當時急了，渾身躁熱。我說：“我去叫護士來。”她就是不讓。我紅着臉給她擦去身上的汗，可不敢擦的地方我還是沒擦。除了不能進食的那幾天，都是我從公社打飯給她，不能動就一勺一勺喂。我也不能耽誤太多的工作，手術后就白天陪她，晚上去放電影。前後半個多月，她出院了。

　　一九七五年春，她招工要走了。我給她買了些日用品，送到縣城，目送她踏上了回家的路。她，走了，把我的心也帶走了。一連好多天，我都象丟了魂似的，不知要幹啥。我忘不了她開心的笑，忘不了她臉上的淚，忘不了我們在一起的日子。我們的友誼是單純的，幾年來，我們是柏拉圖式的精神戀愛，誰也沒有表白，誰也沒有越軌，老實得似乎有點“笨”。

　　半個月後我接到了她熱情洋溢的來信，就象懷裡揣了一隻兔子。我讀了又讀，總想讀出點啥來……

　　時光慢慢的過去，她的信也越來越少了，熱情也慢慢的減退，我總安慰自己，一定是太忙，再說她也不愛動筆。可一想，也不對，還不至於沒時間寫封信？

　　七五年春節前我回家，去了她家，她不在家，我沒見着她，十分懊惱，就去同學家住了一夜。

　　我們斷斷續續保持了通信兩年多。收到她最後一封信是告訴我，她要結婚了。我沒有回信，也沒有祝福，只有傷感和氣憤。

　　我的“小芳”夢才初醒，那種柏拉圖式的戀愛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