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鄉的路

　　我重返天津，已經五年多了。身處繁華的北方鬧市，漫步寬闊的城市街頭，卻總也忘不了家鄉的路，忘不了那段刻骨銘心的思路、修路的歷程，忘不了那些支持和參與修路的善良的人們。

　　車出縣城，很快就淹沒於茫茫的群山之中，滿目都是遮天蔽日的石峰，充耳皆為湍湍急流的喧嘩。只覺得路在山縫中延伸，車在石隙里穿行。過了一個多小時，才到了鎮政府的所在地，家鄉小路起始的地方。

　　一條灰白色的小路，似一根飄舞的綢帶，從山腳延伸至頂谷。時而溜行在險坡之上， 時而穿貫于山澗之中，時而攀援絕壁之間，時而掩映密林之下。山高坡陡，經過雨水自然的沖刷，小路坑坑窪窪的，溝壑遍布，亂石嶙峋。兩旁生長着高過人頭的荊棘和灌木，密不透風。人走在小路上，心陷在鬱悶中。

　　這就是十年前，鎮里通往我村原始的路。一條千百年來，人們穿着草鞋踩踏出來的，連接山裡山外的通道。

　　我村離鎮八公里。放眼眺望，能看到的都是山，四周被圍了起來，形如扁桶。我們就生活在一線狹長的空間里，一個幾乎與世隔絕的地方。山尖呈犬牙狀，頂托着藍藍的天蓋。只有巨大的松樹頂托着蒼穹，枝下還透現一片藍天的時候，才可能想到山後還有其它的空間，山外尚存另外的世界。山腳一條小河，從交錯的山縫中蜿蜒而出，流向鎮里。小時候看到遠處的河水閃亮，就疑心是“洋油”的出處；望見月宮有人在揮斧砍樹，便猜定是從山尖爬上去的。幾次登上山頂，想觸摸一下天，哪知被另一座更高的山峰支撐着。大山，隔斷了我們的視線，封閉了人們的思想，阻擋了村子與外界的聯繫。

　　八歲時，我懷着極大的好奇，首次走上了出村的路。翻越一座山，徒步十幾里，才來到鎮里，第一次看到了公路和汽車。那高興的勁兒簡直無法形容。可往回趕時，我的雙腳腫得像胡蘿蔔似的，鞋子再也裝不下厚厚的腳掌了。大人們輪換地背着，到天黑我才疲憊地回到家裡。見到媽媽，我淚如泉湧，哭了。那時我就想：要是能讓汽車開進我們村裡就好了。

　　每次回家探望，看到物資運輸完全依靠人工挑、抬、背、扛，人們就像驢馬一樣爬行於路的現實；得知賣豬得深更半夜打着火把，幾個壯漢抬得汗流浹背，送到市場還要無奈地被吃稱壓價的苦楚；目睹長期的肩挑手提，多數男人累成了煮熟的大蝦，個個腰弓背駝的慘狀；想着村姑紛紛嫁去了外地，很多男人娶不進老婆，像冬日的枯樹孤苦零丁的辛酸……我的心裡，很澀，很痛。每次遇到老人挑着重擔，十分吃力，我總會主動地幫助挑一程，但心裡覺得：“修通公路，才是解脫百姓之苦的最有效的辦法呀！”

　　村民們渴望致富，也多麼盼望有人組織修通公路啊！

　　可是工程大，投資多，還要從鄰村轄地過，需要佔田、佔山、毀林木，工作難做。老村干們也曾多次嘗試過，可一去現場，儼然遇上了老虎，臉色驟變，不敢吭聲了。

　　時光荏苒，年復一年。書記、村長各換了六任，我也由一個懵懂小孩變成了知識中年。可回首一望，山，還是沉睡不醒的山；路，還是濤聲依舊的路。鄉親們發出了失望的嘆息：“恐怕這輩子看不到公路進村了!"

　　聽着這話，我的心裡像針扎一樣難受。“難道家門口的路，還要等別人來修嗎？”我是村裡見過世面的人，又是黨員，應該為家鄉發展做點貢獻啊。於是下定了決心：一定要組織村民修通這條路！

　　二零零二年九月，我破釜沉舟，辭去了公司辦公室輕鬆舒適的工作，從天津回到湖南老家，開始了修路的籌備工作。

　　村民們也不約而同地把希望寄託到了我的身上。代表大會上，參會的三十名代表，把二十九票投向了我，選我做公路總指揮。看着幾百雙大眼齊刷刷地望着我，我覺得肩上沉甸甸的，心裡忐忑不安。

　　風言冷語亦洶湧而至。有人公開勸說：“這麼大的工程，書記、村長都不敢為首，你為何要帶這個頭？不是自找苦吃嗎？”有人竊竊私語：“他可能是想當村幹部吧？”也有人出言不遜：“能為首修通這條公路的人還沒出生呢。”我笑臉相迎：“如果誰都坐等別人，守株待兔，這公路能修通嗎？”他們無言以對，悶不作聲了。可心裡卻嘀咕着看我的熱鬧和結果。

　　村裡太窮，靠集資修路是不現實的。我們通過政府領導，爭取到了國家撥付的十餘萬元雷管、炸藥費；在外鄉任黨委書記的陳漢周也慷慨解囊，捐助了一千元，緩解了我們的燃眉之急。

　　個別村干私慾作祟，利用佔據的主要職位，擅自改變線路，把主線測到了他的家門口，招致了廣大村民的極大憤怒和堅決抵制。一時幹群關係十分緊張。

　　在這個節骨碌上，我如站在村干一邊，就辜負了廣大群眾；如果站在多數群眾一邊，就得罪了主要領導。我想，修路是為百姓造福，只有方便大家才有意義，才能被大家贊同。於是我不顧個人情面，代表指揮部，給鎮黨委和政府寫了一封長信，客觀地分析了不同走向的利弊，如實反映了廣大村民的合理訴求和願望。鎮領導明辨是非，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認同了我和人民群眾的主張，確定了公路的正確走向。

　　適逢村委換屆，村民們提名選我當村長。我想，要把公路修好，最需要的是凝聚人心，獲取強有力的支持。於是，我謝絕了大家好意，走村竄戶、挨家挨個地做工作，力推了一個熱心修路的血性漢子為村長，還委任了幾個公道正直的同志為指揮部成員，大大增強了公路建設的力量。

　　最難的是有三公里公路要從鄰村轄地過，需要佔用他們的田土和山地，還要損毀一大片林木。給錢補償吧，我們給不起；不給則難以通過。書記、村長先後多次以組織名義去協商，均未成功。他們灰心了，把最後的希望寄託給了我。

　　我二話沒說就去了涼水井村。大會、小會開了好幾個，我的嗓子都說啞了，可他們都像悶葫蘆一樣，閉口不言。我理解他們內心的難處，人均才三分畝賴以維持生計的田地，是何等珍貴，誰不希望得到適當的經濟補償呢？我乾脆留駐那裡，帶着濃濃的情，懷着誠摯的心，挨家挨戶，分別逐個地拜訪請求，對他們說出我們的無奈。聽到我聲聲有情、句句暖心的話，他們善良的心地被感動了，爽快地答應了我的請求。只對佔用的良田給予象徵性的補償。而佔用的山地，損毀的林木，則作為無條件的贈送。七十四位戶主還都鄭重其事地在我擬定好的協議書上籤了字，並通過司法程序對協議進行了公證。這樣，公路建設得以了順利地開工進行。我也被他們的善良和對我們無私的支持感動得潸然淚下。

　　要在陡峭的石山上炸出一條公路來，工程之大和危險因素是可以想象的。身為總指揮，我把安全工作放在了重中之重。每天早上，我都如趕考似的提前進入現場，先行排查未被發現的啞炮，以確保安全施工。白晝我深入現場監管，力求把不安全因素消除在源頭。到夜晚排完啞炮，我才能披星戴月拖着疲憊的身體回家。多少個日子，我疲憊不堪，飲食難下；多少個夜晚，我通宵達旦，輾轉難眠；多少次我頂風冒雨，淋濕了身體；多少回我置身懸崖、進退不得。我深知身上的責任有多大，肩上的擔子有多重，一天也不敢懈怠和停歇。通過扎紮實實的努力，確保了整個工程沒有出現任何安全事故。連續的勞累，我的身體日趨漸瘦了,體重由原來的一百零六斤降到了九十四斤，眼眶也凹陷了下去。而公路就在我的漸瘦中向前延伸了。

　　村長舒孝金對勞力組織很到位，新書記覃黃金對雷管炸藥采供很及時，指揮部成員賀錫文、陳開華、戴英金等，以及廣大村民也大力支持和配合。到了二零零六年底，全長八公里的公路主線竣工通車了！原來那崎嶇、陡峭的羊腸小道，改頭換面，變成了一條寬闊、平緩的公路。在此，我衷心地感謝同仁們，我向您們鞠躬了！

　　公路修成以後，我重返了天津，繼續我打工的生涯。

　　家鄉的路，承載了祖輩的艱辛，凝聚了我兒時的夢想；見證了鄰村的友誼，寄託了村民的希望！我急百姓之所急，想大家之所想，團結大家，為修路付出了不懈、艱辛的努力，終於實現了大家的共同願望。心裡覺得：這輩子沒活冤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