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兄劉斌》

　　詩兄劉斌

　　張縣倫

　　2012年的冬日，沒有下過一場雪，幾次凄厲的風后，嚴寒還是早早的降臨在了關中大地。多陰晴少的天氣里，冷，成了人們普遍的感覺。而這個冬天，對我來說寒意愈濃。

　　12月27日，農曆十一月十五，還沒有起床的我被一陣急促的電話鈴聲驚醒。電話那邊朋友語調低沉地告訴我：“劉哥不行了，已經送醫院急救。”聽到這句話，我心裡一驚，急忙抓起衣服胡亂穿在身上，牙未刷、臉未洗便衝出了家門。

　　趕到人民醫院，找遍了急救室也沒有見到劉哥極其家人，一種不祥的感覺頓時湧上了心頭。打電話問先到的朋友，才知道劉哥“已經走了。”聞聽此言，我愣住了，久久說不出一句話來。看到劉哥遺體時，一向不喜歡流淚的我，眼淚忍不住在眼眶裡打轉。我強忍着淚水，望着靜靜地躺在冰棺里的劉哥，一種難以言楚的痛感頓時漫上心頭，遍布全身。

　　此後的三天時間，我和衛江、文博、呂琳、劉娟等幾個朋友輪流守候在劉哥的身邊，陪伴着這位不到50歲就不幸病逝的兄長······直到最後送走他。

　　劉哥走了，永遠地離開了這個世界，離開了他摯愛的家人，離開了他的親人、朋友以及和一幫和他“臭氣相投”的兄弟。劉哥走了，十多天來我的思緒始終走不出一個陰影。恍恍惚惚，如在夢中。連續幾個夜晚，枕淚難眠，他的影子、他的音容笑貌不時的在眼前閃現。我無論如何都不願相信，劉哥就這樣走了。匆忙，太匆忙了。匆忙得讓人無法面對這個事實，這個鐵的、已定的事實！命運就這麼無情，這麼殘酷。

　　劉哥走了，留給我們的只有深深的懷念，和無盡的思戀。

　　人的一生註定要遇到許許多多，各式各樣的人。有的是擦肩的過客，有的是因為某種機緣的短暫交往；有的雖認識多年，卻始終停留在“認識”這個層面上。真正能夠走進彼此心裡，留下記憶、值得眷念的並不多。

　　在我的朋友圈裡，劉哥屬於這“並不多”中的一個。

　　劉哥，名斌，一個融詩歌於生命的人，一個“詩意地棲居”的人。他曾經寫過這樣一段文字：“對於宇宙、萬物、生命這些浩渺而深邃的存在，我們唯有謙卑。因為謙卑而生敬畏，因為敬畏而生神聖，因為神聖而‘詩意的棲居’。感念於大野離離的野草，自然成為終極的歸宿；崇尚於透析大地的江河，詩歌便是最好的精神家園。”在我所生活的這個小城，不大的文學圈子裡，劉斌是值得尊重的一位兄長。對他的尊重，更多的緣於他對詩歌的認知和態度。從某種意義上說，在文學上他是一位真正的隱者、一位純粹的詩人。

　　和劉哥的相識、相交、相知，也是因為詩歌，因為已經被這個時代冷落了的詩歌。記不清我們初識於哪一年了，印象中認識后即有相見恨晚之感，自然而然便走近了許多。應該說，這是一種情感交融，心靈諧和的必然。此後的日子，我們或和弟兄們一起驅車同游，享受沿途的風景和朋友相處的樂趣；或者坐在家裡，談拜倫、惠特曼，談海子、駱一禾，談文學的發展、詩歌的走向······

　　劉哥是一個個性鮮明，極有原則的人。無論是待人處事，還是讀書寫詩，他都堅持着自己。不媚俗，也不張揚，有着嚴格的“自我”意識。生活簡單，且規律，工作之餘就呆在家裡讀書、寫作、聽音樂。作為一個從事創作近30年的詩人，他既不加入任何協會之類的組織，也不參加各式各樣的文學活動，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自己的詩歌王國里，自足自樂。在社會上，除了和幾個有共同愛好的他的“兄弟們”來往外，不喜歡和“閑人”交往及參與一些飯局之類的應酬。為數不多的幾個朋友相聚時，就坐在他家的小院里喝茶聊天。遇他有新作寫出，他便會輕聲朗誦，談他的理解、他的思路。陶醉其間，完全一種忘我的境界。其情、其趣、其樂，非置身其中難以體會得到。

　　和劉哥交流更多的在於詩歌，以及與之相關的話題。他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開始從事詩歌創作，30年來始終以虔誠的心態閱讀和寫作詩歌，如他自己在一段自白中所言：“行吟、歌唱、抑或哭泣，這些世間最純粹的語言源自於內心最深處的響動；簡樸、象徵、抑或隱喻這些最經典的表達方式則出於對繆斯和大師神往”。基於這種認識，他對報刊和網絡上發表的一些無病呻吟或“批量生產”的詩歌十分反感，嗤之以鼻的稱之為假詩、偽詩。每每談到這些作品，他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啥嘛？糟蹋詩呢。”可見他對詩歌的鐘情和看重到了什麼程度。而他的自得自足，又何嘗不是一種人生態度？一種不負人生的態度。

　　劉哥是個唯美主義者，這一點在他對詩歌的要求上表現得尤為明顯。可以說，他的詩純粹是寫給自己的，從不拿出去發表。為此，我持不同意見。大約五六年前，我曾經建議他要把作品拿出去發表，“只有發表了，才能體現價值”（儘管這個價值微乎其微，幾近喪失）。在我的鼓動下，他交給我一組詩讓我處理。作品在一家刊物發表后，由於校對的問題，出現了兩處小小的甚至可以忽略的的錯誤。當我送樣刊給他時，他一眼就看了出來，指出給了我，說“雜誌社怎麼這樣粗心”、“大煞風景”。

　　2012年5月，我想在市作協會刊《興平文學》上給劉哥一個專版，把他的詩推出一部分，讓本土的讀者了解一下他這位“隱居在民間的詩人”的作品的風貌。我把這個想法告訴他時，他毫不猶豫的拒絕了，開玩笑說：“哥都老了，興平寫詩的人多，用年輕人的吧”。我明白他的心理，他是不願意“浮出水面”、想依自己的活法默默的寫、自我欣賞的。在我的堅持下，一個星期後他精心選擇了20首詩作交給了我。我了解劉哥的性格和他對作品的要求。因此，在排版過程中，包括限於版面稿子的在選擇，每一處的變動、調整等我都和他保持着溝通。清樣出來后，我反覆校對了多次，拿去給他看，希望他最後再把把關。他大概看了一下，對我說：“哥眼睛不行了，看着費力，你弄好就行了。”

　　報紙出版后我專門給他送去了幾份樣報，第二天下午他即打電話讓我有時間去他那一趟。放下電話，我估計到某個方面可能有了點問題。不出我所料，見到他時，他便說有一行詩句沒有排列好。沒有等我答話，他接著說：“也不怪你，你反覆校對了好幾遍，連續在版面上盯着，‘視力疲勞’，沒有發現也正常，理解。”

　　話雖然是這樣說的，但從他的語態、他的神情上我明顯感覺到了他的不滿意和對我的批評。是的，校對不細導致出現問題，的確是我的失誤，這不僅僅是對作者勞動成果的不夠尊重，也是對讀者的不負責任。我當反思，當自責。

　　從這兩件事上，可以看出劉哥的“唯美”，對作品要求的嚴謹，對作品的態度。這一點，恰恰是我所缺失的，是我需要向他學習的。

　　2008年8月30日，我們幾個朋友相約出去遊玩。那一天，劉哥十分高興，說東扯西，談文學、談詩歌，一路上歡聲不斷，笑語連連。興緻勃勃，一身運動裝的劉哥登昭陵時，突然打了個趔趄停了下來。稍稍停留後說：“弟兄們上吧，我在這歇一歇。”由於劉哥平時注意鍛煉，體質不錯。當時我們都沒有在意，沒有意識到他的身體出了什麼問題。大家繼續登陵，留下劉哥一個人在陵腳下“守候”。

　　誰都沒有，也不會想到，禮泉之行竟是劉哥和我們的最後一次出遊。

　　從那個時候起，劉哥腿部的變化逐漸明顯了起來，走路不穩，上樓無力，而且每況愈下，發展到根本不能獨立行走。幾年來雖多次去西安、北京等各大醫院檢查、治療，然效果並不如意。近三年，他基本出不了門，大多數時間是坐在椅子上度過的。用他自己的話說“猶如一隻困獸。”無奈之心，悲涼之情溢於不難思知。每次前去看望，交談，望著錶面上依舊談笑風生的劉哥，我想象得到在這種境況下他那顆熾烈心其實是怎樣的苦痛，想象得到他深沉而孤傲的靈魂是其實何等的煎熬！

　　······

　　如今，斯人已去，唯影像留存。

　　回憶起和劉哥多年來建立起來的深厚的友情，最傷痛和惋惜的是他過早的走了。他走了，再也看不到他熟悉的表情、笑貌，再也聽不到他充滿個性的聲音和語調了。留給我們的只有深深的悲傷和綿綿的思念。

　　客觀地說，劉哥在文學上並沒有顯赫的聲名和過高的威望，甚至沒有公開發表過多少作品。以世俗論，亦無成就可言。但他堅持着自己，秉持着自己的信念在思考，在寫作，在走着自己的朝聖之路。他的這種寫作，僅僅只是有着個人心靈或靈魂宣洩的意義嗎？不是。我認為，他對文學，尤其對詩歌的認識和態度，恰恰是值得我們每一個寫作者深思的。甚至，足以燭照我們，讓我們自慚形穢。

　　劉哥如此，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