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逝世后，為何汪精衛成為“接班人”？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先生逝世。6月在廣州舉行的國民黨中執全會決定將廣州大元帥府改組為國民政府。在選舉國府主席的會議上，與會11名委員(國府委員共16人)全票選舉汪精衛為第一任國民政府主席。7月1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成立。在隨後成立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上，汪精衛也擔任了主席。至此，汪精衛成為國民黨新軍政領袖。

　　在孫中山逝世前，其主要助手有負責政治的胡漢民，負責財政的廖仲愷，負責黨務的汪精衛，負責軍事的蔣介石。當時蔣介石的資歷聲望比不上前三位，尚不具備擔任領袖的實力。可是就實際地位和影響而論，汪精衛與廖、胡不分伯仲，為什麼他能一躍而成為孫中山的“接班人”呢？

　　國民政府成立之時，適值國內革命運動高潮之際，這是一次以國共合作為主要標誌、以反帝反封建為主要目標、有廣大人民群眾參加的偉大政治運動。孫中山所主張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體現了這次革命的根本特點。當孫中山在世時，可以憑藉他的崇高威望，排除干擾，領導革命運動按預定的方向發展。可是隨着孫中山的逝世，國民黨內部左中右三派的分化日益明顯，原來反對三大政策的右派分子重新抬頭，反共活動日趨囂張。此時的國民政府面臨嚴重挑戰，對外必須堅持反對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的鬥爭，對內必須加強統一戰線，維護黨內團結。在這種情況下，國民政府最需要的是一位既能保持三大政策的連續性，又能調和國民黨內各派政治勢力的關係，穩住政局的首腦人物。

　　在當時的國府委員中，真正的左派人物僅廖仲愷等人，雖然他們遵從孫中山的主義、政策、遺囑並為之而奮鬥，但作為政治勢力，他們在國民黨領導層中因其政治態度的“過激”，不易被全體成員所接受，處於少數地位。

　　在國府委員中，可以出任國府主席的人選還有胡漢民。胡漢民是國民黨元老，辛亥革命勝利后就一直在政府中擔任要職。在國民政府成立前，他是廣州大元帥府的代理大元帥。在國共合作醞釀時期，胡漢民基本上是站在孫中山一邊，支持改組國民黨和聯俄聯共決策的。這主要是因為當時他也看到要擺脫國民黨的困境，需要藉助蘇俄的援助和共產黨的力量，但他又認為必須對之加以防範。在國民黨的左中右三派中，胡漢民是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他的態度影響着政治天平的升降，關係著今後三大政策的實現程度。在孫中山逝世后，自認為是國民黨正統派的胡漢民，看到許多共產黨員擔任了國民黨的領導職務，以及共產黨依靠嚴密的組織機構和崇高的理想，越來越贏得民心，這將對要掌握國民革命運動領導權的國民黨構成嚴重威脅，因此對聯共政策日漸懷疑，由對蘇聯和共產黨的利用防範轉為反對。加上胡漢民素與蘇聯顧問鮑羅廷不和，與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的衝突也逐漸激化，所以若是由正在向右靠攏的胡漢民主持了國民政府的話，勢必不利國共合作的堅持和三大政策的執行。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曾宣告不做官吏、當時在政府中沒有擔任實際職務、“唯國民黨與三民主義是奉”的汪精衛，受到了各方勢力的重視。汪精衛政治活動的一大特點，是具有過人的應變能力，善於“相機而變”。對孫中山的聯共政策，他一開始是持反對態度的，認為共產黨如果加入國民黨，“本黨的生命要危險，譬如《西遊記》上說，孫行者跳入豬精的腹內打跟斗，使金箍棒，豬精如何受得了”。憑藉他多年追隨孫中山的經歷，知道國民黨的改組勢在必行，才拋棄自己的觀點，轉而支持孫中山的主張，投入改組的準備活動中。孫中山逝世前後，汪精衛又以其特有的政治敏感，去迎合時代的潮流，表現出新的姿態。在一段時間內，他不斷發表左派言論，高呼“要將軍閥和國際帝國主義一齊打倒”，只有“永絕軍閥禍根，人民方能解除痛苦，團結自救”。他開口就是國民黨改組精神，言必稱擁護農工運動，文必舉國民革命大旗。一時間他不僅得到了國民黨左派的信任，得到了共產國際代表和中國共產黨的支持，也博得了廣大工農民眾的好感。另一方面，汪精衛早年追隨孫中山革命，能透徹地揣摩孫中山的思路而著稱，他多次根據孫中山的口授由自己代擬的各項文件，孫中山極為中意，故後來成了孫中山遺囑的執筆人，這一切均使他在國民黨內也具有一定的威望和政治資本。再加上在左右派鬥爭中他所做出的“無所偏頗”的超然姿態，亦爭取到國民黨內大多數人的支持，最終成為能為各派勢力同時接受的主要人選。

　　在為國民黨讚揚一位新領袖的過程中，蘇聯顧問鮑羅廷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他擁有國民黨所急需的政治和軍事援助，再加上孫中山生前對他的信任，在孫中山逝世后的一段時間內，鮑羅廷的話還有很大的影響力。國民革命運動中，許多重要決定實際上是他做出的。在1924年6月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之後，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指導原則是：聯合國民黨左派，促使國民黨中派左傾，孤立國民黨右派，通過使國民黨的綱領和政策左傾的辦法實現對中國革命的領導。按照這個精神，鮑羅廷當然得支持既有利於維護國共合作，又能調和左右派矛盾的人選。所以還在孫中山病重期間，鮑羅廷就曾對汪精衛透露了支持他為新領袖的信息，這也是汪精衛在改組國民政府期間態度左傾的一個重要因素。同時，在國民革命運動中對國民黨政策有一定影響力的共產黨人也認為汪精衛“當他還革命時，會把蘇聯顧問和我黨的意見加以發揮，會做一個很好的留聲機”，而“胡漢民從思想上說是右派，雖然有時也可以同左派妥協，但有他地主階級的獨立立場”，從而支持汪精衛，否定了胡漢民。

　　另外，汪精衛在改組國民政府的過程中，進行了大量的幕後活動，為自己當選國府主席費盡心機。孫中山逝世后，汪精衛的領袖慾望迅速膨脹，進行了多方面的活動。首先是政治上急劇左轉，事事向鮑羅廷請示，在各種場合做出堅決執行孫中山三大政策的姿態，儼然是總理遺志的繼承、捍衛者。其次是排擠自己昔日的戰友、現今的競爭對手胡漢民，私下改動胡漢民主持國民中政會的政府人選，交給報紙發表，卻不讓胡知道，以此架空胡漢民。第三是親自到潮汕去見軍方實力人物許崇智，為自己的當選拉住關鍵的一票。更讓人產生垢病的是，在投票選舉時，汪精衛自己投了自己一票。雖然這一票不是他當選的主要因素，但一向自命清高的汪精衛急於上台的迫切之情卻也由此可見一斑。難怪當時負責唱票的會議秘書伍朝樞過後對人說：“我對汪本來相當敬重，但由此次選舉來看，完全表現他是熱心利祿的人，我從此就鄙視汪兆銘了。”

　　與汪精衛相比，胡漢民就顯得書生氣十足。在當時的形勢下，胡漢民不是沒有順勢出任國民黨領袖的慾望，可他不願為此而挖空心思使手腕，只想讓別人捧他，做眾望所歸的領袖。他以這種君子風度參加最高權力的角逐，加上政治立場上的不識時務，在這場爭鬥中失敗也就不足為奇了。另外，胡漢民的個人素質也決定了他不可能成為國民黨領袖。李宗仁曾評價胡確為一守正不阿、有為有守的君子。然胡氏的器量亦極狹隘，恃才傲物，言語尖刻，無政治家風度。他說：“當時黨自元老以至普通黨員，沒有人對展堂先生不表示尊敬，然也沒有人覺得展堂先生足以為全黨一致歸心的領袖。因胡的天賦，為治世的循吏則有餘，為亂世的旋乾轉坤的領袖卻不足。”由於人緣太差，造成人們對胡漢民“惡感多而好感少”，轉而擁護善於蠱惑人心的汪精衛。（摘自《環球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