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第一清官”石瑛

　　我的祖父石瑛（字衡青），是湖北“三怪”之一。他一生特立獨行，廉潔奉公，做出了許多不合世俗人情的事情。雖然他逝世60年了，但是他為民請命、力抗權貴的許多事迹，至今在民間還廣為流傳。

　　拒絕接受蔣介石所薦黃埔畢業生

　　石瑛在第二次任湖北建設廳廳長的某一天，有一個衣着整齊、頭髮梳得光光的高個兒青年，走進了廳長辦公室。他向石廳長自我介紹說：“我是黃埔軍校畢業生……”並雙手呈上蔣介石手書的推薦信。石瑛看完信后，一邊與此人交談，一邊觀察其行為舉止，覺得此人屬紈絝子弟。表面雖然恭敬，其實骨子裡甚為傲慢。言行舉止輕浮自大，善於夸夸其談，實無真才實學，決定不用。遂致電蔣介石說：“鈞座命我為湖北人民辦事，又命我為鈞座推薦的人安排官職，這樣我就不好辦了。我要治好湖北，必須選用廉能幹練的官員。鈞座推薦的人，我認為不合條件，不能安置。”

　　反對林森擴建中山陵園

　　1933年12月中旬，石瑛就任南京市長才10個月，參加國府主席林森主持的中央會議。林主席以紀念孫中山逝世10周年為由，提議擴建中山陵園，添建亭榭，並要新建國府禮堂，要南京市政府闢地修建。與會者大都隨聲附合或者沉默不語。石瑛毅然挺身而出，為民請命道：“紀念總理，固然是黨國大事，可是要擴大陵園界址，要新建國府禮堂，勢必要驅逐原來住在那兒的百姓，叫他們到哪兒去落腳謀生？總理是提倡民生主義的，是總理的忠實信徒，就要按總理的意志辦事，絕對不能擾民。何況現在是何等時期？許多窮人需要政府安置，日本的炮火就在眼前。擴建中山陵園、修建國府禮堂，勢必影響國防、市政建設的開支，總理倘若九泉有知，也絕不會同意此舉！”

　　在此案被通過後，石瑛憤而提出辭職。正在西南的蔣介石聞之此事，立即致電慰留，並使林森的提案擱置。

　　國民黨元老馮自由，為此事輓詩贊曰：

　　世風日下竟貪污，高潔如君德不孤；

　　鐵面無私繼包拯，園陵界址不含糊。

　　怒打孔祥熙

　　1934年初，在一次中委會議會間休息時，石瑛氣沖沖地走到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孔祥熙面前，面含慍色質問孔：“你為什麼借口經費困難，而取消了鐵道部協助南京市的12萬元？”“南京從一個中等城市躍為國都，增加了多少中央機關？這些機關除大官們外，還有多少小職員要生息、要給養、孩子要受教育，你了解不了解？有多少貧民沒有房子住、小孩沒有書讀，有多少事等着我們去做，你知道不知道？”

　　孔祥熙忘不了石瑛整頓南京市稅務，一次就征了他幾千元現洋的稅，心懷夙怨譏諷地說：“南京市的稅收不是很可觀嗎？”石瑛聽后，怒火中燒，隨手抓起桌上墨盒向身着英國毛料西服的孔祥熙砸去，並大聲斥責說：“你別忘了南京市的全年稅收儘管很好，但還不到你現有家產的百分之一！”石瑛在孔祥熙筆挺的西服染上大塊墨污，還未從驚呆中清醒過來時，拂袖而去，於當月27日提出辭呈。蔣介石與汪精衛再三挽留，社會各界也敦請慰留，石瑛才同意留任。

　　痛斥汪精衛媚日

　　石瑛僚屬，曾任國民黨後補中委、西北聯合大學校長的賴璉（即賴景湖）在紀念他的文章里指出：“他做市長，是汪精衛任行政院長時代，請他出山，是作為一種政治號召的。他就職后，一切公事公辦，從來不買任何權要的賬。那時政府的外交政策是對日本忍辱負重，避免和它發生衝突，有時自然免不了退讓，甚至屈辱的地方。”

　　在一次中央會議上，汪精衛大談：“對日外交的根本方針，遵奉總理遺教，中日應攜手共同發展。中日衝突唯以和平方法的正常步調去解決。”石瑛聽了汪的謬論后，憤怒之情油然而生，不能自已。只聽“啪”的一聲，石瑛桌子一拍，站起來大聲質問汪精衛：“東三省已淪入日本之手三年有餘，南京街頭流亡的東北父老，你為何視而不見？熱河長城口被日軍佔領，駐天津的日軍正加緊演習巷戰，難道這些你都不知道？這一切是所謂和平方法、正常步調，解決得了的嗎？”

　　1935年，日本侵華戰爭一觸即發，石瑛與汪精衛的媚日投降路線的鬥爭也達到高潮。3月5日，南京報紙披露，日本將派《朝日新聞》訪問團飛來南京。這下可忙壞了汪精衛，3月19日他從上海坐飛機趕回南京，親自布置迎接，同時打電話命令石瑛：“明天下午2點，請你率市府科長以上的職員，全體到機場迎接日本貴賓。”

　　石瑛接電話后，正氣凜然地回答說：“我的科長決不迎接敵人！”“啪”的一聲擱下電話，轉身神氣嚴峻地向秘書口授指示：“明天下午，全體市府職員放假半天！”

　　對陳誠既支持又鬥爭

　　抗日戰爭時期湖北宜昌淪陷后，陳誠任第六戰區司令兼湖北省政府主席。陳誠在湖北恩施實行了一系列改革，工作是很有成效的。陳誠搞了“二五減租”、“耕者有其田”；當時物資匱乏，陳成立了“湖北平價物品供應處”，實行憑證供應；對中等以上學校實行公費教育；嚴懲貪官污吏、禁煙禁毒；實行新的兵役制度，做了不少有利於國計民生的事情。

　　任省臨時參議會議長的石瑛對省府各項有利於國家民眾的措施多方給予支持和協助。當時“省府”與“省議會”兩大機構的關係比較協調，兩大機構的首腦間設有專線電話，可以隨時聯繫並交換意見，並能互相尊重，使許多問題得到順利解決。另一方面，省參議員們在石瑛的領導下，大都敢說敢為，使省臨時參議會這個民意機構真正起到了監督省政府的作用。在省參議會開會時，常質詢政府要員（包括陳誠在內），對某些官員的瀆職、貪污、營私舞弊、禍害地方等醜行大加揭露、鞭撻、彈劾。

　　陳誠的親信、省建設廳廳長朱一成因貪污受到省臨時參議會的彈劾。軍管區徐司令縱容部下胡作非為，副議長鬍忠民聲色俱厲當面斥責徐司令說：“你這個軍管區，簡直成了既謀財又害命的閻王殿。”一部大型機器在省府從武漢撤退至宜昌時運至萬縣擱置，而撤退到恩施的省府又等着急用，而負責運機器的人卻坐視不理，並想乘機拍賣發國難財。省臨時參議會為了弄清真相，照章通知省主席陳誠到會答覆。陳未至，派來的代表幾經議員追查質詢，答覆均不得要領，因而督促陳誠親臨面復，搞得陳誠很難堪，下不了台。陳對德高望重的黨國元老石瑛素來敬重，不敢輕易得罪，只好以辭職相要脅。石瑛以眼還眼，立即提出辭職以相對抗。

　　“府會之爭”形成僵局，必對抗日救國的大局不利，何況當時正是抗日戰爭最艱苦、最嚴峻的時刻，石瑛想到此點，同時念及到陳誠多次來家面談，有愧疚悔恨之意，居正、李書誠、何成浚、張難先等人又多方斡旋，終於主持通過了“挽留陳主席”議案，體面地結束了這次“省”、“會”之爭。

　　在一次省府委員會上，陳誠提議蓋六棟小樓，並誠懇地對石瑛說：“石議長兩腿風濕很嚴重，現住的房子太潮濕、太簡陋，對健康很不利，先給您蓋一棟。”石瑛立刻反駁說：“我不要。人家小職員住的是什麼？一家好幾口擠在一間屋裡，有的人家，桌子底下還養頭豬、喂幾隻雞。不光濕，還又擠又臭。要蓋就給他們蓋，何況現在還在打仗呢。”陳誠不得不取消自己的提議。

　　1938年下半年石瑛任省臨時參議會議長前，與嚴重（立山）代主席力主恢復難行的舊蜀道，修通了與四川萬縣交界的“施利路”（恩施到利川）、與湖南交界的“咸來路”（咸豐至來鳳）、恩施至宜昌的“施宜路”。這些道路相對易修建，而且造價低。當時共修通了兩千多公里，對抗日時期溝通東西南北，保障軍民物資供應補給起了重要作用。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陳誠的親信、當時的省府秘書長柳克述違背省府決議，為了個人能舒舒服服地乘坐小汽車上下班，竟擅自調動大量民夫，毀林開山，動用國家有限的財力，將從宜昌安安廟起到省府所在地韓家壩的20餘公里人行小道擴建為汽車公路。石瑛與張難先得知后怒不可遏，與柳克述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並於1939年元月向嚴代主席提出辭去省府委員的職務，以示抗議。

　　“你害百姓！”

　　石瑛任南京市長時，當行政院長汪精衛要免去朱懷冰湖北省民政廳長職務時，石瑛站出來為朱懷冰說話。說朱幹得很好，為什麼要免職，質問得汪精衛啞口無言。

　　1943年初，已是湖北省代主席、民政廳廳長兼省糧政局長的朱懷冰，在省臨時參議會全體議員會議上作湖北省的糧政報告並接受議員質詢。議員們紛紛揭發各地的糧政弊端及糧政局官員的腐敗貪污問題，問得朱懷冰瞠目結舌、支吾其詞無法自圓其說，竟然推卸責任地說：“我實在干不下去了！我真不想當這個糧政局長，是沒有辦法，我才來兼這個局長的。我只能搞到這個樣子……”這時，只聽“啪”的一聲，坐在主席台上正患嚴重風濕關節炎，站立、步行都很困難的石瑛猛然站起來，雙手撐在桌上，怒目豎眉，對代理省主席呼名道姓地大吼：“朱懷冰！誰叫你當這個糧政局長了？老百姓沒叫你干，我也沒有叫你干，哪個叫你乾的？你干不好，為什麼還要干？你害百姓！”搞得朱懷冰下不了台、無地自容。副議長鬍忠民趕緊站出來轉圓，宣布暫時休會，朱懷冰只好灰溜溜地走下台來。不久，朱懷冰的糧政局長職務由上面派來的王冠吾接任。

　　勸居正生日要節儉

　　居正是中國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是國民黨內功勛卓著的元老。胡耀邦總書記曾在報紙上公開說“我們懷念居正。”

　　居正參與締造和保衛共和，以後歷經事變屢遭挫折。他居官清廉方正，在野則甘於寂寞，堪稱淡泊寧靜，在近世政界為不可多得的人物。他同石瑛是情同手足的結拜兄弟，石瑛逝世后，居正痛哭流涕在石瑛家祭時宣讀祭文，並手書大幅輓聯：“律己以敬，接物以誠，謀國以忠，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君子哉若人，敞德哉若人。”懸挂於石瑛靈堂。

　　下面一則小故事充分說明他們間兄弟之情的真摯、誠懇、心胸博大、互相鞭策、共同進步。

　　居正生活節儉，不喜歡鋪張。但當他1935年60大壽時，在許多朋友的慫恿下，在私宅舉行了盛大的宴飲，慶祝他60大壽。宴會廳里屏聯鏡架、歌聲繞樑、燈火通明、笑語喧飛。石瑛知道此事後，給居正寫了封長信，托彭臨九轉交，對居正祝壽的鋪張行為進行諷勸。居正讀信后非常感動，反省自己，並請彭臨九向石瑛轉達他的歉意。

　　斥責唐有壬賣國

　　唐有壬是辛亥革命先烈唐才常之子，汪精衛的親信。石瑛任北京大學教授時，唐為石的助教，幫助石瑛作了些寫作工作。唐有壬對石瑛很敬重，石瑛對唐有壬也很器重，可以說是較好的朋友。1928年石瑛任湖北建設廳廳長時，曾推薦唐有壬為湖北省銀行籌委會主任和行長。

　　1932年蔣汪合作，汪精衛出任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唐有壬為外交部次長。當時各派系激烈爭奪南京市長這一要職，汪感到很難辦，決定物色政聲好、威望高、懂技術的工程技術專家。於是唐有壬向汪精衛極力推薦石瑛出任南京市長。蔣介石對石瑛素來敬重，於是石瑛出任南京市長。

　　可是石瑛認為唐有壬是汪精衛的得力助手，走的是媚日的投降路線，每見到唐有壬，便聲色俱厲，罵唐賣國無恥。見一次罵一次，唐有壬非常怕石瑛，見到石就躲避，不敢見石瑛的面。石瑛對老百姓和藹可親，急人之急，被視為“布衣市長”、“土老兒”、“可親可敬的長者和朋友”。他歷任要職，可謂高官厚祿。可是他布衣粗食，坐車坐三等、乘船坐統艙。他廉潔奉公、安貧如素，不拿公家一針一線，被譽為“民國第一清官”。他病危時對家人說：“我是不同流合污。我如同流合污不至如此，但我還能如此，是他們把我無法。”

　　（摘自《炎黃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