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紳商”張謇四十年坎坷科舉路

　　張謇進入歷史視野的身份是——晚清狀元，棄官從商的中國實業先驅。這個帶有轉折性的身份蘊涵的內容很多。張謇在40歲之前苦苦求取功名，坎坷非常，到41歲才功成名就。但卻在第二年便辭職返鄉，轉而經商。

　　張謇的科舉之路彷彿是《儒林外史》中的一個片段，其中不乏荒誕之處，但他的確繼承了儒家知識分子的理想和自尊。

　　1853年7月1日（清咸豐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張謇出生於江蘇通州（今南通）海門常樂鎮。張謇兄弟五人，他排行第四。張家世代務農，直到張謇的父親張彭年時，才在務農之餘兼營一個製糖的作坊。

　　張謇4歲時起，父親張彭年開始教他學習《千字文》。到5歲，張謇已經可以完整無誤地背誦《千字文》，於是父親將他送進私塾讀書。但是張家祖上三代沒有人獲得過功名，也就是所謂“冷籍”。當時科舉規定“冷籍不得入試”。為了取得應試資格，張謇15歲時由他的一位老師宋琛安排，結識了鄰近如皋縣的張家。張家同意張謇冒充自家的子嗣報名獲得學籍。16歲，張謇考中了秀才。

　　但是從此如皋縣張家開始用冒名一事來要挾張謇，連續索要錢物，最後索性將張謇告上了公堂，要求得到一筆高昂的酬金。這一場訴訟延續了幾年，令張謇十分狼狽，家道也因此困頓下來。幸而張謇的老師們愛惜他的才華，為他四處斡旋。當時的通州知州孫雲錦也出面為他調解，將此事上報給江蘇學政，繼而上書禮部。直到張謇20歲時，此案終於告終，禮部同意張謇重填履歷，撤銷控案，恢復通州原籍。

　　“冒籍案”結案后第二年，孫雲錦調往江寧（今南京），邀請張謇入幕同往。在江寧，張謇認識了孫雲錦的世交，淮軍“慶字營”統領吳長慶，此後成為吳的幕僚。吳長慶對張謇有不可忽略的提攜之功，所以張謇一直敬重吳長慶。

　　1880年吳長慶奉命督辦山東海防，張謇隨同到了山東登州。第二年，科舉不第的袁世凱來到登州投奔吳長慶。吳長慶認為袁世凱學識疏淺，命他在營中讀書，由張謇教導他。因此袁世凱當時對張謇行的是弟子之禮。袁世凱初到的時候，因為不得吳長慶重用，頗為鬱郁不得志。後來張謇向吳長慶舉薦袁世凱，此後張袁二人成為吳長慶的文武兩大幕僚。

　　從16歲中秀才到27歲之間，張謇每兩年就去江寧參加一次鄉試，先後5次都未得中。1882年，朝鮮發生了“壬午兵變”，日本乘機派兵進抵仁川。為了阻止日本吞併朝鮮，吳長慶奉命率兵赴朝平定局勢，張謇隨同到了漢城。因為身處政治風暴中心的緣故，張謇雖然人在漢城，但是他所撰寫的政見和議論很快傳回北京，引起了高層官員的注意。他所撰寫的《條陳朝鮮事宜疏》、《壬午事略》、《善後六策》等政論主張對外持強硬政策。這受到了光緒的帝師，時任戶部尚書的翁同龢的賞識。翁同龢在政治上與慈禧不和，擁護光緒掌權，正需有人充實陣營，從此便不遺餘力地提攜張謇。

　　在朝鮮不多時，因為李鴻章不喜歡吳長慶，慶軍被拆分為正副營。吳長慶率正營回國；袁世凱則率領慶軍副營留守朝鮮，幫助朝鮮練習新軍，袁氏的崛起就是從這裡開始。袁世凱很快轉而投靠了李鴻章，這令回國失勢的吳長慶更加抑鬱，不久病終。張謇痛斥了袁世凱一番，二人絕交多年，一直到辛亥革命以後。

　　在這個時期，張謇可以躋身官場的機會很多。朝鮮希望以“賓師”的待遇留住他。而李鴻章雖不喜吳長慶，但卻非常樂意上書推薦張謇在朝中任事。吳長慶病故后，北洋大臣李鴻章和兩廣總督張之洞同時向他發出禮聘，邀其入幕。但張謇一概婉拒，人稱“南不拜張北不投李”，回到通州故里，繼續攻讀應試。這大約是一個舊時讀書人內心的自尊——希望靠自己考取功名，名正言順地踏入仕途。

　　1885年，張謇終於在鄉試中考中了第二名舉人。此後張謇開始參加禮部會試，向科舉的最高階段進發。很富戲劇性的是，當時翁同龢、潘祖蔭等“清流”黨人對他着力延攬，在禮部會試中暗中識別他的卷子，結果卻連着三次誤認了別人的卷子，將別人取中。1889年，張謇參加會試，結果“清流”的考官們將無錫孫和的卷子認作張謇的，孫考中而張落第。潘祖蔭因此氣憤不已，拒絕接受孫的拜見。1890年第三次會試，這次陶世鳳的卷子被誤認了，結果陶考中會元，張謇又落第。1892年第四次會試，考官們又誤認了劉可毅的卷子，張謇再次落第。

　　到1894年，也就是甲午年，因為慈禧六十壽辰特設了恩科會試。心灰意冷的張謇因父命難違，第五次進京應試。這次在禮部會試，張謇被取中第六十名貢士。三月禮部複試時中了一等第十一名，翁同龢將他改為第十名。四月殿試時翁同龢的提攜之心已經迫不及待。他命收卷官坐着等張謇交卷，然後直接送到自己手裡，匆匆評閱之後，便勸說其他閱卷大臣把張謇的卷子定為第一，並特地向光緒介紹說：“張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於是張謇在41歲的時候，終於得中一甲一名狀元，授以六品的翰林院修撰官職。

　　就在這一年，甲午戰爭爆發，北洋水師慘遭失敗。“清流”將目標對準李鴻章，藉此衝擊主和的“后黨”。甲午之恥令張謇深感仕途之無聊，不久張謇的父親去世，張謇回到故鄉守孝，從此離開了清朝的政治中心。

　　（摘自《國商》當代中國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