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人生（五十）

　　坎坷人生

　　——正方形性格和真實八十一難

　　陳宣章

　　九十八、開頭難

　　一個病理醫生“紅杏出牆”，在智力玩具領域中創造了輝煌。為什麼呢？本職工作中精力有餘。我們言歸正傳，談醫院工作吧。1979年我進修結束創建病理科，獨自一個人開始“營業”。

　　俗話說：“凡事開頭難。”一年進修就要“征服”臨床醫生們，就要靠實例。

　　1。一個病人右腳外踝皮膚腫瘤，直徑7厘米，菜花狀。我的病理報告：鱗狀細胞癌。張崇*副院長來檢驗，我對答如流，並在顯微鏡下一一指點。他妻子是大連市某醫院病理醫師，所以他懂得許多病理知識。他認可了，給病人作了截肢手術。

　　2。本院護士徐良*乳腺腫物直徑1厘米。手術前她找我要求作手術中冰凍切片診斷，我告訴她：“應該由手術醫生開申請單。”第二天上班我準備好機器就等着，可是一直不來標本，就打電話到手術室，回答：“手術早就結束，良性。”我到手術室取標本，反正機器開着，就立即作冰凍切片，診斷：乳腺癌。張崇*副院長接到報告根本不相信。我立即騎自行車去大連衛校請陳培*教授會診，結果相同。這件事在403醫院引起轟動。這是醫院職工中第一個癌症病人，第一個由本院病理確診的癌症病人，第一個否定外科醫生診斷的癌症病人。

　　從此，“手術標本、離體組織一律作病理檢查”成了醫院一條不變的規則。1984年10月，我被任命為病理科副主任。這時，我僅是一個住院醫師。我是醫院最年輕的科主任，離改行僅五年。

　　3。自從病理科開張，我發現許多罕見病例，常常以外科醫生為第一作者、我為第二作者發表個案報告，例如：動脈中膜鈣化症併發雙足壞疽、空腸系膜黃色肉芽腫、雷芮氏淋巴瘤、胃十二指腸五重潰瘍等等。

　　1978年3月，全國科學技術大會在北京隆重舉行。這是一次久違的盛會。隨着鄧小平同志“科學技術是生產力”（後來他又進一步指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等著名論斷的提出，被長期扭曲的“科學技術”終於回歸本來面目，科技工作的正確指導思想最終得以確立。經歷長期的冰天雪地，“科學”終於迎來了久違的春天。各級機構的科學技術委員會也如雨後春筍紛紛建立。403醫院也成立醫學科學技術委員會，我被指定為委員。

　　我的診斷威望基本在醫院確立。醫院又為病理科先後增加了技術員和醫生。技術員田德*是遼寧人，中專畢業；醫生張愛*初中文化，護訓隊畢業，是高幹子女，父親是大連市紀委書記，母親是大連外國語學院黨委書記。

　　周政委原先派的技術員宋志*我沒有接受。她是周政委老戰友的女兒此人坐不住，不適合這項工作。她先當圖書室管理員，後來調政治處當幹事。她是舞迷，竟提出“消滅舞盲”的口號，還利用下午業務學習普及跳舞。我就是不學，對她說：“除非你把我從地球上消滅，我也不學跳舞。”當時，醫院撲克成風，逢年過節就搞全院比賽，先各科內比賽選拔，再搞淘汰賽評出冠亞軍。比賽撲克也用下午業務學習時間。我從不參加打撲克，也不許妻子參加。

　　小田是一心入黨，整天拍馬溜須，上班溜溜達達、下象棋、打撲克，從不看書學習，不愛業務。張醫生基礎太差，我就請示醫院送她去南京海軍軍醫學校學習拿文憑。

　　1982年7月1日開始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醫院從各科抽人，外科教導員周智*不與我商量，直接和小田協商，派小田去普查人口，答應回來給他立三等功。整個外科支部人浮於事，他們就這樣幹了。我一個人卻要做三個人的事。普查人口結束，我到醫院院部堅決反對給小田立三等功，結果降為“軍旗下照相”獎勵，還在大連日報刊登。他已經有對象，是大連商場化妝品售貨員。

　　張醫生兒子很小，去南京學習三年，就對我一肚子不滿。她是黨員，在支部討論我入黨時從來就是一言不發。

　　政治處夏康*主任為我入黨竭力活動，始終沒有結果。1985年春節，夏主任把外科支部反對我入黨的男醫生請到家中赴宴，把我也叫去。八個人喝了七瓶白酒，五個人喝醉嘔吐。而我並沒有為了入黨放棄病理診斷的獨立性、科學性、嚴肅性。我還覺得：用這種方法入黨簡直可笑。我這個人就是這樣：人家為我操心，我還不領情。我就不相信，單憑政治信仰和努力工作就入不了黨。

　　九十九、文化教員

　　1978年的全國科學技術大會，在中國歷史上的意義偉大。它宣告“突出政治”的年代永遠結束，無止休的政治運動到此為止。人們真正把精力放在四個現代化建設上。醫院奉上級指示開展文化學習，發下來許多高中文化課本，凡是初中以下文化的工作人員都要參加。

　　誰來當教員呢？醫院領導指定我教數理化和英語，穆濟*醫生教語文。以前每天下午的政治學習改為文化學習，地點借海軍政幹校梯形教室。動員大會上領導講話后，要我發言。我當場在黑板上出了一道數學題：1/2+1/3=？結果答案五花八門，有2/5、1/5、1/6等等，竟然沒有一個人答對。

　　毛澤東說過：“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而愚蠢的軍隊是不能戰勝敵人的。”在十年文革中，人們在“書讀得越多就越蠢”的壓力下不敢看文化書，即使看業務技術書，也要冒被戴“白專”帽子的風險。就是這種沒有文化的氛圍，林*、四人幫才能猖狂販賣他們的謬論，尤其是“衛星上天，紅旗落地”一說，流毒深遠。還有就是：知識分子的世界觀一律是“資產階級”的，永遠要接受再教育，永遠要接受勞動改造。那時候，沒有文化光榮，有文憑學歷反而低人一等。但是，文化學習沒有上班幹活輕鬆。那些只有小學、初中文化的人跟不上，怎麼講就是不會。還有的人小學、初中正是文革時期，文憑也是空有其名。課程是上級定的，於是一批批人自動退出文化學習，包括那些“老革命”。像傅廣*之類的半文盲，一上文化課就洋相百出，他們用“工作忙”為理由的退出，起到了“帶動一大批”的作用。而醫院領導則是不聞不問，聽之任之。

　　當然，這種文化學習屬於“補習”性質，沒有實驗，沒有教具，只有黑板與粉筆。學生沒有壓力，教員卻壓力很重。既要備課講課、布置作業、批改作業，還要鼓勵他們堅持學習。那些幹部子女中年輕的，學習勁頭還可以，已經當媽媽的早就打退堂鼓了。

　　學習文化是需要努力、毅力、信心、恆心的。有一個護士王*出類拔萃，不需要別人督促，刻苦學習，連聽報告時還偷着學習英語。她有數學難題就找我輔導。

　　文化學習結束，參加旅順基地的考試，還是有不少人拿到了高中畢業證書。我的任務也就宣告完成。雖然沒有功勞，我總算堅持到底沒有中途退場。我真正體會到：教書比讀書難得多。就拿我妻子來說，怎麼教就是不會。她就是中途退場的“逃兵”。我還體會到：讀書比上班難得多。護士、在編職工上班根本不要這些文化課知識。

　　那位王*護士後來參加高考，大學畢業又考研究生，最後成為中國科學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博士。這是靠真本領取得的。相反，文革中的許多工農兵大學生，進校不用文化，靠的是“推薦”；在校是“管理大學”，對教師進行再教育；畢業不用考試，張鐵生不但“砸爛”了入學考試，連畢業考試也一起“砸爛”了；分配不用操心，有統一分配的，有後門安排的。

　　403醫院就有這麼一位趙*醫生，她的單名與王*博士相同。她從旅順調到403醫院，門都不用進，拿了403醫院的工農兵大學生名額去上大學，畢業回醫院當醫生。她寫的病歷上，病人瞳孔直徑4厘米。這比乒乓球還大，成了醫院內的大笑話。

　　文化教員的過程，對我來說卻是一個轉折。我不但重新愛上數學，在智力玩具領域中創造了輝煌，還在病理研究中引進數學，獨創了模糊計量病理診斷學的新分支。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