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相齊與梭倫立法----對法律改革的思索

　　　　 中國與西歐在環境、氣候上有相當差異，而在這大的差異下，如果對某寫較小的區域來進行探索、研

　　究，也會找到某些相近似的狀況。然而，在相近的環境、歷史狀況下，所面臨的問題即使有相似性，但人

　　們選擇處理問題的方式卻會有不同的模式，而在尋求有異又有相同的模式來解決具有相似性的問題時，所

　　得出的社會效果及歷史影響也必然會既有相近又有相異的。

　　在公元前7世紀到公元前6世紀之間，在東方東海之濱的中國和西方地中海沿岸的雅典相繼出現了倆

　　個對各自國家的歷史、法律都有深遠影響的改革家------管仲、梭倫。它們通過改革立法使各自的邦國日漸

　　強盛，並為日後在各自地區成為盟主奠定基礎。現在與全球化風潮之下，即各國面臨的全球環境、政治秩

　　序、法律秩序趨於一致而又存相異的大前提下，對兩位先賢在他們的時代所運用的模式進行一些比較，也

　　許對我們當今的改革做一番思索是有所裨益的。

　　個人經歷之異同

　　管仲（？--BC645（643））又稱夷吾、敬仲，字仲，穎上人。其出身在平民或者貴族之間，資料各說不

　　一。從史記的記載中可知 ，管仲年輕時曾與鮑叔牙一同經商。但在經商沒多久后，倆人各事其主。在公子

　　糾和公子小白爭奪齊國君主之位的鬥爭中，小白勝而為君，管仲而受辱乃幽囚。后經鮑叔牙引薦而始輔齊，

　　此後主齊輔政四十餘年，管仲採用一系列改革，促進齊國政治、經濟得以長足發展，使齊國日益富強，終

　　助齊君桓公成就霸業，並使齊桓公成為春秋諸國之盟主多年，後於齊國之相位上辭世。

　　梭倫（約BC638---BC559）古代雅典著名的改革家、立法家和詩人。他作為古代希臘謙和美德的集中

　　體現者，被譽為古希臘頗有名望的七賢之一。梭倫是雅典薩拉米斯貴族後裔，但由於其父樂善好施，到梭

　　倫年輕時，家庭經濟已不寬裕。故他就外出做生意，以養家需。同時體會外出經營商業的酸甜苦辣，並游

　　歷地中海沿岸城邦。其足跡遍及希臘許多城邦及小亞細亞等地，他了解各地風土人情，考察各種社會制度，

　　結交各地名賢之人。后因薩拉米斯大捷而聲震雅典，並因他的才華和人品使其聲望和威信在雅典人心中逐

　　漸提高，在雅典各階層都有一定的認可度。終於在BC594年成為九執政中的第一執政（首席執政官），此

　　后他開始立法變革。於執政二十二年之後，在雅典人發誓十年不改其法律的誓言的情況下而離開雅典，遠

　　行至埃及等地進行遊歷，周遊各地十年後梭倫返回雅典，又與僭主庇西特拉圖做了抗爭，最後終老雅典。

　　從兩者的經歷中能看出倆人都曾經作為商業從事者於所在地域遊歷，並獲取了詳實的資料，這為兩人

　　在後來擔任改革重任時（儘管一位是輔政者，一位是主政者），都能制定出切合他們所在時代和所在區域的

　　實際狀況的策略打下堅實基礎。用太史公之言“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 來表述兩

　　位先賢不畏艱難，四處經商尋求利益是有一定切合之語。

　　但是兩位先賢由於諸多情況，各自的經歷又是相當有差異的。首先，兩者在經商的成績上有所不同。

　　史記中雖未記載管仲經商成功與否，但從管仲言“吾始困時，嘗於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

　　貪，知我貧也。” 可知，至少在管仲和鮑叔之間，管仲的經營資力出於下位。“吾嘗與鮑叔謀事以更窮困，

　　鮑叔不以我為愚，只時有利不利也。” 可推知其在商業經營中沒有獲得較大成功才謀事以更窮困。加之西

　　周商人的地位並不是較高，能否推算管仲在商業經營上雖然獲得一定成績，但很快就轉入予他人謀其事的

　　方向，即成為謀划策事之人。而梭倫則如亞里士多德所言“梭倫在出身與名望方面均屬上等階層，但在財

　　富與現實地位方面屬於中等階層。” ，可知其在家道漸微之時，含辛茹苦，勵精圖治，恢復其經濟實力，

　　使他處於中上等的地位，但仍然不是大工商主的地位。其較管子的社會地位已經不同，這其中原因與希臘

　　原本就對商業不貶有關，商業的成功有益於社會綜合地位的提升。這些使兩人在後來的策事時所採取的方

　　略有所不同。

　　其次，兩人改革的權力之獲取方式不同。管子經過公子糾與公子小白之爭，已處於幽囚，在鮑叔的舉

　　薦下方為桓公（小白）所用，后漸握相權。而梭倫則是在薩拉米斯之戰中獲得威望，又因其原系雅典望族，

　　故在雅典各階層獲得認可，經公推而成為首席執政官。這樣就必然形成兩人在改革中尋求之目的有差異，

　　管子必須協調其上位之人的意志與社會現實，且以上位之人（君主）的意志為首位；而梭倫則以協調各階

　　層的意志與社會現實，往往以社會現實為首位，尋求各階層之共益。

　　再次，兩者改革立法時所處之位置相異極大。管子是以輔政之位來推行其改革，而梭倫則以主執政之

　　職實現其立法改革。故而管子所推行之策略必須經君主的批准方可實行，這裡就出現了君權不能觸及之瑕，

　　而梭倫則以首席執政官來立法並通行雅典，限制其立法的因素甚少，主要為全雅典人所共識的正義與公平。

　　各自所面臨的社會實況

　　從史籍記載中可知，春秋時齊國背河臨海，土地貧瘠又非常少，形成齊國較其他諸侯國要重視商業和

　　手工業。根據有關資料可看出雅典（阿提卡）的地理狀況與齊國的狀況有許多相似之處， 不同的是，古希

　　臘有眾多島嶼城邦，而中國卻是一個廣域的陸地之邦。雅典有港口且是外向型的，而齊國有沒有港口無資

　　料可查，即使有也無貿易之外在對象。

　　管子所處的實際環境是齊國經歷了幾代之後，至襄公時期，襄公弊政而使齊衰，乃至自己遭弒，終形

　　成諸子爭君。貴族及士各有所投，齊國呈亂局，及桓公立乃使齊國復定，管子經舉薦從囚徒變為相國。在

　　春秋之時由於周王室漸衰，而諸侯漸強，形成各諸侯逐漸作大而有爭勢之趨。梭倫所處的希臘則是由許多

　　大大小小的城邦組成，城邦之間相互獨立，自身謀求發展，各城邦之間也有爭強之紛糾，乃至戰爭（如薩

　　拉米斯之戰）。雅典則處於如此狀況：

　　但公元前7世紀將要結束的時期，無助的貧困人民所遭受的痛苦和富有者在法律的保護下所積極的財

　　富尖銳對照，已將雅典帶到了革命的邊緣。平等並非自然的，如果能力和詭譎均可自由發展，不平等自將

　　成長，直到在社會戰爭無分軒輊的貧窮中自行毀滅為止。自由與平等並非夥伴，而系仇敵。財富的集中是

　　不可避免的，但同時它又是命定要失敗的。普盧塔赫說“貧富不均的程度已甚為嚴重，這個城市已真正到

　　了危險的境地，……似乎除了一個高壓力量外，並無其他方式可以解除這種困擾……”貧者發現他們的處

　　境每況愈下，政府和軍隊都在他們主人的手裡，腐敗的法院所裁決的案件總是與他們的利益相反，於是開

　　始討論暴力反抗，將財富做一個徹底的重新分配。富人既不能合法的收回所貸出去的債務，同時忿怒對於

　　他們的積蓄和財產的挑戰，於是即求助於古老的法律，並準備以武力對付似乎不僅威脅他們財產，同時也

　　威脅故有秩序、整個宗教及文明的暴民。

　　管仲所相的齊國與梭倫所執之雅典，在地理狀況有一定的相似性，而他們所處的政局也頗有類同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