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魂:詩的長城

　　中國古代詩歌沉澱着中華民族靈魂深處的苦難和歡樂﹑幻滅和夢想﹑挫折和成功，折射着中華民族精神層面中永恆的尊嚴和美麗，體現着這個民族追求真善美﹑摒棄假惡丑的執着信念和高尚情懷。

　　中國古代文人的靈魂又是寂寞的孤獨的，他們所闡述的人生和社會哲理，體現他們的愛憎標準﹑價值取向和審美情趣，那麼探究他們生存的智慧和意義，並從中獲取在困境中生存的力量，從而探究出中華名族長城般的魂。

　　（1）人生之初的血性激情

　　中國古代文人的理想信念——學而優則仕。

　　先秦諸子百家，只以法家獨樹一幟，為時所用，唐詩數李杜，宋詞看蘇辛，皆以文留名。只可嘆:他們是時代的棄兒，歷史的寵兒。

　　不管歷史的煙雲穿越多少陰鷙的時空，血性的文人們終究提筆道義，只因造化弄人，一腔熱忱錯嫁於詩歌歷史的新郎:

　　“欲度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閑來垂釣碧溪上，忽復乘舟夢日邊”（李白《行路難》）象徵含蓄地表達希冀出為世用的急切心情；“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孟浩然《望洞庭湖贈張臣相》）引用古賢仕人以自慰，希望得到皇帝重用；“酒酣胸膽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蘇軾《江城子.密州出獵》），痛飲美酒，膽氣豪裝。好一個鬢髮如霜，又有何妨！詞人暮年仍雄心未減，借典許志，渴望報效國家，為國立功之心切；“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 密州出獵》），欲馳騁沙場，殺敵報國的愛國之志可謂卒章顯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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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終究湮沒於這多少的雄心壯志。他們的詩歌折射出一代代名流的願望:出為世用。

　　（2）殊途同歸詩歌路

　　中國古文人大多仕途坎坷后的一條路——走上詩歌的曲徑通幽:

　　“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銷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李白《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詩人的鬱結之深，憂憤之烈，心緒之亂，盡在不言中。“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李白《行路難》）語句雖小，卻寫出詩人進退失據的極度苦悶心情。“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卧踏里裂。床頭屋漏無干處，雨腳如麻未斷絕。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徹”（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天雨屋漏，徹夜難眠，惱人的雨引出詩人多年顛沛流離的生活。

　　蘇軾是一位充滿矛盾、苦悶、而又竭力掙扎，希望在精神上解脫的大詞人:“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大開大合之筆道盡千載離人情。

　　“醉里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聲，沙場秋點兵。 馬作的盧飛快，弓如霹靂弦驚。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可憐白髮生！”（辛棄疾《破陣子.為陳同甫賦壯詞以寄之》）看劍、聞角、分炙、奏樂、點兵、殺敵等軍旅生活展現在醉態、夢境、往事、理想和現實的壯志難酬的多層境界中，熔融詞人滿腹的悲憤和多少古今文人坎坷悲劇的命運。

　　縱觀中國的古詩歌史，大多時代的文人最初都懷有一腔激情，欲出仕而報國，而終空其一生抱負心。這是時代的悲劇，歷史的悲劇，然而歷史卻給了他們欲哭無淚的悲喜劇。文人主觀上是這樣，偏偏自己的時代是那樣，於是在極盡無奈中選擇了古今文人慣走的一條路，一條寂寞着而詩歌着的路。他們寫詩寫詞也僅僅是發發牢騷，誰承想，這一發發千古，在紙和筆中宣洩着心中的憂憤不平而已，誰想到後世之人貫以“名人雅號”。幾千年前老杜是把世態看個通透“名豈文章著”“我的名聲哪裡是因為文章而顯赫呢？” 杜老這一自嘲反把所謂千古文人的寂憤和無奈暴露無遺。是的，他們從未想過什麼以寫詩詞而出名，他們想的僅是兩個字“報國”四個字“為世所用”。歷史從未給過他們一個真正的機會，他們的出名也僅僅在表象上被人牽強附會，他們的思想實質上是曠古久遠的歷史傷痕，是歷久彌新的不為世人理解的寂寞與孤獨。。李狂人總結得好“古來聖賢皆寂寞”，那麼人生，這殘缺的人生啊！還剩下什麼！剩下在狂歌縱酒中麻醉着、積極着、他仍要吟長風破浪之時，掛坐帆來濟世滄海。

　　酒，給了他生的勇氣，同時卻給了他一條更為寂寞的路。

　　中國的詩歌史太需要這些落第不仕的文人呢！中華民族的魂就是這些千古文人在極度現實的油鹽醬醋中幾盡潦倒之時，也要吶喊出“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3）中國古文人思想、詩歌着的根源

　　其源於儒道的殊途同歸。

　　儒道兩家作為中國文化史上最為重要的兩種思想，千百年來影響着一代又一代中國文人。孔孟用“仁義禮智信”的道德規範，人倫關係以及條條框框的做人原則為文人走向聖人之路（主觀是出仕報國，則在客觀上是詩歌的路）鋪好了磚石，追求的最終理想是“修治齊平”。老莊則剖析宇宙自然萬物的深層奧義，追求人與宇宙的契合無間，人與“道”的和諧統一，為文人走向仙人之路架好了雲梯，探尋的是烏托邦的“無為而治”。儒和道代表了中國文人兩種不同的價值取向，前者深沉凝重，後者率性恣肆，分別造就了現實主義派和浪漫主義派的詩人，如杜甫李白。重道的浪漫主義和重儒的現實主義派是兩條不同的路，但都同歸於詩歌的路。“時代選擇激情，歷史選擇深刻”李白為時所選（時代選擇他盛唐的讚歌並非初時的理想抱負），杜甫為歷史所選（其反映天下興亡百姓的苦難史（詩））。

　　任何偉大的詩人之所以偉大，是因為他們的痛苦和幸福的根深深地伸向社會和歷史的土壤里，因為他們是社會、時代、人類思想和感情的代表。

　　千古文人的偉大皆在於此。他們狂放、抑鬱、希望、失望相互交織、衝突，他們的狂笑長吟中，笑出了他們“大濟蒼生”的抱負和他們無力笑出吟出的血淚，他們的詩歌中，理想、現實、黑暗、光明、憤慨、傷懷相互結合碰撞，他們的記實之筆道出了他們推己及人的兼濟之心，壓縮凝結了大眾無力承載的苦難。他們是時代的歌者，是精神的創作者，是不朽的締造者。他們的痛苦和幸福是社會和歷史的痛苦和幸福。

　　他們在精神層面上達到了殊途同歸的大同世界。儘管思想上的路並不盡相同，他們同樣懷着崇高的理想，執着的追求，以自己的方式不懈地詩歌着，寂寞着，奮鬥着，也在客觀上繁榮着祖國的詩歌史。

　　他們的大同，也是孔孟與老莊的大同，是儒道的大同，是兩派完全不同的人同以詩歌的方式追求真理、探究人生奧義的精神上的大同。

　　因而歷朝歷代的文人也只有選擇寂寞着而詩歌着的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