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原屈原：精神分析下的文化偉人

　　還原屈原：精神分析下的文化偉人

　　——讀金道行文藝隨筆集《我看香草美人》

　　黃葉斌

　　金道行先生，是三峽大學文學與傳媒學院教授。他以74歲高齡，集43年身處三峽背景下的人生經歷和知識積累，抱病先後完成了寫作心理學的“三探”，即《寫作心理探索》、《寫作心理探微》和《文心探珠》，以及本書《我看香草美人》。他在“三探”的寫作中，常常以屈原的作品為藍本或論證對象；而在《我看香草美人》一書中，研究並還原一個真實而豐滿、複雜而簡單、由神到人的屈原，已經成為金先生晚年的全部精神寄託和學術追求。

　　在朋友的介紹下，我有幸通過現代媒介認識了金先生，並且很快獲得了他饋贈的幾本書。他在便箋上述說：“《我看香草美人》是我以最後的心血寫的一本書。……我的目的是想將神化的屈原還原為一個人間的屈原，並以‘精神分析’（弗洛伊德首創）的新視覺對屈原與楚辭作出全新的解讀。”中國屈原學會名譽會長趙逵夫先生認為，該書“從新的角度研究屈原，多所創穫，至少可以引起新的思考”。

　　筆者在此斗膽班門弄斧，以現代人的視角解讀、分析、破譯和審視該書的學術價值與歷史影響，以求教於屈原文化研究的方家或專家，共同為我國歷史傳統文化研究的繁榮和進步獻出綿薄之力。

　　一、文本的解讀創新與學術價值

　　《我看香草美人》一書由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行，是以文藝隨筆的形式寫出的學術專著。它從七個方面分別走進或開拓着屈原的精神領域和人格高地：讀出一個人間屈原、屈原全集意譯、我看香草美人、我聽下里巴人、讀屈十五小品、附錄和後記等。30餘萬字的解讀，作者結合自己30餘年的“閱讀史”體驗，深入文本“內核”，剖析屈原作品中的精神密碼和情緒癥候，在梳理中反思，在求證中質疑，在否定中創新，在對話中求索，因而讀出了一部打破兩千年“屈學”模式與局限的書！

　　解讀創新，可以從內容和形式兩個方面去進行，這需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證明，需要閱歷的積累、知識的豐厚、才華的沉澱和思維的開放。作者從十幾歲開始閱讀屈原的作品，又在三峽地區工作了40餘年，因此，在這種文化土壤和時代背景的滋養熏陶下，作者的屈原情結就一點一點地淤積、膨脹、豐厚、釋放出來，並且以其專著的心血成果凝聚成為一種對文化先賢的禮讚、敬仰、崇尚和謳歌！

　　他自己曾經歸納了本書的九大新思路——

　　第一次用精神分析的理論和方法研究屈原；

　　寫法以“讀”切入，全書不是考據，是按精神分析方法的“閱讀史”；

　　挖掘屈原的人格矛盾、精神痛苦、婚戀失敗和人生悲劇，從而把屈原由神還原為人；重新釐定屈原的全部作品24篇，並按寫作先後重新排定次序；

　　對屈原作品全部重新意譯，以便融入精神分析的成果；

　　從屈原作品中摘取相關他的身世的詩句，構成完整的《屈原自傳》；

　　小品以“說開去”增強可讀性、啟發性；

　　把對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追溯到巴楚精神血脈中去，即找到屈原和他的作品的下里巴人的精神之源；

　　把屈原作為中國知識分子的典型，從精神分析審視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格形成和積澱的集體無意識，以拓展屈原研究的精神價值。

　　十大新觀點——

　　屈原的人生悲劇應包括他的家破情亡：他的戀愛婚姻都是失敗的，他的愛妻女嬃是一個嬌柔的悍婦；

　　屈原的人格核心是自戀。他的一生充滿人格矛盾：自戀與君戀永不協調，他也永不安寧；

　　屈原的死是人格矛盾和衝突的結果。屈原成了中國知識分子最痛苦的靈魂。他的死是精神的虐殺，是“被自殺”；

　　在中國第一個百家爭鳴的黃金時代，屈原也是爭鳴的一家。他的思想核心是“美”：由“外美——內美——美政——美人——美”構成的思想體系。屈原是殉美而死的；

　　屈原的“美政”是他的美的理想的政治化。可惜他的詩人氣質太盛，而且寄託於楚王一身。“美政”成了失敗的烏托邦；

　　香草是“美”的思想的意象化，“美人”是“美”的理想的人格化。香草美人構成屈原作品的“美”的象徵體系。屈原的“美”雖然失敗了，但是，他把痛苦的靈魂寫成了詩，他卻成功了。他是中國和世界的第一個抒情詩人；

　　《橘頌》是屈原在蘭台宮學成而行弱冠之禮的“畢業詩”，表現了最初的愛美之心。橘頌就是美頌。《天問》是在蘭台宮時期讀書寫作的思想突圍。他懷疑一切，實質是狂熱追求“美”；

　　司馬遷《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所說的上官大夫“奪稿”，奪的不是“憲令”，而是《離騷》詩稿。由此導致了一場“《離騷》詩禍”。“《離騷》詩禍”首開了以文字思想治罪的先例，是中國文人的第一大冤假錯案；

　　屈原有巴楚“兩種血統”，他從小深受下里巴人的影響，由他創立的“楚辭”不能抹去巴風的胎記；

　　下里巴人鋪張揚厲的文風，楚文化雍容開放的氣度，又時逢百家爭鳴的文化機遇，楚辭就誕生了。楚辭是龍鳳虎共舞。楚辭確切地說應該是“巴楚辭”。

　　從以上引述的內容創新來看，筆者以為該書作者是以“走進”的姿態——閱讀鑒賞來解讀屈原及其作品的。“走進”不是“走近”，雖然一字之差，卻是有着本質區別的：後者只是一種身體的靠近，一種外形的接近，一種隔岸觀花的朦朧，一種似是而非的猜測；而前者卻是一種零距離的接觸，一種心靈的契合，一種情感的接納，一種還原真相揭示真義的嘗試，一種解讀原著的別樣方式。

　　另外，作者採用的精神分析方法也是他走進屈原及其作品的重要手段。弗洛伊德和榮格的精神分析法和人格結構理論，對作者的質疑和求新意識的建立，對作者觀點的求證和確立，對作者深入屈原作品的內核，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引導和指導作用。

　　從作者專著的學術價值來看，筆者認為，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以屈原作品為依據，以屈原精神史為線索，以精神分析法為手段，以地域文化為背景，將一個神壇上的屈原還原為一個有血有肉、有愛有恨、圓形的、個性的、身上佩着香草臉上掛着眼淚的人。他不是活在讀者心中的一個完美無缺的聖人，也不是一個虛無縹緲的精神領袖。他也有人格弱點和缺陷，也是經常在現實與理想、自戀與忠君的困境中苦悶、徘徊、彷徨、糾結、孤寂、激憤和絕望的人。他的情感生活是失敗而令人懷念的，其愛情與婚姻的痛苦在他的作品中留下了許多悲情凄愴的吶喊與記憶。

　　矯正和顛覆了一些歷史上對於屈原及其作品的誤判、誤讀或誤解的觀點。

　　——“愛國詩人”之說，作者認為，“他是忠於具體的王，而不是忠於概念的國；是愛王，而不是愛國”。屈原的心靈纏繞着揮之不去的“忠君情結”，也就是弗洛伊德論述的“崇父情結”。他對楚國的“愛”，其心理指向也是在於“恐皇輿之敗績”。

　　——屈原徹底失寵、且被放逐的原因是“《離騷》詩禍”，而不是司馬遷在《史記·屈原賈誼列傳》中所說的上官大夫奪“憲令”而使“王怒而疏屈平”。這種奪稿風波，從屈原當時的處境和精神狀態來看，只能是屈原獻上《離騷》詩稿時所發生的。

　　——按照詩人的情感邏輯，作者重新認定了作品的寫作順序，而與王逸等人的編排判然有別。作者把24篇作品劃分為兩個時期，認為“《離騷》詩禍”是屈原創作的分水嶺。前半部分是屈原作為文學侍臣時的宮廷頌歌，後半部分則是屈原被放逐后的悲憫吶喊。

　　——《橘頌》是屈原表達其自戀和少年意氣的畢業詩；《天問》的核心是以172個“問”的方式提出了他的“美”的思想體系。

　　——屈原的死亡情結或自沉，是他的精神皈依的懲罰，是精神解脫的壓抑，是精神極樂的痛苦；他是中國最早的政治迫害狂，是一個強迫性神經病人的化身。

　　——屈原為什麼只是鍾情於“香草美人”，而不是寫出“香花美女”呢？一般人認為那是一種比喻或隱喻，其實，屈原作品中的44種香草和惡草、以及美人和壞女人的描述，只是一種整體性的圖騰崇拜物，是其作品的象徵系統。拆開了而去窮究其個別的比喻之義，是不能抵達屈原的心靈深處的。

　　將屈原的人格悲劇和精神困惑，拓展為中國知識分子的一種情感宿命或精神淵源。這種由個體上升為整體的考察、探究和追問，為研究屈原及其作品的歷史意義和時代特色增添了些許厚重感和縱深感。

　　二、精神分析下的歷史文人形象

　　精神分析法，是從對象的“癥候”出發，到達無意識領域，進行心靈的探究。癥候是人的反常表現，如強迫性重複、妄想等。“癥候起源於潛意識的精神歷程”，“因此，癥候就是一種代替物”。弗洛伊德把人格深入到無意識里分析，認為最底層的是“本我”，是最原始最核心的人格；最上層的是“超我”，即人格的道德部分，也就是社會容納的層面；而無意識的中間部分叫做“自我”，其任務是在“本我”與“超我”中間進行調節，使原始的甚至不能見人的“本我”能夠為社會可以接受。

　　作者以屈原作品本身提供的精神資源為對象，按照精神分析的理論方法，對屈原的精神血脈、心理現象和人格構成進行了系統全面的解讀、猜測、分析、還原的工作，從而為我們描述或再現了一個多層次、多元化、立體豐滿的人間屈原形象。

　　屈原是一位歷史文化的名人。1953年在赫爾辛基頒布的四位世界文化名人除了中國的屈原外，還有波蘭的天文學家、日心說創始人哥白尼；法國作家佛朗索瓦·拉伯雷；古巴作家和民族獨立運動的領袖何塞·馬蒂；並且同時發行了他們的肖像郵票。筆者以為，其名人身份主要在於他的文化貢獻，或者說是他的詩人氣質以及詩人的痛苦靈魂感染並征服了世界文化界。屈原作為一個中國文化大使的形象，作為中國文化的一張名片，能夠躋身於世界文化名人的行列，不僅僅只是他的楚辭系列的騷體創造和其浪漫主義的詩風成就及其影響，更主要的是詩歌內容中所表達出來的一個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和精神癥候，具有一定的普世價值和情感共鳴。他以詩歌為武器，以情感為彈藥，以世俗為敵人，以神話為酒杯澆灌自己心中的塊壘，在自己的精神領域豎起一根高傲孤獨而又亮麗堅韌的人格旌旗。情感把他燃燒成了詩人。憤怒出詩人。當權勢、功名、利祿和愛統統遠離他時，痛苦與憤懣造成的心理體驗化為詩人的巨大財富。“他的全部辭賦，都是生本能與死本能相互對立的情感迸發與宣洩；尤其是反覆抒發自殺中的猶豫與延宕，更袒露了靈魂的拷問與搏鬥”（作者語p94）。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說，“現實中的失敗，成全和保證了屈原成為一位偉大的詩人”（馮川語）。他是世界文化寶庫中的“這一個”，具有不可複製和仿造的藝術特徵和審美境界。“屈原是中國詩歌的哈姆雷特”（作者語p93）。這種文化符號或象徵的文人形象，是中華文明延綿數千年的勝利，是中華文化的生命力所在，是中國文人作為歷史的見證者、改變者、記錄者的證明。

　　屈原是一個中國文化的偉人。偉人的特質，應該是成就、才華、精神、意志、人格和影響的集合體。而人格一般是指人的性格、氣質、能力等特徵的總和，是人的行為模式的心理邏輯，是個性的本質，是隱秘的自我。偉人不是完美無缺的神人或聖人，他也是一個人世間的普通凡人，或者說是一個芸芸眾生中的優秀者和傑出者。因此，偉人的人格中也會呈現一些正常人必然會出現的矛盾、衝突、妄想和神經質般的紊亂錯像。屈原的失敗和悲劇的人格原因，“在屈原身上突出地表現為雙重人格衝突：無意識層面的“死亡情結”與“戀君情結”的衝突；追求“內美”的本我與應對現實的人格面具的衝突”（作者語p92）。這種人格分裂或紊亂，是與他所生活的時代和所處的地位分不開的，其理想與現實的矛盾、衝突和痛苦，主要表現在他的自戀——自卑——自虐的人格曲線或人生軌跡上。他的原始自戀和挫折自戀，在於他宮中擔任左徒和三閭大夫的自傲自賞自贊上，以及他兩次被放逐后的幻想、臆想和理想上。他的精神突圍的焦慮和人格矛盾的痛苦，在於“他自戀而又自卑，自傲而又孤獨，怨憤而又脆弱，決絕而又猶豫。”而自戀則是“他的人格主體和核心”（作者語p104）。他把自己的一切毫無保留地袒露於詩歌的原野上，任其成長為一片意象的叢林，讓生命的質感、人格的烙印和情感的隱秘澆築成為一座永生的詩歌豐碑。這種真實生命的形象雕塑，是他的心血與詩歌的融合，是他的靈魂與時代的嫁接，也是為後人樹立的一個無形而有神韻、遙遠而有溫度的祭奠之祠廟。這樣，一個孤獨而又高貴的靈魂在歷史的天空里回蕩着、眺望着、期盼着——讓詩歌在知音中相遇，讓魂靈在傳承中永生！

　　屈原是一個時代的驕子和文學的巨人。二千三百多年過去了，一個巨人的影子仍然在中國文化的土壤里生長着，並且依然釋放出文學的芬芳和人格的光芒；在現代社會的時空里，一個巨人的足音仍然發出震驚世俗的吶喊，在世界文壇的舞台上佔有一席之地。巨人的魅力與魔力永遠是它存在和穿越的證明。這是中國文化的驕傲與自豪。如屈原的死亡和婚戀之謎，自古以來就是莫衷一是；香草美人之喻，也是眾說紛紜；他的身份和籍貫之考證，更是引起更多猜測；他的戀君情結和“愛國詩人”之桂冠的質疑，已經在其作品中找到了部分原始依據和否定的論點；《九歌》、《九章》和《離騷》的寫作背景及其內容分析，也是各據其辭，探討熱烈；他的求美情結以及“外美——內美——美政——美人——美”的思想體系，構成了屈原的理想和判斷人生價值的的最高原則，也是可以和孔孟的“仁”、“義”等諸子百家的觀念相提並論的。從司馬遷、王逸、班固、朱熹的最早評傳註解作序，到郭沫若、游國恩、馬茂元、魏炯若、林雲銘、林庚、洪興祖、聞一多、陸侃如、馮元君、蘇雪林、姜亮夫、褚斌傑、湯炳正、熊良智、馮川、曹大中、李孟潮、孫次舟、張國光、柏楊、趙逵夫等歷代文人學者的解讀論述，學者們在屈原詩歌的富礦里挖掘、開採、甄別和淘洗，旁徵博引，嘔心瀝血，見仁見智，碩果累累，為屈原詩歌的尊嚴和底蘊的揭示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大中小學課本和教材上的屈原作品選讀，為巨人的精神與品質、文學與人格的傳承書寫了新的篇章。無疑，金道行先生的《我看香草美人》這本專著，為我們重新認識和解讀屈原及其作品提供了一個新的範本、新的視野、新的觀照。

　　綜上所述，屈原的文學形象是一個豐滿而立體的“人”：他是一位浪漫主義的抒情詩人，也是一個為“美“的理想而獻身的思想家；他是一個自戀情結、戀君情結和求美情結融為一體的政治家，也是一個以自卑自虐的方式完成自身人格塑造的悲劇文人。

　　三、對屈原式的知識分子人格悲劇的揭示及其意義思考

　　作者在專著中對於屈原的人格悲劇進行了大量而有效的分析探討與實證研究：從弗洛伊德榮格的理論驗證，到屈原作品中的文本分析；從其生活的社會政治環境的制約，到其個性本質詩人氣質的張揚；從儒道墨法諸子百家學說的類比分析，到歷代文人墨客受其影響的例證解剖，都是對我們現實生活和文人自身人格的一種反照、反思和反省，因而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和指導意義——以屈原為鏡子，可以審視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格及其定位。

　　屈原式的知識分子人格結構或悲劇，大體上集中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自戀與戀君的矛盾。這裡的自戀，應該理解為一種孤芳自賞的清高，一種文人相輕的高傲，一種不合世俗的孤獨，一種難覓知音的寂寥，一種表現自我的焦慮，一種精神自虐的悵惘。“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這是司馬遷假借屈原之口說出的一種心理狀態。作者認為，中國知識分子才華橫溢，也有經世治國建功立業的抱負，但是大多是沒有健全成熟的人格，以致經常出現自我錯位而曇花一現（p9）。不管是封建文人或是現代知識分子，在自己的理想和雄心壯志不能付諸有效的踐行時，除了陷入自我陶醉（書寫詩文）、自我麻木（做逍遙隱士）、自我虐待（痛苦絕望）外，大概就是寄託或幻想於開明君主（或自己的頂頭上司）的恩賜和仁政上。其實，忠君也是為了“被愛”，為了通過君主的重用和提攜而實現自己的人生目標。將個人的命運和前途繫於一個人的權勢和恩怨上，或者順從、適應、接受社會的“潛規則”，也是一種戀君情結的間接反映吧。殊不知，任何人治社會或者動亂年代，知識分子的潔身自好與實現人生價值，幾乎都是一種烏托邦式的自慰，除非民主法治社會制度的確立與健全。

　　出世與入世的選擇。“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歷來是文人處世的最佳選擇。可惜的是，能夠做到這種境界的鳳毛麟角，更多的人是“達”不能兼濟天下，“窮”卻不能獨善其身。換句話說，在得志或失意時很少能夠做到這樣，是有其人格原因的。在入世的過程中，文人一般都是缺少一種“人格面具”，即“人在公眾場所展現的面具或者外觀”。“為了生存，它甚至可以使我們與那些我們討厭的人也能以一種友好的方式和睦相處。”這樣，“為數眾多的人過着雙重生活”（榮格語）。屈原就是一個典型，他缺乏人格面具，是由於混淆了“本我”與“超我”的緣故，從而常常以本我的面貌直接面世。他的這種人格悲劇，說的好聽一點，是一種執著和堅韌，說的不客氣一點，就是固執和迂腐，是一種文人氣質的負面反映。之後的陶淵明成為一代代“出世”文人的典型代表，詩聖杜甫成為政治上的失敗者和藝術上的成功者，白居易的前期詩歌中所反映的積極入世針砭現實的精神與後期的閑適遁世的消極心理的矛盾，以及歷代文人所形成的一種遊離於出世和入世之間的思維定勢，都是一種和屈原的人格精神與基因密碼一脈相承的選擇。其實，“人格面具”是作為一個“自我”之人的基本包裝或定位，也是一個人能夠被社會和世俗接納並且在生存中求發展的一張“通行證”。俗話說，適者生存，優勝劣汰，大概就是這個道理吧。只有少數文化精英才會死抱住這張“面具”為自己書寫着一篇篇流芳百世的“墓志銘”。

　　人生觀與生死關的糾結。“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屈原這句名言一直成為我們現代人追求理想的座右銘。我在中小學時，曾經把它工工整整地抄寫在筆記本上吟詠再三，在寫作時也常常引用。但是，在理解“求索”什麼東西時，我們卻把它當作“政治寄託”的一種隱喻而偏離了本義。自古以來，有人說是求賢人、求賢君、求楚王和貴族、求知我者、求知音、求救國之路、求理想中的人、求心愛的姑娘等等，作者在文本中已經作出了符合屈原文意的解說：從屈原的整體思想考察，這顯然是有所象徵的，應該看作是執著地追求美的理想，簡言之，“求索”就是求美（作者語p132）。從屈原的頌美（《橘頌》）、尋美（《天問》）、求美（《離騷》）和失美（《抽思》）的詩歌寫作中，我們也可以看到一個知識分子人生追求中的心路歷程：不甘平庸而又困惑不已，不願沉淪而又壯心不已。於是，當現實與理想的矛盾不能得到調解時，死亡情結也就自然而然地產生了（儘管這個情結在屈原身上經歷了30多年的醞釀、堆積、膨脹和迸發）。當然，“出世”歸隱比自虐般的自殺還是要好的多，但是，許多知識分子卻把社會的理想、人生的信仰、個人的尊嚴和人格的不可調和看得高於一切，往往以生命的消逝（包括自殺和被殺兩種情況）作為個人的無聲的人生觀的宣言。比如屈原以及中國文革時期的老舍、張志新、遇羅克等人，他們作為時代和信仰的犧牲品，在令人懷念、敬仰和讚頌的同時，卻也有幾分同情、惋惜和苛責的理由。

　　作者的《我看香草美人》專著，對於總結、認識、評價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世界、人格結構和人格矛盾，是有其個案分析和標本借鑒作用的。每個知識分子的內心和靈魂深處，總是在清醒與糊塗、孤寂之中煎熬，在希望與失望、絕望之間徘徊，在自戀、忠君和超我的選擇中掙扎，並在其人格烙印上總會打上時代、制度、社會、環境和性格的胎記。但願我們每個人的精神領域裡能夠綻放出屈原般的詩性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