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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徒子好色與林徽茵美色之辨

手機:M版  分類:優秀隨筆  編輯:pp958

  登徒子好色與林徽茵美色之辨

  勞燕

  登徒子好色賦

  宋 玉

  大夫登徒子侍於楚王,短宋玉曰:“玉為人體貌嫻麗,口多微辭,又性好色,願王勿與出入後宮。”王以登徒子之言問宋玉。玉曰:“體貌嫻麗,所受於天也;口多微辭,所學於師也。至於好色,臣無有也。”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說乎?有說則止,無說則退。”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然此女登牆窺臣三年,至今未許也。登徒子則不然。其妻蓬頭攣耳,齪唇歷齒,旁行踽僂,又疥且痔。登徒子悅之,使有五子。王孰察之,誰為好色者矣。”

  是時,秦章華大夫在側,因進而稱曰:“今夫宋玉盛稱鄰之女,以為美色。愚亂之邪臣,自以為守德。謂不如彼矣。且夫南楚窮巷之妾,焉足為大王言乎?若臣之陋目所曾睹者,未敢雲也。”王曰:“試為寡人說之。”

  大夫曰:“唯唯。”

  臣少曾遠遊,周覽九土,足歷五都。出咸陽,熙邯鄲,從容鄭、衛、溱、洧之間。是時,向春之末,迎夏之陽,鶬鶊喈喈,群女出桑。此郊之姝,華色含光,體美容冶,不待飾裝。臣觀其美麗者,因稱詩曰:“遵大路兮攬子祛,贈以芳華辭甚妙。”於是處子恍若有望而不來,忽若有來而不見。意密體疏,俯仰異觀,含喜微笑,竊視流眄。復稱詩曰:“寤春風兮發鮮榮,潔齋俟兮惠音聲,贈我如此兮,不如無生。”因遷延而辭避。蓋徒以微辭相感動,精神相依憑。目欲其顏,心顧其義,揚詩守禮,終不過差。故足稱也。

  於是楚王稱善,宋玉遂不退。

  此賦寫了三種對待男女關係的態度:登徒子是女人即愛,宋玉本人是矯情自高,秦章華大夫則好色而守德。

  登徒子與宋玉不睦,互斥好色,因遜於文彩,遂成色鬼代言人。然個中曲直,宋玉亦多調侃,無義理之辯,故登徒子好色戲言而已。宋玉以第二種自居,是為了反擊登徒子,實則贊同的是第三種,即好色而守德、發乎情止乎禮。這種態度近於人性而又合乎禮制,是我國古代文人士大夫對待兩性關係具代表性的態度。和道學家或濫淫者比較,這確也是一種可取的態度。

  好色,好有德之色,樂見美色之德加焉,這是一般男人的“色觀通則”、“大明律”、“潛規則”。

  中國的傳統價值觀念評價女性,首先在德,後為才貌。然而,凡是對德才貌俱全美色追求的人,絕大部分會落入一個“自毀悖論”。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徐志摩。當年,徐志摩慧眼識美,幾乎是以“狼的意志”,對林徽茵窮追不捨。這廂里徐志摩追求熾熱,對那廂家中妻兒的漠然無視,就凸顯了他廣義之愛的冷漠。林徽茵斷然拒絕,可見林徽茵在個人悟性與對外審視上的天賦。徐對林的感情確乎崇高的愛情追求,結局卻以徐志摩的失敗告終。我想,如果這廂的愛情成功了,則意味着對道德的背叛和對那廂兩個善良無辜者的傷害,人性的美被擊碎,而建立在人性美之上的愛情也消逝了。所以,徐林的愛情如果即使成功了,他她的愛情卻是失敗。這種成敗皆錯的愛情宿命,這就是在傳統價值下和社會整體和諧之美前提下的“自毀悖論”。

  當然,其後的徐志摩,退而求其次,忽視了道德之美,為其人生悲劇埋下伏筆。因為王賡的縱容,張幼儀的隱忍,徐陸的瀟洒不羈,在婚姻上放縱情慾,沒有任何道德理由地各自拋棄元配而走到一起。這就構成了與道德美的絕決,無論這個絕決是出自事前的積累,還是事件后的發展。這宗愛情雖然絢爛凄美,卻毫無崇高可言。陸小曼的奢侈與放縱,構成徐志摩否定個人既往的理由,也促使其回歸愛的根本--心靈孤獨宿命的慰藉。因此,只為了聆聽林徽茵的講座,明知天公不許卻執意登機,終成千古之恨。其實,這並非徐公之錯,靈魂隔絕,一日如十年,落此境地,生死已然度外。可惜了,若徐公逃過此劫,以其天成之筆,披露愛情之妙,時下痴情男女也許不會如此眾多。

  徐志摩遇到“自毀悖論”並非時運不濟,這種悖論是普遍的。德才貌俱全的美女,在絕大多數的追求者面前都是“情已有歸屬”,若想“載得美人歸”,必然要打碎人性的美,為情失愛,拆散一段姻緣,打碎一樁婚姻,甚至毀壞一個家庭,搞得骨肉分離。如果美人舍彼取此,以傳統道德判斷,也喪失了道德的美,其美也就不再為美了,概莫能外。如果面對絕世佳人無動於衷,愛美之情就更令人懷疑了。

  悲慘啦哈,愛美在於中國傳統男士,是一個無論如何都失敗的追求。不過,如果女同胞們認為愛美對於女性也是同樣的“自毀悖論”,我也不反對。

  從道德在審美觀中的定位來看,徐志摩雖然才華出眾,在“定心力”上,卻不如金岳霖的執着來得成功。金岳霖曾經調侃梁林夫婦說:“梁上君子,林下美人。”梁思成笑納,林徽茵不快。建築學家林徽茵審美功底出類拔萃,對金言生氣是必然的。梁思成雖然喜歡這樣的評價,但卻有過獎之嫌。人的首要價值在於其超越性的主動。美人之謂的前提是將人置於審美客體的位置上,人的主體意義被極大地淡化了,人的首要價值也變得模糊了。梁上君子之名應該放在梁啟超先生的頭上比較合適。當年任公一時樂顛兒,假公濟私將林徽茵收作兒媳婦,如果不是其職位的原因,梁思成如何有結識林徽茵的機會呢?審美主體意識,或者說人的超越性主動,可以作為在道德之後於才華上評價人性美的一個標準。

  國人崇洋媚外,拋棄傳統的價值判斷,效仿西人,崇拜希臘海倫的方式,只追求顏色超群,在欣賞當代美女的同時,也將古代陳國夏姬南朝張麗華翻出來膜拜。

  既無道德追求,登徒子好色已潛移默化成風氣,林徽茵之美色已成絕唱,中國人在眼目之享的一瞬后,內心卻頹然承受着那經久不息的傷痛。

  好色是男人的本性,文化的意義不是好色或不好色,而是在好色之上建立道德立場,通過某些文化和藝術形式,來對色性的驅力進行升華、表達與宣洩,從而使原始性質的色性,獲得道德和文化藝術性的處理。多少名篇佳作也就是這樣出現的。

  在國學中,把人的性驅力及其動性與情慾,轉化提升成一種藝術形式的努力做得不夠。宋以後的儒學,特別是佛教對人類性慾的強烈負面態度,使這樣的努力遇到許多觀念的障礙。比如作為身體藝術的舞蹈,在中國舞蹈藝術中就比較不那麼性感。缺失拉丁舞那樣把兩性的性驅力及其律動、纏綿和興奮轉化成一套身體舞蹈語言來藝術化和精緻地表現與宣洩的技術形式。這種轉化了的身體舞蹈語言,能藝術化和精緻地表現與宣洩的技術形式,雖然不能代替原始性慾中男女交媾的性刺激和性互動,但文化中卻更有意思和情趣。當一個人掌握了這種舞蹈性語言和交往技術,社交中的一般情慾就以一種不違背道德的方式來獲得表達與宣洩。

  色性的不可取代性與人類德性在其上導入的立場、態度和審美,始終是人類處理身體文明的一個重要問題。

  性的原始慾望挑戰文明的刺激性進攻,向著凡是文明禁忌的特別期待顛覆的方向發動。在性驅動下人的墮落性力量與在人類德性上人的上升性精神價值處在一個持續的充滿矛盾的安排中。“床笫之事,人皆喜之,人皆惡之”。A片泛濫,看起來不美,做起來有害,說起來面羞心恥。都是一個意思——試圖尋找一個合適的方式來處理人性中不可迴避的巨大矛盾,或者參與並理解那些有關文化保守主義有何意義的辯論。佛教和儒學傳統中的“去欲”或“化欲”試圖從降低或者消滅人的私慾色求性方面來緩解這個人性的衝突和社會面臨的壓力,而今天的人們試圖在自由社會通過法治所實現的把私人空間的事務控制在不造成公共損害的新的社會控制技術下,來放鬆古代社會傳統中對色性慾望及其性事務的嚴厲態度。

  它向人們提出的問題是,如果道德只是一個私人事務,那麼,在人的自由中一種不損害公共生活的任何私人關係和行為是否都是無可指責的。

  人們面臨的問題是,什麼才是一個合理的人類生活制度?我們的道德觀念和文化在多大程度上允許人在慾望之下的肆無忌憚和顛覆?

  本文並非無義理之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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