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鎮長，你們怎麼了？

　　7月1日，四川瀘州市古藺縣石寶鎮28歲的副鎮長趙光華辭職，4日發表微博感慨自己兩年的副鎮長生涯。趙光華不是辭官的第一個人，封建社會就由陶淵明不為五斗小米折腰而辭去縣令；當今社會前幾年就有一位副縣長辭職，那是為了小孩子的教育。但是，趙光華絕對是向公眾披露基層公務員工作狀況的第一人。我想，他敢於這樣作，一是因為他辭職了；二是他有這幾天在國際上沸沸揚揚的斯洛登般的勇氣。

　　無獨有偶，7月4日上午，福建龍岩市新羅區大池鎮一名鄭姓副鎮長，被發現弔死在辦公室內，小小一個副鎮長自殺，不是新聞。但是，引人注目的是背後的原因，該鄭姓副鎮長此前曾經抱怨過壓力過大。

　　趙光華的把到手的官職辭掉和鄭姓副鎮長的自殺事件，在有着幾千年官本位思想傳統的中國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情，無疑給過熱的公考澆了一盆涼水。但是，也許這兩人的離去和離世，讓人悲痛之餘。又給相關的人員騰出了兩個位置，給多如過江之鯽的競爭者一個意外的機會罷。

　　趙光華為什麼辭職？在其接受採訪時他列出的理由有三個：一是以其副鎮長的工資不足以養家糊口；二是人生價值不得以體現；三是壓力過大。

　　第一個理由就會引起他人的不解，以其3千多元的工資，僅養活一個小孩子，尿不濕和奶粉就要花掉1500多元，佔了其收入的將近一半。剩下1千多元，要花在路費，下村時的開銷墊資，人情往來等，往往捉襟見肘。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公務員的尷尬。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家中有一個工作人員，那時的工資就是幾十元。但是全家人花銷之後，每個月還有貯蓄。無論是這家人吃的，穿的，用的都是比別的沒有工作人員的家庭要好。現在呢？一家兩口人工作往往都是沒有餘錢，以筆者為例，我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初（1993年）參加工作，當時是130幾元工資，很羨慕那些工齡長的人，拿二百幾十元。常常想，什麼時候才能拿到他們那樣的工資，後來，漲到600多，一千多，到現在的3700多。到現在，還是沒錢用。筆者是2006年交的房款，當時是130000元預付款，除了自己攢的之外，還借了親戚、朋友的幾萬元錢。2009年房屋交工，裝修時又借了八萬元外債，後來，貸了住房公積金5萬，還了一部分私人欠款，6年還清，每月扣除工資800多元。要到2014年底才能還清。每月拿到手的2600元。有時遇到朋友、同事結婚、喬遷、老人過世等事情隨禮。不得不靠舉債才能勉強支撐。要知道，筆者已經是有二十年工齡的工作人員。工作20年，落得個還欠幾萬元外債。實在令人悲傷萬分。

　　第二點大家都會理解，我要說的是，趙光華終於在陷得不深的時候搞清楚了自己需要什麼？他思考清楚了自己現在有什麼，缺什麼。自己徐要什麼。我很佩服他有清醒的頭腦，勇敢地跑掉了手中已經它擁有的雞肋，去追尋自己可以養家糊口的豬腿，甚至是一整頭豬。

　　第三就是壓力大，鄉鎮工作千頭萬緒，經常有：“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的說法，所有的工作都要通過鄉鎮幹部去落實。由於我國的行政體系的特點使然，往往是在其位不謀其政者居多，不是不謀其政。而是不能謀其政。經常是剛要謀其政，臨時性的工作就會將你死死地纏住，讓你不能搞本職工作。比如，搞計劃生育，土地管理員、文化站、司法所、綜治辦、派出所、拆稅所婦聯一哄而上。且不說，這樣操作，已沒有法律規定，而沒有行政權力機關授權。違反法律規定。單就說這些人去搞計劃生育工作之後，勢必會造成自己的這快工作沒人搞，還談什麼執政為民，人民找你辦事，你卻在干別的事情，你怎麼來為人名服務？這樣做的惡果有兩個：一是鄉鎮工作人員疲憊不堪；二是助長了某些人的懶漢作風，反正到時候會有其他人來幫助高自己的工作。

　　還有就是趙光華提到的一年有四個月時間用到維護穩定各項工作，其實，這是一種保守的說法，在本地，幾乎是每天都在維護穩定。就在前幾天，有一位上訪戶由於和醫院的醫療糾紛，第三次去北京上訪，鄉政府派了兩個人去接，只給了三千元經費，昨天，派去的接訪人員打電話沒錢了，向鄉政府要錢，不給。由於關係好，又轉而向我求助，我只好將自己的前往他們的卡上打了兩千。按道理，誰的事誰管，這是醫院的事，或者是衛生局的事。但偏偏就要鄉政府去接人，僅僅因為上訪人員是屬於我們鄉。去就去吧，還不能保障經費。這項工作壓力可想而知！這就像小孩子隨處大便，應當誰便的，有誰來打掃，別人來打掃，會助長他的隨處大便的惡習。反正有別人來打掃，我不承擔打掃責任，我不便白不便。往往有職位，卻不高的公務員，一把手總會將明明註定辦不好的事情安排下來。這樣，下面便有了具體的承擔責任者。事情不不好上級過問時，一把手還會批評辦理的人員；千辛萬苦辦好了，那好，功勞也是一把手的。

　　就像易卜生的戲劇中出走的娜娜，這需要膽識和勇氣，我也預祝趙光華們能夠找到養家活口的路子。

　　而鄭姓副鎮長的做法也許就太過偏激，但我還是要默默地祝福他一路走好，但願天堂沒有那麼大的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