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學的那些同學——歲月划痕之三十六

　　小學的那些同學

　　——歲月划痕之三十六

　　近年來，參加了不少聚會，親友的，鄰居的，中學的，戰友的，同仁的，工友的，函大的，算起來涵蓋了各個時期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仔細想想，唯獨沒有小學同學。

　　我與小學同學不單沒有聚會過，多數都沒有再見過面。可讓我意想不到的是，我竟然陸陸續續地回想起了40個同學的名字，還有4個同學知道是誰，只是記不起名字了。

　　在回想的過程中，不少陳年舊事也隨之浮現，雖然都零零星星，支離破碎，自己卻感覺很珍貴，彷彿就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這些同學中，最好記起的有兩位，因為他們也是我的中學同班同學。

　　其中一位，就是我已經提到過的程同學。程同學是我小學同學中結交最早，並且交往時間最長的好朋友，大概從1958年我們上二年級時就在一起玩兒，直到1990年之後我們還在聯繫。

　　程同學住在保定市梁家衚衕，我放學回家就路過這個衚衕，他們家離我們家很近。

　　我去東關公園玩兒，最初就是他帶着去的。東關公園建好后，他爺爺就去裡邊打拳，還帶着他去玩兒。他熟悉了公園情況后，又帶着我們去，這才有了撈魚釣蛙、捕蟬打鳥的樂趣。去東關公園玩兒的時候，一般都從他們家出發，如果撈了魚釣了蛙，則在我們家加工，所以我倆互相串門是尋常事兒。

　　他們家住的也是雜院，是院里的正房——三間北房。中間屋迎門處擺放着一張八仙桌，桌兩邊是太師椅，裡屋的桌子上擺着文竹，牆上貼着九九消寒圖，感覺他們家傳統文化的氣息還挺濃厚的。

　　後來知道他父親在保定市工商聯工作，聽人說他父親以前是工商業者，具體是幹什麼就不知道了。他有個叔叔在北京工作，是總參的，有時會來保定看望他們。他叔叔走了之後，他便會給我講一些北京的消息，讓我有種他也能通天的感覺。他還說，他叔叔給他們帶了神奇的通體透明的麵條魚，非常好吃。

　　他家有一種讓人規規矩矩、文明禮貌的氛圍，所以我去了他家也總要裝出知書達禮的樣子，他父母問我什麼事兒，我都像面對老師一樣，站直了回答。他父母每次都誇我懂禮貌，我就越發不敢懈怠。他的父母一定認為我是好孩子。

　　其實，我倆都不是好孩子，出了家門就淘氣，也會打架。我們經常去東關公園玩兒，在那兒有時會碰上東升街一帶的孩子，他們人多，住的又離公園近，看到別處的孩子就恐嚇，看樣子是想把別人都趕走，他們獨霸公園。我倆曾多次與他們對峙，最終打了一架。結果是兩敗俱傷，都掛了彩，不過我們也取得了在那兒玩的權力，他們不再敢找我們的茬兒。後來我了解到，東升街那幫孩子的頭頭，就是我們一年級班主任張老師的孩子。

　　除了與別的孩子打架，我倆有時也打架。他個子比我高，力氣比我大，一打架我就認為他是在欺負我。我與比我弱的孩子鬧了意見，一般會主動示好，但與比我強的鬧了意見，就決不低頭，永不理睬。我倆的友誼能持續這麼長時間，應該說程同學功不可沒，因為每次鬧了意見，都是他主動說話。他往往用二皮臉的方式哄你，比如說“對不起，給我敬個外國禮，放個屁，送給你。”把你逗樂，倆人也就又和好如初了。

　　上初中的時候，我倆一個班。幾乎每天都一起上學、回家。上內蒙兵團時，我去了六師，他去了三師。返城后他去了中國通信建設第一工程局，是個很不錯的單位。後來，我去了保定市報社，兩家單位離得很近，我們經常聯繫。

　　中學的同班同學中，還有一位小學同學，是女生，農同學。我倆小學時沒有說過話，中學時也沒說過話，直到90年代初中同學聚會時，我倆才說了話，知道她在延壽寺小學當老師。

　　在小學我還有兩位特別要好的朋友，巧的是，我與他們都是先失去聯繫，后又取得了聯繫。

　　一位是已經提到過的梁同學。我倆是志趣相投才成為好朋友的，我們都喜歡畫畫。

　　梁同學說話有天津口音，好多同學笑話他，可我覺得挺好聽的。他總穿得乾乾淨淨，白皙的臉上還總帶着笑意，一看就是個文明的孩子。聽說他有個姐姐，上了天津音樂學院，更加深了我對他的好感。

　　我們交上朋友不久，他就邀請我去他家畫畫。他家住在紫河套南邊路東的一個雜院里。這個雜院東房是正房，他家住在北屋。兩間屋子不大，但收拾得非常利索。他們家的門前有一個很大的葡萄架，葡萄架下有一個小石桌，我倆就在小石桌上寫作業、畫畫。

　　梁同學也喜歡小人書，我在他家看過一本《鴛鴦簡》，感覺畫得特棒。

　　他性情溫和，從來沒有和我鬧過意見。小學畢業后，他考上了三中，我考上了五中。剛開學他就給我送來一本書，是他從三中圖書館借的，書名叫《怎樣畫蔬果草蟲》。

　　1969年我去兵團之後，與梁同學失去聯繫。返城兩年後，也就是1977年，我參加一位女同事的婚禮時，從新郞口裡得知，梁同學在保定火車站工務段工作，和他是同事。他說，梁同學分在了宣傳科，能寫會畫，積極肯干，工作相當不錯，領導非常器重，已經入黨提干。

　　1979年春節過後，我去火車站接探家返回的妻子和女兒。她們乘坐的那趟火車晚點45分鐘，我在站台上等得心煩，就溜達起來。走到站內辦公樓門口時，看到一個人總盯着我，仔細辨認竟是梁同學，原來他已擔任了工務段的黨委書記，就在樓上辦公。他熱情地把我讓到辦公室，跟我聊了一些他的經歷，還陪我接了我的妻子和女兒。

　　1998年，有報社同仁去保定火車站採訪，回來跟我說，火車站的黨委書記認識你，想和你一起坐坐。我這才知道梁同學已擔任了保定火車站的黨委書記。我很想與老同學聊一聊，可那時我正帶夜班，實在不好安排時間。當時帶夜班還要完成白班的日常工作，凌晨1點下了夜班，第二天10點左右還得去上白班，沒有時間。而白班與夜班之間只間隔2個小時，時間又太緊了，所以我就說等10月份我不上夜班時再聚，誰知最後竟然不了了之了。現在想來，頗為後悔，還唯恐梁同學挑理。

　　另一位就是已提到過的馬同學。

　　馬同學在小學四五年級時發育上出了點兒問題，一直沒怎麼長個兒，還駝背了。有的同學就欺負他，記得他同桌的女生薛同學還打過他。那薛同學個子高不說，還特別胖，很有勁兒。她和馬同學打架時，哭得很兇，打得也很兇，把馬同學按在椅子上，玩兒命地打。聽哭聲以為她在挨打，實際上是她在打人。馬同學雖然只有招架之功，沒有還手之力，但很堅強，始終沒有哭。

　　小學畢業后，我倆就沒有再聯繫。直到1993年，我從才大妹妹那兒得到了他的信息。大妹妹在保定市興華服裝廠工作，一次與我閑聊時她提到了他們的廠長，說馬廠長特別能幹，別看駝背，精力勝於常人。我問馬廠長的名字，她一說，敢情就是馬同學。

　　她說，馬廠長家離廠子很近，我一聽那還在瑯瑚街的老宅居住，便立即去拜訪。馬同學跟我說了他們廠里的情況，還誇我大妹妹技術好，在廠里拔尖兒。

　　那時我正擔任保定市報工交部的主任，滿腦子都是工作上的事兒，聽他介紹廠里的“仿羽絨噴膠棉生產線”馬上就要投產，感覺挺有新聞價值，就在11月26日項目正式投產時前去採訪，並寫了報道發在10月29日的《保定市報》上。他們廠的廠名那時已改稱興華噴膠棉廠。

　　我在上小學時，還交過一些朋友，但後來沒有再取得聯繫。有已經提到過的，我把人家頭皮劃破的趙同學。還有一位安同學。安同學高度近視，摘了眼鏡那眼珠子特凸，看着都嚇人。那時小學生戴眼鏡的特少，戴了眼鏡一般都會被人嘲笑，往往被人叫成“四眼兒”。可我從來不這麼叫他。他住在城隍廟街的一個大雜院，院里孩子多，經常在一起打撲克、下象棋，他總邀請我參加，我們也就成了好朋友。

　　還有一位姓蔡的同學，與我原本是好朋友，後來鬧了小意見，就互不理睬，直到畢業時都不說話，畢業后就更不聯繫了。

　　我與他成為好朋友，緣於他有《封神演義》的字書。我看來兩三本《封神演義》內容的小人書之後，就特想知道更多的故事，沒想到蔡同學知道得不少，什麼眼裡長手，手裡長眼的楊任啊，能在地下行走的土行孫啊，鼻子出氣就奪人性命的哼哈二將啊，長着三個腦袋瓜的殷郊啊，講得都神乎其神。我對他佩服得不得了，成了他的忠實聽眾。

　　他看我總聽他白活，也對我另眼相看了，偷偷跟我說，他知道這麼多《封神演義》的故事，是因為他家裡有這本字書。為示所言不虛，他還帶我去了他們家。

　　他家住在平嘉衚衕，是個不大的獨院。家裡的陳設凈古玩意兒，木頭雕的筆筒啊，老大個兒的黃銅墨盒啊，放在盤裡的古怪的石頭啊，插着雞毛撣子的花瓶啊，怎麼看都像小人書里文人雅士的家。

　　他拿出的那本書也充滿古意，線裝的，黃綿紙，紙是每張都對摺，繁體字，豎排，標點只有句圈，還都寫在字的旁邊。我看了看，好多繁體字不認識，有的地方還是文言文，基本上就是看不懂。可蔡同學能讀懂，說那個挺胖的“日”念“曰”，就是說的意思。

　　那本書前邊有人物繡像，畫得特別傳神，我越看越着迷，感覺比我想象得還神奇。圖中有位仙人我看着像觀世音，可標的卻是慈航道人，有點兒讓人費解。

　　我想借他的書，照着繡像畫畫，可他說他父親不讓外借，也不讓他拿到學校去。可後來他還是把書拿到過學校一次，我猜着是偷着拿的。因為他把家裡有書的事也告訴了別人，還把書吹噓得神乎其神，不露露真容好多人不信服。

　　後來，我倆因為一點兒小事兒鬧掰了。那時班裡有相互要吃食的風氣，今天你帶了餅子窩頭到學校吃，他向你要，明天他帶了你沒帶，你又可以向他要，大家習以為常。要的人並不奢望要很多，給一口就行。一般都是伸出一隻小手，用乞求的口吻說：“給點兒！”一旦有人向你這麼要，你就得給，不能不給，不然就會被人說成“真貧”，並被列入小氣鬼一類。班裡就有一個男生因為從不給別人吃的，而被大夥孤.立。

　　我也是因為犯了一個類似錯誤才和蔡同學鬧意見的。我帶了一個窩頭到學校，接連有幾個同學來要，眼看着就下去了一半，我心裡很彆扭。就在這時蔡同學也來要，我就跟他訴苦：“我還沒吃呢，都快沒了！”沒想到蔡同學看了我一眼，冷冷地說：“不給就說不給，哪兒那麼多費話！”說完扭頭就走。我趕緊找補：“我沒說不給！”可他沒理我。

　　後來有同學告訴我：蔡同學說你是“給臉不要臉”，還說要揍你。我也生了氣，這麼點兒屁事，至於嗎？真他媽小心眼。蔡同學個子不高，是個小白胖子，不知是不是因為害怕別人欺負他，總說自己在練功夫。雖然我覺得我打得過他，但有了“練功夫”這一層，我心裡還是犯嘀咕。可直到畢業，他也沒有揍我。

　　他的學習成績一直很好，報考升學志願時，他報考的是最難考的保定二中。我上三四年級時就沒好好學習，到五六年級才開始用功，可我也報考了保定二中，我不想讓他比下去。最終，他考上了，我沒有考上，我被分配到第二志願保定五中。之後我們再也沒有見過面。

　　再就是我還能回憶起我的三位同桌。我們小學都是男女同桌，一個學年調換一次，按說我應該有六位同桌，但我只能想起三位了。

　　我一年級的同桌是樊同學。她熱情、活潑，比我知道的事兒多，比我有主見。我倆都遵守紀律，努力學習，是老師眼裡的好學生。我們偶爾也偷偷說小話，但老師沒有因此批評過我們。

　　我二年級的同桌是楊同學。我有點兒反感她，一是她有點兒酸，不愛理人；二是身上有雪花膏味兒，熏人；三是她的頭髮總閃着油光，衣服也一天一換，像是資本家、小業主的女兒。加之那時大王子討厭男生跟女生說話，我就沒有理睬過她。

　　三、四、五年級的同桌是誰都記不得了。大概與那個階段男生基本上視女生為不存在有關。

　　我六年級的同學是宋同學。我聞到她的身上也有雪花膏味兒之後，就去找劉老師，請求劉老師給我調換一下。劉老師不同意，說人家那是講衛生，是注意儀錶。還說，人家那麼俊，比你強多了，你還嫌棄人家。我碰了一鼻子灰，只好不了了之。後來跟她接觸，發現她並不像楊同學那麼酸，挺隨和的。那時班裡的男女生已經開始說話，我倆也就有了交往，她還跟我借過小人書呢。

　　小學畢業之後，我沒有再見到過楊同學和宋同學，但見過樊同學。文化大革命中，她是紅代會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隊員，我是看演出時從舞台上見到的她，表演舞蹈的。

　　另外，我還在舞台上看到了小徐同學，他是搞伴奏的，吹笙。我是在他獨奏表演時認出他來的，他贏得了滿堂彩。可我還是有點兒為他惋惜，因為他練功練得嘴都走了形，凸得有點兒像周口店人了，這也刻苦得有點兒過分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