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鄉間小路上

　　把姥爺和毛澤東牽扯在一起,是從一幅油畫開始的。

　　古玩市場上那張著名的油畫在寒風中微微作響,似乎在訴說著什麼。畫面上身着長衫的毛澤東手握雨傘神色肅穆地疾行在鄉間的小路上,身後風雨如晦,下書六個黑字:毛主席去安源。這是一張曾經家喻戶曉的油畫,據說它的印數為當時世界之最。

　　其時,在同樣風雨如晦的中國北方,同樣是瘦高個兒的一個年輕人,也如年輕的毛澤東一樣行囊里裝着一腔壯志雄心勃勃地走在鄉間小路上,這年輕人後來成了我的姥爺。可他還沒有從村莊的視野中消失,就被他父親氣喘吁吁追來的兩耳光打掉了一半雄心壯志。父親喝斥:“兵荒馬亂的你還出去湊啥熱鬧,還嫌不亂啊 ”於是姥爺就跟着他父親乖乖原路返回。從此,鐵了心要砸爛舊世界的毛澤東一步步走出了鄉間小路,成了照耀新中國的紅太陽,而軟弱的姥爺卻一輩子在鄉間小路上奔波徘徊,成了不折不扣的“向陽花”。

　　雖然我也是從“向陽花”中走出來的,可參加工作后,看到同輩們因為祖輩父輩的“陽光雨露”一個個茁壯成長,自己卻乾巴巴原地發蔫,就常常想起姥爺的這段往事,就有些恨姥爺的父親。否則,姥爺即使不能與毛澤東一樣成為滋潤萬物的紅太陽,就是成為星星月亮,也能讓我以名人之後的身份跟着沾光發亮。因為在我所有親友中,姥爺是惟一有可能成為給我陽光雨露的人,可姥爺沒有讓我這份虛榮夢想成真。否則我也不會在蒙受種種挫折之後,萌生回到鄉間去的心灰意懶。那樣,姥爺一生在鄉間小路上奔波的故事又會在我身上重複,這可是姥爺和我都不願意看到的事情。

　　姥爺和毛澤東之間的聯繫,除了澤被了毛讓他“當家做主站起來”的政治恩蔭外,還有一條就是與毛澤東同歲。不過他出生的時候就已家道衰落,家裡是咬牙撐着讓他上了幾年私塾。就因這幾年的之乎者也,讓姥爺常常以讀書人自居,自視甚高,出口就是子曰詩云,對田地里的莊稼從不關心,三十畝祖產薄地拴不住他年輕的心,整日捧着《詩經》《論語》在鄉間小路上邊走邊誦。等到他父親去世,他也被成群的兒女徹底拴住了腿,想走也走不開了。後來我分析姥爺沒有干成大事的原因,就是毛澤東所批評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立場游移不定造成的,

　　姥爺一生都沒有改掉小知識分子的臭毛病。從40歲腰桿筆直的時候就拄拐杖,其實那時他不是拄着而是拿着拐杖,是用來顯示自己與眾不同的道具;冬春天頭戴瓜皮帽身穿長袍,不管後來政治運動中如何服裝革命,姥爺都不管不顧,直到1983年去世,這身行頭都沒變過,就像咸亨酒店裡特立獨行的孔乙己,是十里八鄉的一景。他走路極快,兩腿高頻幅地撩着長袍的下擺,兩腳踢踏出的塵土在身後輕輕飛揚,總是急匆匆有重要事需他處理一樣,在這點上遠沒有毛澤東那沉穩的大將風度。

　　那年代與紅太陽一同升起是很榮耀的事情,我鄰居奶奶也與毛澤東同歲,見人就主動誇耀:“俺與咱主席同歲哩!”那種幸福感好像毛澤東與她有血緣關係一樣。而姥爺從不這樣,如有人問他年歲,他就如實相告,當對方算出他的出生年代時,驚喜地說;“呀,你與毛主席同歲哩!”姥爺則淡然相對:“人家是偉大領袖,我是平民百姓,不可同日而語,不可同閂而語。”姥爺的神情絕沒有對方想象的一臉幸福狀。

　　有一張《庫爾班大叔見到了毛主席》的黑白照片,說的是新疆一個老人騎着毛驢上北京見毛主席,照片上兩個人笑得都很燦爛。姥爺的相貌與庫爾班酷似,都是瘦高個、白鬍子、一臉滄桑,只是民族不同,庫爾班戴的是維吾爾族小帽,姥爺戴的是瓜皮帽。姥爺對毛澤東的崇拜也遠沒有庫爾班那麼熱切。否則,我們老家距北京僅八百里,比新疆近多了,姥爺想見毛主席,從京廣線坐上火車用不了一天就到北京,根本不用騎驢風塵僕僕的,可姥爺一輩子都沒進過北京。那時懸挂領袖像已成為表忠心的一種方式,可姥爺住的東屋沖門掛的卻是一幅“關公讀《春秋》”,那畫黑漬漬的一直伴姥爺到老。後來此畫不知去向,要是現在拿到古玩市場去賣,價錢肯定不會低於《毛主席去安源》。

　　後來我想,如果當年姥爺像毛澤東一樣從鄉間小路上走出去,說不定毛澤東和姥爺還會經常商討國家大計哩。但這僅僅是一個假設,姥爺本家一個叫謝林的兄弟在姥爺回村不久,從鄉間小路上走出去時還是一個大活人,回來時卻變成了一張烈士證書。姥爺曾指着對門謝林家“烈屬光榮”的牌子說;“當年我要是出去了,說不定咱家門上也是這個牌子。幸虧我沒出去;”從這句話看出姥爺的小農本性。所以我推斷,即使姥爺當年走出了鄉間小路,未必真的能像毛澤東一樣百折不撓,說不定半路當了逃兵或叛變革命,那給我們這些做後人的帶來的不僅不是福音,甚至是災難,想到此,我心便也釋然了。不過話又說回來,即使他當年真的戴着青天白日的帽子跑到了台灣,今天重返故土依然是威風八面,許多類似的人都成了統戰部門的貴客,如此同樣能讓後人沾光,十年河東十年河西,誰能說得准呢 可姥爺既沒有紅得讓人羨慕,又沒有白得讓人發恨,這大概是中庸之道在他身上的最好體現。他的中庸讓我這個後人多了一份世俗的遺憾。

　　毛澤東為革命犧牲了幾位親人,姥爺雖然沒有革命,可他在情感上遭受的打擊並不比毛澤東少。我的親舅舅,也是姥爺四個子女中惟一的兒子,中學畢業后要與同學一起參加革命工作,結果被姥爺像當初他父親對他一樣給阻攔了回來。18歲娶妻生女,21歲時患闌尾炎,因農村醫療條件差而不幸早逝。舅舅的同學後來大都成了國家幹部。舅舅要是參加工作,這種小病至少不會因為醫療條件而丟掉性命。為此,姥爺捶胸頓足:“是我害了俺青子。”青子是舅舅的小名。這種負罪感,姥爺在晚年表現得更為突出,他沒事的時候就到舅舅墳上拔拔雜草,坐一陣子,白髮人送黑髮人呀!毛澤東聽說長子毛岸英在朝鮮戰場上犧牲時還淚流滿面,何況姥爺一個凡人;其內心痛苦可想而知。

　　舅舅死後不久,姥娘也因想子心切而氣病身亡。那陣子姥爺像瘋了一樣沉默寡言地在村裡村外不停轉游。因距我村僅二里路,他幾乎每天都到我家來,有時一句話也不說,吸着旱煙默默坐上半天。舅舅死後,—年輕守寡的妗子耐不住寂寞,與後街一個有妻室的村幹部廝混,被姥爺的謝家族人捉姦成雙,五花大綁在村頭槐樹上。姥爺是個極愛面子的人,對男女苟合之事一向睥睨不齒,但在族人請示如何處置我妗子時,姥爺流着淚,旱煙一袋一袋接着吸,沉默半天,寬容地說;“咱青子不在了,別再為難他了,讓她走,以後別再登謝家的門。”於是妗子帶着女兒改嫁他鄉,卻始終不忘姥爺的寬宏大量,過年過節總是派女兒來風火村探望。要知道,如果不是當年姥爺放她一馬,這種有辱門庭的事情,族人至少會把她的腿打斷。

　　心地善良的姥爺,儘管對農活兒並不精通,由於識字,為人正直,在村裡威信極高,誰家生氣打架請他去調解,紅白喜事請他當去主事。儘管是富裕中農,一個僅次於地富反壞右的階級成分,可在歷次運動中他都安然無恙。在隊里乾的是最輕巧的活兒,如看場、看青、看果園,隊里有了事,隊長總是找他出主意。上初一時我曾和同學逃課,一起騎自行車到二十五裡外的縣城,第一次進縣城就在縣農林局門外櫥窗里發現了姥爺與下放到他們村的教授在農田裡查看莊稼的照片。那個下放到風火村的河北農大教授,因為那時眾所周知的政治原因,在村裡很受冷落。而姥爺對讀書人卻非常敬重,經常找教授聊天下棋,雨後教授門前泥濘不堪,很少干體力活兒的姥爺用挎簍一趟趟從遠處背來干土填平,感動得教授直抹眼淚。、姥爺卻搓着手上的泥土安慰教授:“你是有學問的人,對國家有大用處哩!”風火村是學大寨先進村,在姥爺的帶動下,村裡對那教授逐漸重視起來,後來那教授也成了與貧下中農打成一片的又紅又專的先進典型。看了照片,同學羨慕地說:“你姥爺真不簡單。”那時破舊的縣城在我們這些鄉下孩子們眼裡不亞於現在的北京上海;而在當時的我看來,姥爺的這張照片不亞於庫爾班與毛澤東的合影。

　　姥爺在村裡受人敬重,不僅因為他人晶好、有文化,更主要是他有自己的思想。文化大革命開始后,我的姐姐哥哥也戴上紅袖標要出門造反,卻被姥爺喝住:“你們造啥反,這又不是舊社會。”哥哥說:“這是毛主席讓造反哩!”姥爺就來了氣:“那也看毛主席說得對不對,大食堂你們沒挨過餓 那也是毛主席讓搞的,後來咋樣 毛主席自己就承認錯了。”這話現在聽來稀鬆平常,可那時是一個什麼年代呀 怪不得後來說起此事,哥哥總用讚賞的口氣對我說:“咱姥爺不是一般的農民,有頭腦。”

　　姥爺有時也很幼稚。小學老師向他請教珠算問題,臨走時謙讓了一句:“要不你去給學生講講 ”姥爺卻當了真,穿着髒兮兮的長袍果真就上了講台。他用自己當學生時的語調,“我們”念成“俄們”,白鬍子一翹一翹的,笑得學生起鬨亂喊“俄們”。及至姥爺拿出絕招雙手在算盤上翻飛舞動,學生們看得眼花繚亂,都被鎮住了。姥爺這一課竟在村裡引起了學珠算小熱潮,姥爺為此很是得意了一陣子。

　　我上小學時整天泡在背語錄大批判政治浪潮中,看到我的作業本錯字連篇,姥爺就吵;“就你這樣兒將來能成啥事 ”每次吃罷晚飯我提着燈籠送他回家時,姥爺就教我背一些名句,“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不進則退、非進退也,彼進而我不進。是為退也”等等,他教一句我背一句,然後連起來背,等我完全記住后他再解釋什麼意思,鼓勵我好好學習天天向上。月光如水,春夜寂寥,姥爺和我的聲音像滿地遊走的鬼火一樣,在那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年代里閃爍。那是反潮流交白卷如日中天的時候,幾乎所有傳統文化知識都成了封資修,人們也許沒有想到一個鄉村小知識分子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悄悄跟他們唱着對台戲。

　　晚年的姥爺,在我印象中總是在我村與他村之間的小路上奔走。那時我母親己病重在床。姥爺白天來時提着用玻璃瓶自製的燈籠,加上他一身不合時宜的長袍瓜皮帽,很滑稽,不知內情的人都認為他精神有毛病。他每天來后坐在我母親一側,默默吸着旱煙,有時勸導我母親幾句,暮色四合時我提着那昏暗的燈籠把他送走。有時他不讓我送,我就站在村口樹下默默看着那微弱的燈火和姥爺在遠處消失。當時年少的我不太理解姥爺每天的奔走,現在想來,一生坎坷的姥爺那時他的內心是如何孤獨和痛苦呀!因為他將再一次面臨白髮人送黑髮人的人間悲情,他擔心這可怕的現實又要降臨在自己身上。

　　在姥爺徹底病倒在床不久的1980年春末,我母親的生命就永遠定格在了52歲的年輪上。為了不使風燭殘年的姥爺傷心,我們所有親友都訂下同盟,對他封鎖我母親去世的消息,怕他承受不住這沉重的打擊。1982年,我師專畢業參加工作后,經常去看望他老人家,每次見面,他總是竭力打聽我母親的病情,我總是支吾着避開話題,拿出點心讓他吃,他卻推脫說:“我不吃,拿回去讓你娘吃吧!”我說家裡還有,我母親吃不完,其實我母親已去世二年。我不想哄姥爺,又不得不哄。臨走,姥爺對我說:“讓你娘別結記我,等我病好了再去看她!”我轉身跑出了屋門,在眼眶裡打轉的淚水終於噴涌而出。

　　姥爺比毛澤東多活了七年,於1983年春去世。令他老人家欣慰的是,他寄予厚望的我終於從鄉間小路走進了城市。但我這些年來並沒有多少出息,總覺得有愧於姥爺的期望。假如毛澤東和姥爺一樣長壽,姥爺能否看到我這一天呢 我不敢想。

　　去年在北京毛主席紀念堂瞻仰這位至今仍在發光的紅太陽時,我馬上想到了安葬在老家荒野

　　中的姥爺。如今除了至親,還有幾人能記得這個一生在鄉間小路上徘徊奔波的滄桑老人 這是很自然的,因為他一生沒有走出鄉間小路,因為他畢竟是一個淪落鄉間的知識分子,他的一切活動都是個人行為,沒有呼風喚雨影響歷史進程的號召力,自然也就沒有讓人們記住他的理由。

　　我村與風火村地連着地,姥爺的墳和我母親的墳僅隔一條土路,父女倆永遠相望相守,常常令我心痛。所以每年的清明節,我在祖墳上燒完紙,便再到姥爺墳上燒紙,既是替我母親盡孝心,又是感激姥爺對我人生的影響。所以,我漂泊在城市的喧鬧中,家鄉的那條小路就漂泊在我牽念中。有時我認為自己成了徹頭徹尾的城市人,早已走出了那條鄉間小路,可不曾想那條小路又尾隨我走進了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