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的大師

　　郁達夫在《懷魯迅》中說，“沒有偉大的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

　　近來許多人呼喚大師，“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這句梅貽琦先生的名言也被翻了出來，不斷地引用重複，似乎到了全民呼喚大師的時代，一向冷靜旁觀的學者們也將大師輩出的“五四”時代抬將出來，大談當時的大師如何個性，學問如何高，生活如何優越，大談當時的知識和知識分子如何如何被尊崇。中華既然號稱“泱泱大國”，人丁興旺，本着“大國必有航母”的邏輯，自然要求“大國必有大師”，遍尋不見便大聲疾呼。一時之下，輿論沸騰，似乎一旦眾人尋着一位大師，立刻就會奉為珍寶，視為國之寶器。

　　時隔不遠，卻發生了“魯迅大撤退”的事件，新學期伊始，其作品《葯》、《阿Q正傳》、《記念劉和珍君》都被“請”出了語文課本。不免破解了這個“求師若渴”的幻覺。所謂大師，所重的不惟有學問，亦應有思想，只察“大師”之名重，不審其思想如何，難免不讓人懷疑“呼喚大師”者的居心。

　　當此之時，之前洶洶的學者們卻冷靜非常，某學者指出，魯迅的很多作品並不適合中學生閱讀。例如，《葯》的情景太恐怖、《狂人日記》的情節太陰森、《阿Q正傳》的情勢太卑下。“類似這些作品，中小學生讀了以後會產生什麼心理後果呢？至於那些語言尖刻、態度猛狠的雜文，那就更不用說了”。結合起前段時間因為《背影》中的父親“橫穿鐵路，違反交通規則”而被請出語文課本的事端，大約可以猜出些端倪。

　　魯迅精神固然尖刻，卻充滿批判和質疑精神，充滿了反思和探究。然而這種精神在當世卻是不合時宜，有違“太平”。在“浮躁”和“功利”的墨鏡觀察之下，魯迅的文章必然是“不適合中學生閱讀”的，是“看不懂”的，會給廣大中小學生“造成不利的心理後果”，是註定要“大撤退”，淡出人們視野的。

　　1932年，赫胥黎就曾經在《美麗新世界》中為我們發出振聾發聵的警語：“我所擔心的是，我們雖然沒有禁書，卻已經沒有人願意讀書；我們雖然擁有着汪洋般的信息，卻日益變得被動和無助；我們雖然有着真理，然而真理卻被淹沒在了無聊煩瑣的世事中；我們有着文化，然而文化卻成為充滿感官刺激、慾望和無規則遊戲的庸俗文化。人們漸漸愛上了並開始崇拜起使他們喪失思考能力的娛樂世界。”

　　現如今，能培養“大師”的土壤尚未成型，既有的“大師”也必將逐步被人所遺忘，既不真心找尋大師，何苦亂提，擾人清夢。想起夏目漱石先生的《夢十夜》，“我選了一塊最大的，興緻勃勃地開始動工，不幸的是，鑿了老半天仍不見仁王的輪廓浮現。第二塊木頭也鑿不出仁王。第三塊木頭裡也沒有仁王。我將所有木頭都試過一次，發現這些木頭裡都沒有埋藏仁王。最後我醒悟了，原來明治時代的木頭裡根本就沒有埋藏仁王。同時，也明白了為何運慶至今仍健在的理由”。可哀的是，如今“大師”既不存於當世的“木頭”中，“運慶”也將不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