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師劉保民

　　劉保民是我初中時的老師，在初中的許多老師中，他給我的印象最深，在以後的歲月里也交往最多，所以至今不忘。

　　一九六七年秋天，我上初中了，那時，老師還處在挨批的地位，師道尊嚴盡失。開學不到一個月，我們班就趕走了三個班主任。一天，教導主任帶着一個男老師走進教室，那個老師，三十五、六歲，中等個子，胖臉，戴着一副厚瓶底似的深度近視眼鏡，兩隻鼓鼓的金魚眼，鼓鼓的腮幫，門牙外露，穿一身很舊的藍色解放裝，兩個胳膊上戴着護袖，不像老師，倒像是一個搬運工人。教導主任說：“這是你們新的班主任——劉老師。”說完就匆匆離開了，留下那個劉老師一人在課堂上。這時，我們又來了老一套，一人領頭喊：“一、二、三”其他人齊聲應道：“我們——不要！”許多人趁勢敲起了桌子，亂成一團。那位劉老師不動聲色地站着，待喧鬧聲稍息，他就像什麼事也沒有發生一樣，用平靜的聲音說，：“我姓劉，叫劉保民。”轉身在黑板上寫下“劉保民”三字，其中“民”字寫得特別大，下面還劃了兩道杠杠，說：“我不是保皇派，我是誓死保衛人民的革命派。”他的這番開場白，立即拉近了與學生們的距離。這時，又有人領頭喊頭喊道：“一、二、三”但響應的人已經很少。同學們都以好奇的目光看着劉保民，等他繼續往下講。這時，劉保民又說：“我是個長得很有特色的人，你們看我象不象電影《小兵張嘎》里那個吃西瓜的胖翻譯官。”一句話說得同學們哄堂大笑。的確，他與《小兵張嘎》里的那個胖翻譯官，長得實在是太像了……就這樣，他贏得了我們的感情。

　　他原名叫劉保明，“文革”開始后改為劉保民，徐州人，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中期畢業於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但在我們學校時，履歷表上填寫的卻是初中畢業。那個時期，知識分子是抬不起頭來的，我們學校老師中，最神氣的是一個英語老師，只有他不怕學生，因為他是高中學歷，據說，“文革”前一年，他考上了清華大學，卻因父親政治問題未被錄取。記得我們初上英語課時，感覺很新奇，許多學生拿着英語課本去請他寫個英文名字，他扳起一副嚴肅的面孔訓斥道：“都像你們這樣，我忙得過來嗎？”劉保民與學生的關係非常融洽，可以說完全打成了一片，只要不上課，他的宿舍從早到晚，就滿是學生。那時，他的愛人和小孩都在南通，他的家務，諸如洗衣服，生爐子，燒水做飯，幾乎都由學生們包了下來。除了在課堂上，他也與我們一樣，全喊學生的渾名，什麼麻雀頭、蛋白質、半邊紅等。他學問淵博，口才好，語文課上得非常好，他上課的時候，窗外常常擠滿了人。那時，我們用的教材，是地區革委會文教組教研室編的，語文書上的課文，大部分是毛主席的詩詞文章，也有少量的經典文學作品，如《草船借箭》、《景陽崗打虎》、《鴻門宴》、魯迅的小說和散文等。他就利用講解這些課文之機，枝蔓開去，由毛主席詩詞講到屈原、曹操、李白、蘇東坡、陸遊；由那些經典課文，講到《三國演義》、《水滸傳》、《史記》和魯迅的《阿Q正傳》……讓我們大開了眼界，以後幾十年，我一直酷愛文學，視為生命，可能就是那時受了他的影響。

　　一九七０年冬天，我初中畢業參了軍，直到新兵出發前一天的下午，我才接到入伍通知，因此，來不及與同學、朋友們告別。第二天清晨，隊伍出發時，剛走出縣武裝部大門，卻見劉保民在那裡等着，他把班上同學都帶來了，不知他是從何處得到消息的。他緊拉住我的手說：“我們班又多了一個光榮的人民解放軍。”又從隨身帶着的包里拿出一本小書遞給我說：“時間匆忙，沒來得及準備，這本書送給你，到部隊好好學習。”那是一本毛主席五篇哲學著作的紅塑料面子的小書，上面有他的簽名。我去當兵，劉保民是很高興的，而且他感到自豪，在我之前，我們班已有三人去了部隊，每次他都帶着全班同學到輪船碼頭去送行。他不止一次地在班上講：“我們這一屆七個班，我們班上參軍的人最多。”那三個同學到部隊后給他來信，他都將信在課堂上讀給我們聽。

　　到了部隊后，我給劉保民寫了一封信，他立即回了信。可是當我再給他寫信時，卻再也不見他的回信。我把這事寫信告訴家裡，不久，收到我姐姐一封回信，說劉保民是一個五.一六分子，已經被隔離審查了，叫我以後千萬不要再和他通信。於是，幾年當兵期間，我就再也沒有給他去過信。

　　一九七五年，我退伍后，酷愛學習，卻苦於找不到書，於是我又去找劉保民。他已經平反，那個“五一六”是個根本不存在的組織。他還在我們原來那個學校，見到我他很高興，指着宿舍里滿滿兩大書櫥的書對我說：“你想看什麼書，可以隨便拿。”後來他調到北門縣教師進修學校，我又去聽他的課，聽他講了一個學期毛主席的《矛盾論》。為了感謝他，一次，我買了兩斤白糖送給他。那時白糖還要憑票供應，他堅決不要，推讓再三，付了錢，並說：“以後千萬不要這樣。”

　　一九七八年春節，他沒有回南通和家人團聚。大年三十，我去請他到我家過年，他不來。春節，我到他宿捨去，他正一人坐着喝茶，見我來十分高興，到廚房拎來一隻火爐，我們圍爐而談。那天他給我講了巴爾扎克和《人間喜劇》，講了維克多.雨果和《笑面人》，講了司湯達和《紅與黑》，還講了普希金、屠格涅夫、托爾斯泰……

　　大概是一九八０年的一天，我在街上遇見他。他很高興地告訴我，他調到地區文教局教研室工作了，又說：“現在近了，你可以常來玩。”地區文教局教研室和我那時的單位在一條街上，相距百十米。以後，我就常常在上班的時候到他那裡去玩。那一段時期，我們交往最多，所談的大多也是文學。不久，他當上了地區文教局教研室副主任。到了一九八三年，撤地建市，文化局與教育局分開，他又當上了市教育局中教科科長。那可是個炙手可熱的職位，大到市長，小到百姓，誰家沒有小孩上中學呢？也就是從那以後，他對我的態度變了，我再到他那裡去時，他不再給我讓坐，也不再給我倒茶，說話也少了，後來，我一到他那裡，他就站起身，拉着我的手，一邊說話，一邊往外走，送到門口，握幾下說，“以後有空來玩”，就轉身進去了。開始，我以為他是工作忙，沒時間陪我，我就在休息的時候到他家裡去，可是到他家也是如此。一次，他打電話叫我給他買一種葯。我送葯給他時，他正在打乒乓球，看見我來，他並沒有停下，我想，可能要等他一局打完，可是他一局打完后又打第二局、第三局……全然沒有顧及到我在旁邊等着他。我很不高興，幾次想離開。終於，他結束了打球，一邊擦着汗，一邊走過我身邊將我拍拍，和他打球的人說著話走回辦公室，收下藥，然後又是那一套：拉着我的手，走到外面，握幾下說：“以後有空來玩。”那一次，我就決定，以後再也不與他來往。

　　一九八四年五月，與上次去見他又過了半年，一次，我在上班途中遇見他，我裝着沒看見，他卻叫住了我，問我：“最近怎麼不來玩？”我說：“工作比較忙。”他又說：“以後有空來玩吧。”又叫我給他搞兩個裝糖果的盒子。我不願意到他那裡去，直到那年國慶節，我到北門公園去玩，才順便將盒子給他帶去。卻見他坐在輪椅里，口不能言，一雙眼睛淒楚地望着我，原來他已經中風。他的愛人面帶怨氣地對我說：“你們劉老師差點就沒命了。平時門坎都被踏破，生了病，一個也不上門了。”我連聲打招呼，說我真的不知道。

　　說話間到了一九八七年，一次赴宴，遇到一位初中同學，說劉保民死了。我聽了毫不覺得突然，得那種病的人，就如風中殘燭，隨時都會熄滅。於是在我心中，劉保民就已經故去了。又過了幾年，好像是在一九九五年，一次，我去機關門診看病，遠遠地看見對面來了兩人，坐在輪椅上的好像是劉保民。我滿腹狐疑，近前一看果然是他，吃了一驚，才知道，幾年前那位同學所說不實。二00五年夏的一天，我到北街一家書店去買書，看見劉保民坐着輪椅，停靠在路旁一個郵政報亭旁，兩眼痴痴獃呆地打量着這個喧嚷的世界，身旁站着一個保姆模樣的婦女。那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於今又過去將近10年，他現在還在嗎？他的愛人周老師，與他是大學同學，現在也有八十多歲了。